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裡爾克有任何其他選擇的話，他最不願意的就是在公共場合抛頭露面。恰恰相反，他需要的是“安靜的沉思，在索裡奧的幾周隻是一個小小的開端”。他相信，要完整地理解一首詩，就必須高聲朗誦它：但是，他最後一次站在公共講台前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他曾經限制自己在親密的朋友圈子裡做這種朗誦，并且越來越反對以這種方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陌生的廣大讀者。不管怎樣，他這一次可謂盡職盡責，在旅途中一直為環境強加給他的這項嚴酷的考驗做準備。他覺得眼前有雙重的鴻溝，這種鴻溝既存在于他與陌生的聽衆之間，也存在于有着戰争體驗的人們與依舊生活在和平之島上的人們之間。10 月27 日，他在蘇黎世第一次公開朗誦，竟然有六百名聽衆出席，讓他印象深刻。在開場白中，他解釋了他感受到的困境，不管怎樣，他決定朗誦那些看起來與現實無關的作品，或者說一些“華麗的詩作”。

裡爾克

無需這些戰争的“可怕歲月”，他說，去考驗他作品存在的理由。20 年前，當他與托爾斯泰一起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長滿勿忘我的草地上散步時，他就面臨了那種挑戰；自那時以來，在他道路的每一個轉折點上，他都要審視自己的良心——“可靠的内心的聲音總是對我表示贊同”。他現在要朗誦的作品出自一種信念：他的使命在于“為世界的廣度和豐富多樣提供一種純粹的見證”。

正是由于這種見證我才想創作詩歌，在其中我努力以抒情的形式理解一切現象——不僅僅是感覺的現象——在詩歌的特殊情境中呈現動物、植物、一切事件和事物。我的詩歌中通常包含過去的形象，不要被這引入歧途。因為那曾經存在的，現在仍然存在于豐富的事件中，隻有根據它的強度，而不是它的内容，人們才能理解它：倘若我們想通過隐喻去描繪今天仍包圍着我們的壯美，那我們……就應該專注于過去那至高的可見之物。

不管在私下裡還是在這種公共場合聽過裡爾克說話的人都同意一個看法，那就是他能出色地闡釋自己的詩歌，他那“熱情的、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中音”，以“強有力的強調和立體的清晰”講解自己的詩句。描繪事物的天賦和彬彬有禮的态度使得他能夠迷住面前的聽衆——不管是一個人還是像現在這樣的幾百人。但是，第一個夜晚獲得的非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用簡短的評論留心介紹每一首詩歌和每一段翻譯：朗誦“豹”時他提到了羅丹的影響，在朗誦他翻譯的《死者》之前，用幾句話回憶了他“偉大的朋友”維爾哈倫。朗誦會結束時，聽衆報以持久的熱烈掌聲，這表明他确實達到了想要的交流作用。他有許多朋友都在大廳裡，他覺得自己是在私下裡單獨給他們朗誦，他們幫助他抓住“那些更難去感動的頑固群衆”的注意力。接下來，《新蘇黎世報》上發表了表示高度贊同的評論，這無疑表明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人說服他11 月1 日去蘇黎世做第二次朗誦，這次聽衆隻有霍廷根文學協會的成員，在這場朗誦會上，他朗讀的内容包括關于“原始聲音”的文章片段。緊接着，他在講德語的瑞士城市做了一系列成功的巡回朗誦，先去了聖加倫，然後是盧塞恩、巴塞爾、伯爾尼，最後在11月28 日去了溫特圖爾。雖然一開始前景看起來令人怯步，但随着事情的發展，他越來越有信心，而且這一次，他往常避之不及的聲譽顯然讓他感到很滿意。每一場朗誦會他都像蘇黎世的那場一樣如法炮制，隻不過選擇朗誦的詩歌有所不同，并即興介紹這些詩歌以适應當地的情況：在雷吉娜·烏爾曼的故鄉聖加倫，他表達了對她的贊賞；在巴塞爾他提到了巴霍芬；而在富裕的藝術愛好者和收藏家賴因哈特家族的家鄉溫特圖爾，他集中談論了塞尚。因此，每次他都與聽衆産生了共鳴，他對基彭貝格說，即便那些高度個人化的、“難以理解的”詩歌也都産生了比平常更深刻的共鳴，這是一種真正的交流，聽衆多數都會多種語言，在他朗誦自己的翻譯之前，他們就已經讀過法語或意大利語的原作。當這種“奇妙的公開表演”結束時，他頗感失望。

