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字在六書中的造字類型?申小龍：為什麼是形聲字？——談言文關系中早慧的“中國式現代化”，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受字在六書中的造字類型?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受字在六書中的造字類型

申小龍：為什麼是形聲字？——談言文關系中早慧的“中國式現代化”

中文系16級小王同學來信：

“關于漢字的造字法，從漢朝以來，相沿有‘六書’的說法。一般來說，漢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還包括轉注和假借（嚴格說來這兩種應屬于用字的方法。）

“形聲是由形旁和聲旁拼合造字的方法。今天我們所用的漢字，80%以上都是形聲字。形聲字通常一半表音，一半表義，因而我覺得它能傳達出很多含義。但其它造字法産生的一些字我覺得理解起來會有些困難，比如指事字中的‘上、下’還比較好理解，‘兇’啊這樣的，我覺得就有些勉強，所以是不是因此形聲字就成了漢字發展的主流？”

為什麼是形聲字？小王同學的理解是形聲字比象形字好懂。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從形聲字的視角回顧一下漢字演變的過程，然後思考貫注其中的曆史邏輯，并展開去，談談中文的建構力量。

一、漢字演變的形聲字視角

1. 形聲字的原生性：甲骨文造字法四體具備

漢字的文化形态經曆了一個不斷符号化的遞嬗。

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過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因為在龍山文化出土的夏代初期的陶瓷殘片中，已發現用于記事的漢字。

殷商文字的代表是甲骨文。這種文字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多種造字法，并大量使用假借字。

2. 形聲字的“胎記”：早期漢字的圖畫印痕

早期漢字還保留着種種圖畫文字的“胎迹”。例如：

一些義近的偏旁可以互相代換，如從牛的可以從羊，從豕的可以從鹿，從人的可以從女。

同一個字可以用不同的偏旁組合，如“正（征）”字既可以口（城）止（趾）會意，也可以兩止（趾）會意。

偏旁的位置也不固定。同一個字還可以不同的方式造型。例如“鳳”字，象形造字為鳥形，形聲造字又加凡聲；再如“星”字，象形造字為品形，形聲造字又加生聲。

同一個字的偏旁還可繁可簡，如“網”字形的網中交叉線條可從幾畫到十幾畫。

這都表明甲骨文字還沒有完全定型化。而異體叢生正是象形造字必然帶有的弱點。

3. 形聲字的坐大：象形字的線條化與形聲互注的趨勢化

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字畢竟在符号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

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展漢字的表意功能，使漢字能大量适應日常交際中新概念新語彙的形成。

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體上加形符“水”；

“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體上加形符“示”；

“災”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聲符“才”；

“雞”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聲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結構上與甲骨文沒有很大的不同。

4. 秦系文字的直線化與小篆的簡化

春秋戰國時代，由于社會變革，封建割據沖破了漢字的統一規範。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對漢字作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簡化。

但漢字發展的曆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漢字發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現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

尤其是在秦統一天下後整理、推行的小篆，已經不再“随體诘屈”，而是字形簡化，形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合文淘汰。

秦系文字的進一步發展，終于導緻漢字形态的巨變，産生了隸書。

5. 形聲字的“不像”：隸書使漢字徹底擺脫了描繪

隸書前的古漢字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性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

隸變将圓潤的線條改為方折的筆畫，使漢字的書寫徹底擺脫了“描繪”而成為符号的書寫。

隸書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被簡化成單一的符号，例如：

隸書中“鳥”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鳥爪的象形符号；

隸書中“燕”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

隸書中“魚”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魚尾的象形符号；

隸書中“然（燃）”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火的象形符号。

統一改為四點以後，這些字的象形作用明顯淡化，而符号性增強了。

同樣，隸書中“奉”“奏”“春”“秦”“泰”諸字的上部在小篆中也是不同的形符，統一後也難以“據形索義”了。

在小篆中榮華之“華”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草頭，華山之“華”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山”，隸書中一律作“華”。由于形符的簡化和統一，許多字難以看出本義來。

再如“氣”的本義為雲氣，“氣”的本義為祭祀或饋贈用的活牲或谷物。在隸書中用“氣”表“乞”（後又減去一筆），用“氣”表“氣”，又造一個“餼 ”字表“氣”的本義。

又如“渴”的本義是“盡”，隸變後表示“欲飲”；

“竭”的本義是“負舉”，隸變後表示“盡”；

“揭”的本義是“高舉”，隸變後表示“負舉”。

這些都在隸變後失去本義，而在後代文字學家看來是近“訛”的。王念孫就說：

“賊之從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從貝剌聲而改從負，半訛也。”（《重刻說文解字序》）

