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現代社會容易把老年隐喻為一種疾病，對步入老年展現出厭惡、恐懼以及隐晦的批評。青春與高效受到了大量的關注，因為人們總是試圖極力避免衰老和死亡的迹象。很多人都會發現，在逐漸變老的過程中，社會不再關心自己的想法、自己似乎成為了被忽視的對象。而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狀況，也越來越被視為正常。随着現代人類壽命的延長，老年成為了繼童年和成年之後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人生階段。在現代社會，這一階段可能會占據我們生命中的30~40年或更長時間。在人們老去後，能否像年輕時那樣，過上從容、體面而且被善待的生活？

本書作者路易斯·阿倫森博士畢業于哈佛醫學院，同時還畢業于沃倫威爾遜學院作家MFA項目。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專家、教育家和醫學教授，她還指導了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健康人文學科的建設。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對路易斯·阿倫森采訪中，她談到了社會與家庭應該如何肩負起善待老年人的責任，以及如何在社會飛速發展的當下，更好地傾聽老年群體的需要。

路易斯·阿倫森

澎湃新聞：《銀發世代》讨論了老年醫療中的醫療暴力現象。在維克多·卡斯塔内（Victor Castanet）的調查類著作《掘墓人》中也揭露了歐洲長期護理連鎖機構Orpea存在着虐待老人的曆史，包括忽視老人的疾病、無法為老人提供充足食品以及尿布等情況。我們應該如何保證老年人獲得應有的保護和尊重？

路易斯·阿倫森：本書在談到針對老年人的醫療暴力之外，也提到了醫療過程中廣泛存在的暴力。當然，這兩者都時有發生。我認為，一個負責的、富有同情心的社會必須關愛脆弱的老人，這是對社會的道德要求。在嬰兒時期，我們是脆弱的；到了老年以後，所有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再次變得脆弱。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生病、懷孕、受傷或殘疾期間同樣需要照顧和幫助。一些人認為照顧老人是家庭的責任，然而，縱觀曆史，各個國家的政府、慈善機構和宗教組織都必須确保老年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得到他們需要的尊重和照顧。這既是一個家庭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需要照顧老人、兒童和殘疾人，讓社會符合道德和人道主義。

當然，家庭也可以為老人提供更多的幫助。病人經常對我說：“我選擇生孩子，但他們沒有選擇照顧我。”我認為，對家庭最好的定義是家庭成員能在一生中互相照顧。當然，不為老人提供必要的照顧是針對老年人的一種暴力。我們會看到赤裸裸的虐待：包括身體上的、經濟上的、性上的和情感上的虐待。這對于任何年齡群體都是非常惡劣的行為。但是，當老年人不得不在生活上依賴施暴者時，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尊嚴會變得非常困難。一個健康公平的衡量标準是，社會是否像追蹤、調查和懲罰虐待兒童和家庭虐待行為那樣，按同樣的比例追蹤、調查和懲罰虐待老人。在美國，政府為阻止虐待老人所提供的資源甚至要少于為阻止虐待動物而投入的資源。

澎湃新聞：本書指出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于青春的褒獎以及對衰老的厭惡和隐諱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體和科技迅速發展的當下，年輕一代成為了關注的中心，随之而來的是人們對老年群體關注的減少。另一方面，老年人也缺少合适發聲的途徑。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如何更有效地和老年人溝通？

路易斯·阿倫森：在我看來，目前的問題與其說是年齡問題，不如說是世代問題。數字原生代（指和高科技一起誕生、學習生活、長大的一代人）比非數字原生代更适應和善于使用技術，而目前的老年人在大多數現代技術出現時已經步入中年。随着我們這些經常使用技術的人步入老年，我們能夠使用社交媒體和其他技術進行交流，除非技術再次發生變化（當然，這很可能會發生）。出于這個原因，我們應該對老人群體表現出耐心，因為看起來不合群的下一代很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銀發世代：重新定義老年、反思醫療體系、重構老年生活》，[美]路易斯·阿倫森著，蔣一琦, 張光磊，周哲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8月版，定價：99元