瑞士人是“一種堅實緻密的物質”，他想，對自己能夠成功地滲透其中感到非常自豪。然而，在排得滿滿的那幾周裡，他最大的快樂——就像他曾經在伯爾尼經曆的——源自瑞士的名門望族對他的接納，他在他們中間交了許多新朋友，其中一些對他來說有持久的價值。在巴塞爾，尤其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布克哈特家族的歡迎，在這座城市19 世紀的建築氛圍中，他仿佛回到了熟悉的巴黎。在演講之前，他與卡爾·布克哈特的妹妹特奧多拉·馮·德爾·米爾一起飲茶，她的壁爐架讓他想起他在比龍公館的房間，他開始說起巴黎，偶爾出現的讓他感到失落的苦難之陰影總是被他有感染力的笑聲和快活的幽默掩蓋了，她後來回憶，給那些有幸了解他的人都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在溫特圖爾，裡爾克與劇作家漢斯·賴因哈特住在一起，後者所在的文學協會組織了他那天晚上的朗誦會，其弟弟維爾納·賴因哈特是音樂家的贊助人，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奏家。他拜訪了賴因哈特兄弟中最年長的格奧爾格，一位藝術鑒賞家，擁有的藝術收藏品令人歎為觀止。賴因哈特一家是資本家，是福爾卡特大型紡織品進口公司的股東，其貿易擴展到了遠東地區：在他看來，他們每個人都不僅僅是業餘的藝術愛好者，是另一類梅塞納斯，與裡爾克迄今為止遇到的其他貴族都有所不同。

裡爾克1922年2月在瑞士的住所

就在他剛巡遊演講到蘇黎世的時候，有一個人很快就吸引了他，“我和她立馬就變得真正親近起來，她有一個已經成年的兒子……但她身材嬌小，很有吸引力，看起來很年輕”。南妮·文德爾利事實上隻比裡爾克小三歲，其丈夫在蘇黎世附近的邁倫擁有一家制革廠，她的祖父是福爾卡特公司創建者之一，賴因哈特兄弟與她是表親關系。她是一位精力旺盛、性格活潑的家庭主婦和母親，身材嬌小，在體型上幾乎是個小矮人。她并不是才女，但對她喜歡的文學藝術作品有明确的觀點。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打理花園和家庭上，在邁倫的家中，她顯示出室内裝飾的非凡天賦，此外她在家中還有一個業餘愛好，那就是裝訂書籍。11月4 日，裡爾克第一次去她家裡拜訪，在日記中他把這一天當作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永恒的好日子”，他在她開朗而又樂于助人的性格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支持。他覺得，在這裡他終于找到了夢想中完全無私的保護：一個保持一定距離的“有神奇作用的”朋友，總是願意施以援手，但幾乎從不向他索求——非占有之愛的象征。“整個人生中，我從未覺得有誰這麼親近，”他在那年的聖誕節寫信給她說，“而且我覺得，親愛的，這種親近讓人非常輕松。”