隸變後“布”已看不出“從巾父聲”，“年”已看不出“從禾千聲”，“書（書）”已看不“從聿者聲”，“春”已看不出“從草日，屯聲”，“香”已看不出“從黍從甘”，“犀”已看不出“從牛尾聲”，“表”已看不出“從衣毛聲”。

在符号化的過程中，漢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價。

6. 形聲字的“不像之像”：隸書的曲折之“象”

隸變并沒有改變漢字象形表意的性質，隻不過使漢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大簡化了。隸變後的漢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據。

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畫有車廂、車輪、車衡、車轅、車轭、馬、辔、車轄。隸書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個車廂和兩個象征性的車輪。

“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隸書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

“從”字在甲骨文中以雙人與道路（彳）會意，表示行動相從。隸書中的“從”字仍保留了此形此義。

“塵”字在小篆中以三隻“鹿”加“土”會意。隸書中的“塵”字保留了一個“鹿”形。

“曆”字在古漢字中從止從林表示經過，隸書中不變。

當然，在形的像與不像之間，隸書往往“象”得十分曲折。例如“鹿”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個頭、角、腿、尾俱全的形象，角有許多枝叉。後來在小篆中已減為兩個角叉，在隸書中隻有象征性的一點一橫了。

這種曲折之“象”在隸書對偏旁的整理簡化中也很明顯。在古漢字中，同一個象形符号無論作單字還是作偏旁都是一樣的形狀，而在隸書中——

“手”形作偏旁則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

“示”形作偏旁則左有“祖”，下有“祭”；

“犬”形作偏旁則左有“狗”，右有“猷”，下有“獒”；

“火”形作偏旁則左有“炮”，下有“然”“焚”，上有“光”；

“水”形作偏旁則左有“河”，下有“漿”；

“心”形作偏旁則左有“性”，下有“恭”“志”；

“邑”形作偏旁或為“都”，或為“浥”；

“阜”形作偏旁成了“陳”；

“肉”形作偏旁則在左、右為“肝”“胡”，在下或為“脔”，或為“肯”。

從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隸變後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态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理據。而同時，隸變後的漢字又大大便于書寫了。顯然，這是漢字表意功能在發展中的自我完善。

二、漢字演變的原邏輯

我們回顧漢字演變的曆史，可以發現貫注其中的兩條十分強勢的曆史邏輯：

（一）符号化：漢字發展的工具理性

符号化是漢字與生俱來的發展理性。文字在一開始總是祈望于“描繪”和“指物”，但語言中的概念越來越豐富，這兩種方法的局限也越來越明顯：

一是并非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畫像，二是畫出來的意思不容易理解，三是用字形畫像速度跟不上語言的發展。

“不勝負擔”之下，文字必然走便利之“捷徑”。其中不可避免的選擇就是假借用法——借一個現成的字來記錄新詞的音。從象形的依靠到象音的依靠，是漢字發展工具理性的強勢表達。

但假借字一多，對漢字的本質構成了難以容忍的挑戰：說好的表意功能呢？而且漢語有大量同音詞，用假借字記音，難以分辨它到底記錄的是哪一個詞。我們閱讀上古文獻，能夠感受到假借字的“神出鬼沒”造成閱讀的很大障礙。

為了避免字義混淆，古人開始自覺地給假借字加注意符，兼顧漢字表意和記詞的要求。這顯然是抑制漢字無理據符号化的努力。

（二）寫意化：漢字發展的價值理性

1. 中西視角下的形聲字：音化vs意化

形聲字的出現及其蔚為大觀，從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視角看，是漢字表音趨勢的體現；從漢字文化的視角看，是漢字表意功能的完善，也是漢字适應漢語特點的表現。

形聲字以意化加強對假借字的“管理”和改造，抑制住漢字“不可理喻”的工具理性，用平衡音義的靈活身段，才真正适應了漢語的發展。

2. 形聲字的結構邏輯：讓音化成為意化的内在機制

（1）漢字思維的初心：“非形态”口語的符号意化補償

漢語是一種非形态語言，音節簡單，同音詞豐富，結構信息“含而不露”。這樣的特點在口語上有各種“副語言”和環境信息的幫助，在書面上則依靠字形表意來補償。這是漢字思維的初心。正如張世祿先生所說：

“中國文字的這種特性，所謂表意文字，它的存在是以中國的語言為背景的。因之我們要解決中國文字上的任何問題，一方面固然要論到形體方面的現象。另一方面尤須注意中國語言的特性，以及它和文字演進的關系。”

