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四個春天》海報

“野蠻生長”出的真正詩意 ——評紀錄電影《四個春天》

王文靜

在《四個春天》獲第55屆台北金馬影展最佳剪輯提名和最佳紀錄片提名，并一舉拿下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長片獎之後，導演陸慶屹曾經非常直白地回答關于電影如何架構的問題，“說實話沒有什麼架構，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陸慶屹所說的“自然”，當然包括他作為職業攝影師的拍攝自覺，包括他本人對連續拍了4年、積累了250小時的影像的熟悉程度，但首先還是得益于影片流暢連續的日常取材。這部以家庭日常生活為表現内容的紀錄片，主角是導演的父母。他們在黔南小城裡過着有滋有味的生活：漿洗縫補、采藥做飯、熏烤香腸、研究孩子們回家的菜單；邊翻看從前的照片邊談笑打趣；看燕子的來去，接聽遠在東北的女兒的電話，或者彈唱一曲貴州風的民謠。“春天”在片中并不是簡單的紀年，用以記錄幾乎沒有差别的生活瑣事；也不僅僅是一種希望的象征和對未來的期冀；實際上春天作為時間軸線，是作為影片的時空視角對父母的日常生活進行整理和介入，時間成為了一個角色。

紀錄電影《四個春天》劇照

電影中的父母笃信“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他們的這一觀念貫穿在四個春天裡。在輕松歡樂的第一個春天裡，精通二胡、小提琴等多種樂器的父親和能歌善舞、樂觀開朗的母親多次唱起貴州山歌，他們在兒女的“起哄”下喝交杯酒，相互染着已經灰白的頭發，主調溫馨和諧，色彩鮮豔明麗。但這裡的“藝術”和“娛樂”不是父母生活的調料，他們春天踏青的時候唱，做家務的時候唱，曬草藥的時候唱，就是在二伯和女兒慶偉的病榻前也唱。藝術變身音樂和攝影，成為父母老年生活的打開方式，并分别“遺傳”給了大兒子慶松和小兒子慶屹，他們一個從事音樂行業，一個就是本片的導演。父母的生活情态成為一種飽滿豐盈的水源，滋潤和感染了每一個家庭成員。當這樣的簡單生活被觀衆接受和認可的時候，其中蘊含的樸素詩意不可避免地被一再放大。但這詩意并不是濾鏡和後期帶來的刻意美化，也不是導演對日常生活的主觀選擇，他的鏡頭不過是一台尼康D800，沒有專門的收音話筒，不但幀率跟電影鏡頭不吻合，聲音與電影聲道也不匹配，這種剝離于揀選和制作之外的詩意沒有矯飾，也就遠離了造作，充滿原生态的氣息。

紀錄電影《四個春天》劇照

鏡頭中“野蠻生長”出的真正詩意，更容易變成直擊人心的持久力量。在第二個春天，姐姐慶偉患肺癌去世。家中這個“60後”的女兒，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的錄像裡蹦蹦跳跳，曾經在飯桌上得意地跟父母轉述火車上的旅客如何把她當做“80後”，但病床上的她面容枯槁，幹裂的嘴唇一翕一張着對媽媽說：“我覺得好恐怖啊！”白發人送黑發人成為父母春天裡的寒冬，但影片并不把苦難處理為戲劇性的轉折，它就像早些時候他們去看望生病的二伯一樣，遺憾的是慶偉沒有康複。鏡頭在表現父母晚年喪女的哀痛時，并不拒絕用中近景來呈現守靈時張着嘴睡着的媽媽、瞬間蒼老寡言的爸爸，但這樣的鏡頭矜持而克制，盡管導演在鏡頭後面的哽咽也若隐若現，但并沒有以此引爆觀衆悲傷的情緒，沒有使父母的痛苦淪為廉價的消費。

紀錄電影《四個春天》劇照

快樂的日子詩意，平淡的日子詩意，痛苦過後的日子還是一樣保留着那簡單樸素的詩意。後來的春天裡，父母在女兒的墳前種菜、墳頭種花，希望這些燦爛的生命陪伴着女兒；他們仍然在吃飯的時候給女兒放上碗筷盛上飯，不是難以自拔的悲悲戚戚，而是平靜溫和的呼喚：“慶偉，你也吃飯。”平和積極、豁朗達觀的生活态度成為無聲處的驚雷，成為影片持久的力量。

但不可忽視的是，被譽為人的“生存之鏡”的紀錄片，受社會學語境和大衆文化影響，極易屈服于邊緣化和娛樂化的主題，在價值的兩極中表現出對戲劇性和消費性的依賴；“關懷人文”的藝術使命變成了關懷弱勢和叙述奇觀的局部呈現，并一度滑向沒有黑暗就沒有深度、沒有醜陋就沒有價值、沒有離奇就沒有意義的錯誤理解。那麼對于“一年回一次家，春節見一次父母”的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的縮影，同樣有難以團聚的遺憾，有稍縱即逝的歡樂，有不得不離别的隐痛，《四個春天》選擇了一種真正回歸民間的情感樣本。這部作品中的父母之所以看哭了觀衆，不是因為他們是“别人家的父母”，恰恰相反，他們更像自己的父母，特别有對于平凡生活的忍耐與自适，有對挫折、傷病和不美好的消化和接受，這種力量正是一些标榜“将視線轉回民間”的影片所忽視的。

紀錄電影《四個春天》劇照

城市化進程對民間符号的吞噬、對民間傳統的傾軋以及對家庭關系、家庭結構的改變，讓更多的影視作品願意把視點聚焦在背井離鄉、骨肉分離、融不進的城市以及回不去的鄉村上。民間性與現代性的對決的确更容易再現真實的民間，而“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養老、教育等等問題也解構着關于鄉村的詩意概念。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碰撞中，有《鄉愁》這樣以冷靜的責任感對創傷和摩擦進行叙述的抒寫，也有《四個春天》這樣以溫暖的情懷對幸福和磨難進行呈現的生活哲學。但置身時代，除了揭開生活的面紗，露出它的疤痕之外，是否也應該有作品來做出怎樣活下去的指引和回答，并捧出溫熱的微笑和眼淚？

2018年7月，評委會給獲得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獎的《四個春天》的評語中說，“平和的歌聲融在暖意盎然的日常角落，生命的真谛诠釋歡聚别離的終極孤獨。紀錄片固有的控訴性和邊緣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無形。”《四個春天》用春天的視角和父母的生活完成了一次對生活的緻敬，陸慶屹說“我覺得幸福是特别難拍的”，但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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