他寫給她的幾百封信——每一行她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顯示出一種獨特的自然而然的特點。在南妮·文德爾利那裡，他是一個不拘禮節的裡爾克，在寫給她的信中，日常生活的瑣事穿插着他對所讀書籍的思考和見解，還有些關于其他人的無拘無束的閑聊，信中很少見到那種風格化的文字——這本來是他的老習慣，即便之前寫給情人如本韋努塔的書信也是如此。不過他仍然是自我剖析的裡爾克，雖說沒有他寫給莎樂美的書信中那種仔細的、幾乎不帶感情的“症狀”分析，但是仿佛他的确躺在了精神分析醫生的沙發上，傾訴自己的回憶和聯想，以及童年的恐懼和成人的希望。她極有耐心地閱讀和回複他的所有書信，同時給予他從未有過的物質資助，滿足他的每一個要求，甚至不需要他開口索取，從睡襪、套鞋、亞麻織物到特制的肥皂和化妝品，她都為他準備好，不知疲倦地為他買衣服，如果有必要的話還經常更換，隻為了滿足他挑剔的要求。他憑借可靠的直覺，一開始就把她稱作他的“小尼姬”，因為他的終極勝利将歸功于她，這種勝利不僅要克服威脅他詩歌創作的阻力，還要克服一種潛移默化的無身份感，這種無身份感源于他早年對故鄉，以及後來對德國環境的反感，這造就了他漂泊無根的一生。如今，随着奧匈帝國的解體，他的無家可歸之感變得更為強烈。

此時此刻，他真的隻是個沒有國家的難民，除非他決定在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國籍；甚至返回慕尼黑看起來也成問題，因為現在他在那裡會被當作一個外國人。雖然他對瑞士及其鄉村不自然的美頗為輕視，但他正學着欣賞穩定而規律的中産生活的優點，這種生活是他從未了解過的；他漸漸明白，這個多民族的多語社會可以提供他需要的生活保障，也許他還能在類似索裡奧的環境中找到一個長期居住的家。在巡遊演講期間，他對所有願意聽的人說起這個想法，在巴塞爾時，多裡·馮·德爾·米爾當他的向導，帶着他看了若幹可能的房子，結果還是沒找到他需要的住所。現在，走投無路的他至少要找一個臨時的避風港，度過漫長的冬天，他“慫恿，幾乎是要求”一個多年來就仰慕他的富人邀請他，他知道對方在阿斯科納有一處莊園。他很快就意識到這個盲目的計劃失敗了：12 月初，他去看了女主人為他安排的住處，地方狹小簡陋，而且不夠暖和，女主人很願意提供幫助，但完全不知道她的客人要求很苛刻。适合的住處是無法強求的，他總算明白了，這次嘗試完全是個錯誤。

手頭的資金所剩無幾，出于謹慎他先去了洛迦諾的格蘭德酒店（Grand Hotel），他坦率而巧妙地向朋友們求助，擺脫目前的困境之後，他才決定在附近的穆拉爾托膳宿旅館（Pension Muralto）找兩個房間——實際上不比之前的房間大多少，但至少很暖和，而且旅館的主人熱心地滿足他的一切要求。這并不是他期望中的住處——“雖然這裡空氣清新，陽光明媚，但我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都令人失望，不安和憂慮，”他搬進去之後寫信對維爾納·賴因哈特說。南妮·文德爾利陸續給他寄來包裹和箱子，裡面裝着燭台、陶器、茶壺、毛毯等，使得這個地方變得勉強符合他居住的要求了。“我将不得不永遠住在這個令人厭惡的旅館！”就在聖誕節前，他寫信給她，“因為，誰能将我剛拆開的包裹再次包裝好呢？”想到她在精神上與他同在，他才能在孤獨和内省中度過這個冬季，為表感激他将第三哀歌抄送給了她。

德國畫家保拉·莫德松-貝克爾1906年所作的裡爾克畫像

多裡·馮·德爾·米爾寫來一封信，信中說她母親邀請他前往自己的鄉間住宅居住，住宅位于普拉特恩附近的舍嫩貝格，就在巴塞爾南面，這個消息讓裡爾克稍感輕松。那裡保證有他需要的孤獨和足夠大的房間（這是他對多裡強調的一個必要條件），讓他在工作時能夠來回走動。他會帶着感激将這個機會留給未來，他告訴她說，暫時看看他目前的住處能夠給他帶來什麼，但前途并不是那麼樂觀：“在那裡我要閉門不出，就像在杜伊諾的那些時光，與世隔絕，在安靜中無言地工作，轉向内心。”