假借字顯然放大了口語中大量同音不同義現象的消極面，它也不适合漢族人造字、用字、識字的“望文生義”的心理和習慣。而加注意符的形聲字緩和了造字與語言發展不相适應的矛盾；同時又适應了漢語思維寫意的特點，無疑是漢字發展的最佳方案。

（2）形聲字的原邏輯：望文生義

正因為形聲字旨在将字音納入意化的内在機制，所以我們看到，在形聲造字中，聲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的，而隻是大概地譬況一下，而且這個音化的成分還往往兼表意義。

例如“加”在“駕”中是聲符，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駕之言以車加于馬也”。在《說文解字》中，“亦聲”（聲符兼表意）構字有212例。“右文說”更顯示許多形聲字的聲符義與字義高度吻合。

有些形聲字的聲符甚至是該字的象形本字，例如：

“洲”指水中的陸地，原作“州”，《字彙》“洲，本作州，後人加水以别州縣之字也。”

“燃火”的“然”被假借為代詞“然”後，又對原象形字加注火旁，成“燃”字。此時“燃”作為“形聲字”，完全是後人用工具理性對字形“重新分析”的結果。

“簸箕”的“其”被假借為代詞和副詞的“其”後，又對原象形字加注竹旁，成“箕”字。類似的“形聲字”還有“溢、暮、源、嗅、懸”等。它們表面上是形聲結構，實質是“意上加意”的會意思維，隻不過字的聲音來自象形本字而已。

而即使在構字時作為聲符，由于漢字的框架是表意的，在後來的字形結構理解中，聲符仍有可能被“看出”意義來，例如“保”在“堡”中就由聲而兼意，而“馬”在“罵”中也能被“看出”強勢之氣來。

以上這些都說明，漢字的原邏輯是望文生義，形聲字的音化服務于這一邏輯。

三、漢字思維：中文建構的主體性力量

1. 形聲字是文字控制語言的基本力量

在最近一次線上學術報告中，我提到饒宗頤的觀點：

“漢人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

報告後在氣氛熱烈的騰訊會議讨論窗口，有研究者糾正說這個觀點最早是錢穆提出的。很感謝這個糾正，我看到錢穆在《中國文化導論》中的相關論述。讓我“心有戚戚焉”的是，錢穆認為形聲字的發明正是漢字控制漢語的關鍵一步。他說：

“中國文字本來是一種描繪姿态與形象的，并不代表語言。換言之，中國文字本來隻是标意而不标音。但自形聲字發明以後，中國文字裡面聲的部門亦占着重要地位，而由此遂使文字和語言常保着若即若離的關系。”

這種“若即若離”，“使中國人得憑藉文字而使全國各地的語言不緻分離益遠，而永遠形成一種親密的相似”，“文字控制着語言，因文字統一而使語言也常接近于統一。在中國史上，文字和語言的統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統一。”

顯然，華夏文化和語言的統一，肇始于漢字文化的非凡智慧——形聲字。

2. 形聲字是文字參與語言建構的智慧文明要素

漢字中形聲字成為主流，其内在規律是漢字努力适應重語義、輕形态的漢語特點。而在這個過程中，漢字也以其表意形式自主成為漢語的極其重要的建構力量。

中文的意合特征，既是口語中人詳我略的聯想特征，更是書面語中漢字差異化組合、不斷創生新形式的寫意特征。如果說聯想作為漢語交際思維的一種慣例，帶有熟習的客觀性，那麼寫意則充滿了漢字思維的主體性建構意識。這就是汪曾祺何以說“中國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國有文化的人，與其說是用漢語思維，不如說是用漢字思維。”

王力在他的《中國語言學史》中曾經說：

“漢語的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不以語法為對象，而以文字為對象。”

為什麼不以語法為對象呢?王力認為“因為漢語的語法是比較簡單的”。從缺乏形态變化這一點來看确實如此。

為什麼以文字為對象呢?王力說“由于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這樣的印象，以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音讀和訓诂都是從文字生出來的。”

我覺得這一點似乎說倒了。正因為漢字以形達意，所以它能“直接表示概念”。中文不可能采用拼音形式。這也就同時回答了王力說的“在西洋，語言學與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國古代，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

王力先生的這段話，我們可以導出或闡釋出兩個基本事實：

一、中文的文字之學，不是西方的文字之學——研究文字拼寫的orthography，而是語言學；在更為宏大的人文科學研究的意義上，是語文學。

二、中文的文字既指表意漢字，又指漢語書面語。中文有廣厚而深邃的文字性，這是中西語言和文化的根本性區别。

從這裡“回望”形聲字，

它早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漢字基本結構問題，而是智慧文明要素問題。

用今天的話來說——

形聲字是早慧的“中國式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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