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軌，丈夫該怎麼做？

這是一個很俗套的三角戀愛的選擇題，通常情況下，當這種可能出現的時候，立刻會出現刀光劍影，愛恨情仇。

中國民間愛情觀念裡，認為奪妻之仇，不共戴天。

然而，這是否是對愛情的真正理解？

可能不是。

愛情是人類的上層建築，是一種基于人類的生物性之上的精神樓閣。

因此，愛情更多的是一種人類精神取向的約定俗成的産物，是能夠最純粹的體現人類的精神融洽性的共同規範。

一句話，愛情的目的是應該讓人感到舒服，感到慰藉，利于人類的延續性。

在這樣的人類價值體系裡，注定有一種價值觀對愛情的加盟，那就是愛情的定義裡會融入一種犧牲精神，為愛而犧牲自我，才是一種真正的大愛。

生物學意義上的愛的獨占性，會升化成人類的愛的奉獻與犧牲，隻要能夠讓愛的對方幸福，甯願犧牲自我的愛。

這樣，回到妻子出軌這個前提，丈夫發現之後，雖然精神上受到刺激，但是，卻選擇成全妻子的愛，讓妻子尋找她的幸福之路，即使自己再也沒有妻子的愛情伴随，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卻體現了真正的愛情的真谛與要義。

這樣的選擇，出現在俄羅斯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著的長篇小說《怎麼辦？》中，而這樣的對愛情的深刻的闡發，在日後的文學作品裡，并不多見。

本質上，這是一個“讓妻”的主題。如果能夠找到中國曆史上的真實事例，我們可以在瞿秋白與妻子的愛情故事裡，看到這種“讓妻”的愛情選擇實踐。

《怎麼辦？》寫于1862年，在這樣的年代裡，能夠把愛情表述達到如此脫離世俗常見的高度，且能夠在我們今天獲得遵奉的可能，确實不得不讓人對這部小說湧上崇高的敬意。

《怎麼辦？》雖然是一部帶有隐諱的革命色彩的小說，但是小說裡的愛情抒寫，同樣是這部小說的标新立異之處。

下面，我們來看看，小說裡是怎樣為丈夫的“讓妻”行為尋找理由的。

《怎麼辦？》裡，描寫薇拉出生在一個小官吏的家庭裡，母親一心想攀高枝，意圖把她嫁給一個花花公子，薇拉讨厭家庭為她設定的命運安排，一心想遠走高飛，這時家裡弟弟的家庭教師羅普霍夫為她開啟了一個敞開面向浩大世界的窗戶，兩個人心心相印，借着愛情的紐帶，薇拉脫離了家庭的束縛，享有了自由的愛情。

但事情并沒有結束，薇拉的愛情并沒有止于初戀，她結婚後，出軌了救她出了苦海的丈夫的朋友，那麼，她的這個精神出軌，在她的丈夫那裡會獲得怎樣的回應？

《怎麼辦？》為此逐層揭開這種獨特的以犧牲為内質的崇高愛情的朱撼動人心的流程。

小說裡對薇拉的母親的小市民心态，作了淋漓盡緻的諷刺。她對女兒的一舉一動，都暗中監視，但是畢竟她的識力有限，女兒在她的眼皮底下公然與家庭老師商量着出逃的計劃，但母親卻一無所知。

對于母親的這種自私自利、把女兒的幸福待價而沽的行為，小說卻從另一個角度，指出母親的這種态度，也促進了女兒的精神的覺醒與尋找自我的執着前行。

小說裡的薇拉母親在女兒走出家庭、自由結婚之後，這樣為自己當初的自私态度尋找解脫理由：“你盡想着善人善事，可是我要不惡毒，你連什麼叫善人善事也不知道。”

“如果我不這樣，你也不會有今天。你好是因為我壞的原故；你善良是因為我惡毒的原故。”

薇拉的母親很有自知之明，但不能說她說的沒有道理。正是她的攔阻，她的壞，才讓女兒走向了新天地，壞事也就變成了好事。而母親也深谙自己的惡人行為，促成了女兒有了一個善終的結局，緊接着她也毫不諱言，這是因為她看到女兒結婚變得對自己有利了，所以她的立場也就發生了變化。

這也是小說裡對善與惡的轉化的一個通透的說明。小說裡的家庭教師羅普霍夫對此有着更高的深刻感知：“惡人是各色各樣的：有的要世界上的事情變壞，有的雖然也是惡人，卻要它變好：變好對他們有利。”

此說非常有道理：壞人也做好事，是因為好事，也有利于自己。

面對惡，該如何處置？羅普霍夫指出：“等善人強大起來的時候，我就不需要惡人了。”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壞促進了善，所謂禍兮伏所依，好事多磨也是這個道理。而對于惡，關鍵是要自己強大起來。這不可謂不是一條颠撲不破的人生信條。

因此，母親的阻撓，從客觀上卻導緻了愛情的萌生。我們注意一下，上世紀初很多參加革命的青年人，都是出于逃離家庭的原因，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在他們的背後，黴變的封建黑手卻變相地促成了他們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惡推進了他們的命運走上了向善的通衢。