另一方面，令人煩惱的是錢的問題。他巡遊演講的報酬—除了蘇黎世之外，其他的文學協會給的錢都少得可憐—勉強夠他從一個地方到下一個地方；瑪麗·多布仁斯基去了英國；馬克對瑞士法郎的彙率已經貶值到十比一，基彭貝格覺得應他的要求給他彙款不是明智之舉，甚至力勸他返回德國。結果，雖然他的島嶼賬戶有不少餘額，但聖誕節時在瑞士的他幾乎身無分文。瑪麗在年底回到了瑞士，總算讓他松了一口氣。“一切都緩和了，”他寫信對伊馮娜·馮·瓦滕維爾說，“我要繼續借款（盡管這樣繼續下去可能很愚蠢），我已經習慣了這家小旅館……最好的事情是，不久之後，我就有機會得到朋友的款待，也許這次的款待……适合我，會讓我滿意。”

一旦感到生活有所保障，他就像以往一樣花錢如流水：購買新年禮物、喜歡的各類書籍—儒勒·羅曼、馬德魯斯的《示巴女王的傳說》、皮埃爾·洛蒂、一本18 世紀巴黎日志的重印本—買了很多其他物件，裝飾他那過度擁擠的房間，其中包括一張讓人難以抗拒的路易十五的寫字台，他在信中不厭其煩地向南妮·文德爾利描述了它。他後來搬走時，這張桌子被搬到她在邁倫的家中。然而，在心神不甯的情況下，努力營造工作氛圍是徒勞的：他依舊覺得自己處境艱難，時刻都有危險，就像站在“一根枯瘦的樹枝上”。 1 月10 日，他接到通知說最多允許他在瑞士住到3 月底，因此，他一直期待的布克哈特家在舍嫩貝格為他提供的住所也無法長久住下去，結束無家可歸的狀态似乎還是遙遙無期。

24歲的裡爾克

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無法期待絕對的孤獨，隻能責備自己卷入與工作不相幹的事務中，在1 月和2 月期間，這些事務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并且——與在巴黎時收留瑪爾特的情況不無相似之處——有耗盡他情感資源的危險。安格拉·古特曼，一個年輕的奧地利女人，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在俄國的生活貧困交加，後來與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在柏林。她現在獨自一人抱病住在洛迦諾，完全依靠寄自德國的貶值馬克生活，邂逅裡爾克之後，她熱切地期待着他的同情和幫助。他發現她的願望是做一個作家和詩人，因此他更有興趣去了解她令人悲傷的往事，尤其在發現她的性格中有那麼多俄國氣質之後更是如此：當他得知她改信猶太教時，她可能進一步激發了他的興趣，因為在他看來，猶太教就像伊斯蘭教，總是比基督教離上帝更近，猶太教徒的《舊約》“創造了一個全能的神……一個神的開端”。

起初，他意識到再次讓自己去迎合其他人的要求是危險的。他們自願向他吐露心聲，他對南妮·文德爾利說，對他們處境的理解使他不禁産生一種神聖的優越感，但他同時也知道自己出于人之常情的優越感無非隻是一種假象。但幾乎具有明察秋毫的能力，讓他能夠領會其他人的命運，這讓他産生一種不可遏制的沖動，促使他施以援手。這類事情的結果往往會讓他陷入困境：但他總是希望能夠不帶感情地去幫助别人，他的幫助僅僅是“一個路過的旁觀者的幫助，不無愛意，但并非玩弄”。即便是專業的顧問如精神分析師和醫生，有時候也很難保持恰當的距離：對裡爾克來說則完全不可能。不久之後，他就陷入其中了，一連幾個小時傾聽安格拉說話，為她安排新的醫生，當她病重到無法下床時，他整個下午和晚上都陪在她旁邊。這一方面是由于她早年的貧困，他所了解的，以及在《馬爾特手記》中描繪的貧困都無法與之相比，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真誠地贊賞她的作品，他竭力将它們推薦給雜志和出版商。他是那麼熱情，以至于格奧爾格·賴因哈特在他的推薦下同意給她寄錢，南妮·文德爾利也在朋友們中間為她募集資金。

