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畢淑敏

來源：畢淑敏（ID：bishumin_xingfu）

不會洗碗的男人不是好丈夫。

古時的民諺和今時的營養學家都教誨我們“晚吃少”，但對于忙碌的普通人來說，晚飯總是一天中最隆重的家庭盛宴。

于是，有了“晚飯後，誰來洗碗”的問題。

如果奢華到可以去飯館裡吃，自然是服務員來洗。如果雇了保姆或小時工，就是打工者洗。如果家中有任勞任怨的前輩，就是老人來洗。如果要鍛煉嬌生慣養的子女，就是孩子來洗……

當然還有種種的特殊情況，都不在本文範圍。這裡讨論的對象，特指夫妻雙雙上班、收入平平、買不起洗碗機的工薪族，也就是說，将它局限在最普通的飲食男女之間。

洗碗之所以是一個問題，因為每一個家庭不可以須臾離開它。聽過一對新婚夫婦大打出手的傳聞，起因就是誰都不願意洗碗，便每頓飯啟用新碗。好在是新人，親朋志喜的禮物裡有大量碗盆。

然而坐吃山空，當最後一個碗也幹涸了湯汁之後，男方指責女方不盡婦道，女方說：“碗又不是我一個人消耗的，憑什麼非要我來洗？”争論的結果是從文鬥變成武鬥，所有的碗摔碎之後，分道揚镳。

這個故事也許極端了一些，但月光下，沒有因為晚飯後洗碗問題有過龃龉的家庭，大約不多。

認識一位男勞模的妻子，負擔了絕大多數的家務，真是高風亮節，但是她拒絕洗碗。

客人到她家，看到窗明幾淨，唯有廚房裡堆積着成山的髒碗。大家說：“你既然把别的事都做了，何苦和這幾個碗過不去呢？一捋袖子幾分鐘不就幹完了嗎？”

女人說：“我什麼都幹了，他單刷個碗還不應該嗎？要是連碗都不洗，這個家還有個公平沒有呢？”

家庭内部，洗碗有象征意義。它不單是一個體力勞動的問題，還具有某種價值法則。

晚飯後，誰洗碗？我不是權威的統計部門，采取的是很局限、很笨拙的口頭調查。問了十個家庭，結果有八位主婦揚眉吐氣地告訴我：“晚飯後，丈夫在洗碗！”

我相信這個數據的部分可靠性。很多男子漢不無自豪神色地談到自己“氣管炎”的時候，最充分的一個論據是——我們家的碗都是我洗的！

洗碗于是成了中國城市男人值得誇耀的家務政績，成了中國女人“翻身得解放”的鐵案。

沾滿油污的碗，真就承載了那麼強大的心理價值嗎？

許多年前的大家庭，洗碗也許是很繁重的勞動，要到井旁打水，要用堿去油污，打碎了碗要受到長輩的斥責……但在如今的城市裡，工序已被大大簡化。水是自來水，油膩由“洗潔靈”對付，抹布由“百潔絲”代替……一個三口之家的鍋碗瓢盆，假如是手腳比較利索的人勤勉操作，一定可以在十分鐘内結束戰鬥。

洗碗隻是諸多家務勞動中的一項，雖然比較煩瑣。它現在被女人得意地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或者說是被男人有意貶到一個下賤的地位，是否為了掩蓋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家庭中誰負擔了更多的勞動？

例如，晚飯是誰做的呢？隻要不是讓家人吃方便面，一頓初具規模的晚飯，從自由市場的采買，到熱氣騰騰地端上餐桌，必定比洗碗要耗費數倍的時間與體力。

在我上述調查的十個家庭中，都是女人做飯。我們甚至可以說，洗碗的男人絕大多數是不做飯的。因為不做飯，他的愧疚、補償、感激、将功折罪，就表現為洗碗的行動。

洗碗在家庭中的懲罰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你沒做飯，所以你得洗碗。”女人說。

因為男人洗了碗，洗碗又是一種卑下的勞動，所以男女找到了一個對等的支點，于是心理平衡。

但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洗碗和做飯的勞動量和它們的技術含量并不相等。人為地将某一種勞動打上恥辱或者高尚的印記，給予勞動本身一種原本不屬于它的附加值，有意無意中為一個深藏不露的目的服務——用較少的勞動與較多的勞動平衡。

這種平衡不單是體力時間，而且是心理、道義、輿論。換句話說，是用一種虛幻空洞的口頭價值，彌補勞動上實實在在的赤字。

洗碗的男人自我誇耀，幾乎成了一種社會習尚。也許是善意吧，但我以為，本質上是洗碗者不自覺的自我辯護，是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特制的盾牌。

男人和女人同樣奔波，同樣辛苦。回到家裡，共同承擔家務，這其中很難分清誰應該幹得更多一些。

但洗碗與做飯就像散步與疾跑，它們的勞動量顯然是不相等的。一定要說它們相等，或者用種種調侃和誤導，讓它們之間的天平指針保持平衡，假如不是糊塗，就有些像瞞天過海的小商販，成心要缺斤短兩。

晚飯後洗碗的那個人，是很辛苦的。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但洗碗隻是所有家務勞動當中的一部分，一隻碗無法抵擋煩瑣、細緻、辛苦的其他勞動。誇大一點不提其餘，便彌漫着别有用心的味道了。

作者：畢淑敏，國家一級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注冊心理咨詢師。著有《畢淑敏文集》十二卷，長篇小說《紅處方》《血玲珑》等暢銷書。來源：微信公衆号“畢淑敏”（ID：bishumin_xingfu）原标題《不會洗碗的男人不是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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