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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健康威脅最嚴重的當屬空氣中看不見摸不着的病毒。随着科技的發展，現在醫療水平正在逐步提高，許多疑難雜症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由病毒引起的一些列具有傳播性的病情被統稱為疫病，例如當下對生活産生嚴重影響的新冠肺炎疫情。

這次疫情已持續了三年，反反複複難以根治，這還是在我國醫療水平相對完善的情況下，試想一下這個病毒出現在醫療設施不完善的秦漢時期，秦漢人會如何進行防疫呢？

早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就有關于“疫”一字的記錄。到了秦漢時期，則用“疫疠”、“疫氣”等形容傳染性疾病，但這時所指的“疫病”為一般流行病，不特指某種傳染性疾病。如《素問·六元正經大論》雲：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

雖然“疫”和“疠”都被秦漢用來表示具有傳染性的疾病，但二者表示的程度略有不同。“疠”字在漢代以前應用廣泛，《說文解字》中雲：“疠，惡疾也”，指緻病力較強的惡性疾病，并非專指傳染性疾病。

東漢王充在《論衡》中提到：“饑謹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病，千戶滅門”。将“疫”與“疠”兩字連用，“疫疠”一詞才專指傳染性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今天形容疫病所說的“瘟”在秦漢時期并沒有出現。“瘟疫”一詞最早出現在東晉，并在宋代被廣泛使用，且用來專指傳染性疾病。

秦漢時期疫情多發，其中以東漢末年建安年間的大疫最為慘烈。曹植在《說疫氣》中說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氣流行。每家每戶都能看到屍體，聽到哀痛的哭聲。有的全家消亡，有的滿族傾覆。

同樣在河南南陽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中，有為數衆多的“驅魔逐疫圖”“神荼郁壘圖”“方相氏”圖等，這些内容多是漢代平民百姓逐疫避邪祈求平安的曆史痕迹。

雖然秦漢時期尚未形成明确完整的疫病概念，但對于這類傳染性流行性疾病已有相對成熟的認識及防治措施。

古代通常将大疫與地震、幹旱、蝗災等列為天災。每當疫病發生時，秦漢時期的普通老百姓們大多跪地祈求老天爺保佑。

這樣做隻能在心靈上得到慰藉，科學的醫療治療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統治階級相對于底層平民更依賴醫療技術，所以每當疫情爆發，中央和地方都會派遣官員前往疫區視察并免費給病人治療和發放藥品。

《漢書》記載：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地區突發大疫，皇帝“派遣光祿大夫前去安撫視察并想辦法醫治”。

除了皇帝直接委派以外，一些地方官員自己也會加入到這個送醫送藥的行列之中。

如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 年），會稽地區有數以萬計的百姓死于疫疠，鐘離意帶着醫生和藥物親自前往疫區給病患者治療，許多百姓都因為他的救治而活了下來。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東漢時期，由朝廷出面免費送醫送藥的做法已經成為疫情發生時的一種常态，百姓 “多蒙濟活”。

這對于在當時有限醫療條件下的疫情防控應該是起到了積極有利的作用，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和手段。

不過當時派遣的官員都是皇帝的近臣，很少有太醫院精通醫術的官員。這麼做的目的更多的傾向于統治者派近臣代表他們去安撫疫區、撫恤百姓、穩定民心。

而真正懂醫術的大夫大多數則被留在皇宮為統治階級和貴族治病。

因為疫病具有傳染性，秦漢時期的防疫也會設置專門區域，用來隔離已經染病的病人，防止疾病擴散。

如湖北雲夢縣秦墓出土的《法律答問》中記載了麻風病的發現過程和麻風病人的犯罪情況。秦律主張将麻風病人送至“疬遷所”處置，如确定患病，則立即沉水淹死。

由此可以看出麻風病在秦代是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重型傳染病。

到了漢代，則更加完善了關于隔離場所的政策。如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夏天，郡國蝗災泛濫，大批難民流亡，許多地方由此引發了疫疠。

為了安置患病難民，政府采取“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的措施，專門空出一些官宅作為臨時“醫院”。

有了隔離場所，秦漢時期人們在面對疫情的時候不至于出現完全控制不住的情況，可以第一時間采取相應的隔離措施，将病患定點治療。

這種方式對于阻止疫情快速傳播、控制疫情蔓延都是非常有效的。

患病的秦漢人進入隔離場所後缺衣少糧，為了解決他們的溫飽，統治階級主張開倉放糧，并給窮苦的人家送去冬衣。

如西漢元帝即位之初，關東地區連年受災，難民饑寒交迫，該地區并且暴發了 疫疠。于是皇帝下诏讓官吏轉運糧草和打開糧倉以救濟百姓，另外還給那些窮人送去一些過冬的衣物。

此外，政府還會出錢安葬由于大規模疫情死亡的人，并對人口減少，農業生産力下降的疫區進行免租減稅，減少疫區老百姓的負擔。

如西漢宣帝在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曾下诏，免除受到疫病嚴重影響的郡國應上繳的租金和關稅。

無論是派人安撫、贈藥贈糧，還是減租免稅都無法完全消滅疫情，但是這些利民政策的提出，有利于緩解疫區人民的生活壓力。

而正因為這些政策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傳播，秦漢人們對“疫氣”屬天災，以及依賴巫術消滅疫情的思想發生了轉變。

先秦時期由于醫巫尚未完全脫離，故早期對于疫病病因多從鬼神緻病考慮。東漢劉熙《釋名·釋天》言：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此時人們認為疫病多為鬼神驅役。

不過秦墓出土的簡牍《诘咎》篇已經開始刻意區分不同疾病，根據患病的症狀來區分由不同的鬼神作怪，從而采用不同的法術來驅鬼治病。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時的人們已經開始注意疫病有一定的特性。

随着古代思想的不斷進步，鬼神緻疫說逐漸被慢慢淡化，東漢曹植在描述建安大疫時說：

“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他對這種觀點提出批駁，并認為疫病是由于“陰陽失位， 寒暑錯時”所緻，這也代表了漢代時期對疫病病因的主流認識。

到了東漢則湧現出了與鬼神巫術完全相反的中醫理論，即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所創立的六經辨證思想。這在治療各類外感及傳染性疾病中均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從巫術到科學的中醫治療，秦漢時期的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這一時期也是中醫的發展源頭與成熟時期，擺脫了原始的巫術思維，發展出相對完善的疫病預防體系。

秦漢時期中醫在治療疫病方面也在不斷進行着探索實踐，并對後世中醫治療疫病産生了深遠影響，直接啟發了明清時期溫病學派的創 立，時至今日仍發揮着其巨大的臨床價值。

例如，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治療中有着明顯臨床療效的清肺排毒 湯即來自于《傷寒雜病論》中麻杏石甘湯、射幹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等方劑加減化裁而成，可見兩千餘年前的傷寒經方仍然發揮着抗擊疫情的作用。

參考文獻：

《漢書》

《傷寒雜病論》

《黃帝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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