他能否将那樣浪費的時間和精力派作更好的用途是大有疑問的。來到瑞士之後，除了在索裡奧，其他時間他一直在和人們進行純粹的口頭交流，他渴望擺脫這種現狀，獨自坐下來開始寫作：但是，一張書桌和南妮·文德爾利裝訂的漂亮筆記本現在還不足以幫助他越過擋路的山岡，1 月初的時候，他日複一日地陷入自我懷疑的情緒中。他開始寫日記，記下一些感想，他緊緊抓住邁倫的生活保障，寫信給在邁倫的“親愛的人”，有時候一天還不止寫一封信，信中叙述他經曆的和想到的一切事情——但沒有一件是他的“工作”。他的書桌上堆滿了未回複的書信，起初他連回信都覺得很困難。“上帝知道我為何與那麼多人聯系，有時候我以為這是對故鄉的一種替代，仿佛這種廣泛的聯系網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存在空間，他告訴南妮；但他意識到他的書信更多地是為自己而寫，而非寫給别人。它們是為了“這個‘原因’而寫，因為它們是我的工作，最終我所有的書信會成為我工作的回應和線索”。

3歲的裡爾克

到1 月中旬時，他打起精神開始為工作做基本的準備。他給尼姬寄了一份仔細保存的清單，記錄了他這個月的活動，想讓她誇獎自己的勤奮，這份清單顯示他寫了80 來封信（不包括寫給她的17 封日記形式的信，以及那些純粹事務性質的信函）：多數書信至少有4 頁，有些還更長，他仔細回複那些年輕女子的書信也不少，這些女子寫信給自己仰慕的詩人，希望她們的作品能得到他的鼓勵，或者盼望他能夠安慰她們的不幸。這些活動加起來，也許比他每天對安格拉·古特曼的幫助更累人，但有一個優點，那就是他可以保持距離，做一個“路過的旁觀者”。

他給露特寫了幾次信，露特現在正在慕尼黑短期遊覽，住在他的公寓裡，他還讓島嶼出版社給她彙了一筆錢；但這張清單顯示他沒有給克拉拉寫信。他們的關系一如既往地友好，随着在布雷德瑙的建房計劃開始實施，他完全希望她能得到進一步地獨立，盡管他懷疑這個計劃是否有足夠的資金支持。10 月底，他得到一個讓他深感不安的消息，克拉拉不但需要一筆3000 馬克左右的津貼——這他很樂于同意從他的島嶼賬戶中支付——而且還想讓他接管用房屋抵押貸款的事情。這超出了他的底線，他拒絕了這個要求。“一旦超出商定的生活費讓我給予任何幫助，我就把自己純粹當作克拉拉·裡爾克的‘朋友’，絕沒有‘責任的束縛’，”他告訴基彭貝格，給他寄去了她的信，“我覺得以我和她多年以來嚴格分居的關系，這個看法并非不公正。但從最近這封信中，我覺得立刻就有必要更清楚地劃定友誼的界線。”聖誕節時，他在洛迦諾決定解決這個困難的任務，他對南妮·文德爾利說，在寫給克拉拉的信中，他清除了“早已消失的紐帶”的最後一絲痕迹，這對保證他自己的孤獨生活而言是必要的。克拉拉現在的生活有保障多了，開始了獨立的生活，因此他覺得她也願意進一步正式分開。然而，同時他請基彭貝格從1920 年2 月起，将寄給她的月生活費提高到600 馬克。

多裡·馮·德爾·米爾給他寄去一張舍嫩貝格的素描，2 月時他一直期待着去那裡，待在孤獨的環境中，即便這隻是暫時的。然而，他對安格拉·古特曼肩負的責任并不容易放棄，因為她依賴他，把他當作唯一的朋友。他一天天地推遲出發的時間，費盡心力為她尋找最适合的療養院，直到他覺得她已經做好了準備，才開始收拾行李，把南妮·文德爾利提供的許多物品都轉送給她。直到2 月27 日，他才終于下定決心出發，前往巴塞爾和舍嫩貝格。

本文摘自《裡爾克傳：鳴響的杯子》，[英]唐納德·普拉特/著，張興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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