事實上，随着上個世紀醫療技術的發展，人均壽命普遍延長，現在老年人的年齡跨越了幾十年，老年人和他們更年邁的父母都可以被劃分進老年人的類别。事實上，在美國，部分問題并不是老年人無法去和其他人溝通，而是人們由于内在的年齡歧視而決定不和他們溝通，人們要麼認為和他們溝通是沒有價值的，要麼不想與老齡化聯系在一起。

澎湃新聞：本書探索了老年人居家養老和前往設施接受護理之間的區别。然而在當代社會，老年人所需要的已不僅僅是單純的身體健康關懷，許多老年人缺乏他人的陪伴，倍感孤獨，甚至患上老年抑郁症。在您看來，家庭和社會如何更好地保護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路易斯·阿倫森：首先要做一個區分，孤獨并不像抑郁症那樣是一種疾病，盡管它也是一個心理健康問題，并且影響了所有年齡段的人。有證據表明，技術的發展和移動社會的出現使人們變得更孤獨。事實上，針對這個現象有許多創造性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沒有電話或平闆電腦的情況下進行家庭聚餐；在住房價格和生活成本較高的地區選擇共享住房；選擇舉行所有年齡段的家庭成員都能參與的活動，即使他們參與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抑郁症可能是終生的，而且存在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對于後者的治療，需要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藥物治療也會對治療抑郁症有所幫助。我們需要給年事已高的人、服用少量藥物的人或需要服用大量其他藥物的人開出正确的（一開始通常劑量較小）藥物劑量。大多數研究表明，某些類型的治療會帶來良好的反應。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社會交往與個人心态對心理健康也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本書提到了矽谷正在聚焦老年人市場，試圖從“銀色經濟”中獲益。但我們也會發現，對于老年群體而言，學習如何使用新的科技工具和軟件并非易事。許多老年人也覺得自己已經被社會所抛下，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從老年人的需求出發，減少他們所遇到的技術門檻？

路易斯·阿倫森：矽谷傾向于生産針對老年人子女的産品，它的目标人群不是老年人群體本身。因此，産品往往會把老年人幼稚化，矽谷也很少設計出能支持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獨立使用的産品。這類技術也常常會遇到代溝式的問題——它會根據設計師的學習方式來假設人們的學習方式，而設計師通常是20多歲或30多歲的人。如果他們了解了上一代的學習風格和其他需求（字體大小，手指控制），他們的産品将在實踐和社會上變得更加實用。

老人

澎湃新聞：本書強調了美國醫學界對于老年醫療教育的缺失。在老年醫療方面，醫生除了解決“患者是誰”、“得了什麼病”外，還需要考慮“如何治療”、“在哪裡治療”等問題。也有醫生将老年病人視作麻煩的患者。但在研究各種疑難雜症時，老年群體卻又成為了主要的研究對象。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路易斯·阿倫森：在我看來，前者專注于獨特的患者和人，即疾病的關鍵背景；後者則是關注疾病，部分是為了幫助患者，但也是出于解決挑戰、得出發現帶來成就感。在美國，為“得出發現”所提供的資金和機會遠遠多于為治療提供的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結構性的性别歧視。傳統上，實驗室是醫學與男性的領域，而護理是女性的領域。即使在本世紀，從事同樣的工作的女性賺的錢也要比男性少。舉例而言，像教師這樣的“女性工作”是一種基于人際交往和護理的職業，其工資低于像管道工或垃圾收集這樣的 "男性工作”。

澎湃新聞：本書多處提到了老年人在獲得醫療關懷之外，也需要來自他人的關注、尊重和理解。盡管醫療科技也迎來了高速發展，包括看護機器人等技術有望投入使用，但它們似乎無法取代家人或人類護工來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路易斯·阿倫森：對我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機器人能夠幫助人們，通過對老人和護理人員都更為安全的方式來完成照護。特别是在老年人聽力、視力或有其他困難的情況下與他們進行交流，以及在可以保留隐私的情況下進行個人護理，例如幫助老年人上廁所等等。陪伴、幽默、愛、談話和其他許多東西都是人類的本質。在照護有中度到重度認知障礙患者的情況下，機器人或許能完成部分的工作。但我認為用機器人全面替代人類來完成照護，是對人類和社會基本責任的放棄。于我而言，一個好的準則是，如果你不希望别人以某種方式來對待你，那就不要以這種方式去對待一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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