羅普霍夫将薇拉從舊家庭中帶了出來，但是這也意味着，他居于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她的救命恩人與導航者，這對于愛情中的雙方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這意味着打破了愛情雙方的立足于“平等”的信條。

如果愛情的雙方，不再擁有平等，那麼，這樣的愛情的純粹性，注定要受到威脅與質疑。

為此羅普霍夫有着深刻的認識：“該讓每個人竭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依賴任何人，無論她怎樣愛這個人，怎樣相信他。”

羅普霍夫意識到他與薇拉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下面的事實也大大助長了我的錯誤：我們開始共同生活的時候，她把我看得太高，當時我們中間還沒有平等；她那方面對我太尊敬了。”

這種不平等，所帶來的後果，就是自己要遷就她，而實際上，這也是違背自己的心願的。羅普霍夫對這種愛情中的不平等的微妙關系，更是作了深入的反省：“我熱烈地愛她，我可以破壞自己的性格去更好地遷就她；這将給我帶來快樂，不過我的生活到底要受些束縛。……我迎合她就感到煩悶。”

中國人喜歡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對于情感方面的隐秘感觸，外人是難以理解的，何況這中間還牽涉到床笫之事，這必然使得情感中的男女雙方的恩怨離合變得撲朔迷離，而《怎麼辦？》卻立足于純粹的精神層面，細微地捕捉了愛情中的“個性維度”這一決定性的因素，而完全無視低廉的欲望界面上的匹合關系，不說不說是将愛情置于一種高維度上進行了剖析與定性。

因為愛情是人類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靠人類的發明來完成的，所以，《怎麼辦？》裡的這種對愛情的定論，也是作者的創造與發明。但是這樣的解釋，足可以支撐起《怎麼辦？》裡男女人物的分合無常的迷津與答案。

雖然在生活中，《怎麼辦？》裡提出的形而上學體系裡的這套愛情理論，并不具有人類的生理實證提供立論支持，但畢竟在小說體系裡，這套理論建構完成了它的崇高精神的人物設定，完全切合愛情這一人工創造的文化産物的内在需求。

像《怎麼辦？》裡的這種對于愛情的論定，在中國小說裡有沒有？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廢都》、《白鹿原》裡能不能找到這種類似的愛情闡述？恐怕要大失所望，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裡，從來沒有從精神層面上考慮過愛情的立論基礎。《紅樓夢》裡的愛情，一直被作者置于“淫”的範疇，還沒有上升到精神的層面，也就決定了中國式的最高典範的愛情作品注定不會從純粹的精神的維度上去考量人性的高昂與崇高的一面。

這一點，的确是《怎麼辦？》這樣的作品直到今日都會給人以振聾發聩之感的原因。

羅普霍夫深刻地感知到自己與薇拉之間的不平等，造成了他與她的愛情之間的障礙，那麼，該怎麼辦？

當羅普霍夫得知薇拉愛上自己的朋友的時候，他果斷地決定犧牲自我，放棄她。他的心理曆程如下：“現在我相信她會幸福，對于她的命運也放了心。這是莫大的喜悅的源泉。……所以對于我來說，離異便是自由。”

這種犧牲是不是說明自己的偉大？

羅普霍夫否定了這一切，他說他成全妻子的愛情，不是因為自己的高尚，而是幫助自己釋去内心的煩悶：“我并不假惺惺地否認自己的美德，我不否認我的動機之一是希望她好。但這僅僅是第二個動機，——就算它是個很重要的動機吧，它的重要性畢竟遠不及第一個動機、主要的動機——希望解除煩悶：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也就是說，放棄妻子，看似利他，實則是為了自己。

為此，羅普霍夫總結道：“由此可見，我決定不妨礙她的幸福，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行為也有高尚的一面，但這行為的原動力卻是我自己天性中的利己欲。”

因為通過幫助妻子幸福，自己也獲得了快樂，所以，這形成了一種“利己主義”的特别解釋。

這種“利己主義”實際上屬于一種謙遜之詞，但也為理想主義者提供了一個說得過去的、迎合人類的自私原欲的解釋口吻，任何崇高的後面，都可以用一種利己主義來辯解，但是，這種利己主義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自私自利的外延内涵。我們隻能說這種“利己主義”更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理論的一種體現社會協作精神的另行推演。

《怎麼辦？》這樣的透着現代價值觀氣息的十九世紀的小說，與《悲慘世界》、《幻滅》這類對人心與人性鞭辟入裡的文學作品，可以說規範了日後的文學的品位基調與價值基座，當我們溯源接觸到這些十九世紀的優秀作品的時候，我們既有熟悉的似曾相識，又有曆久彌新的新鮮味道。

所以，直到梁曉聲的《人世間》裡，秉昆當面臨着如何面對鄭娟的愛情的時候，腦海裡依然閃回着羅普霍夫與薇拉的愛情思考，并且把自己與鄭娟想象成兩個俄羅斯男女的現實身份，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怎麼辦？》裡的愛情設置依然不失其應有的與時俱進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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