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是電影價值實現的關鍵環節。内嵌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念的電影能否抵達目标受衆，這不是一個簡單意義的信息傳播過程，而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态屬性的文化傳播事件。

這是因為，“電影傳播中的各種規則、資源與關系決定了傳播主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等級權力關系”。

電影傳播總體上屬于意識形态國家機器的範疇，關涉權力關系、資源配置、文化傳輸等各種因素，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态屬性。

在電影傳播中，西方電影不僅謀求國内市場，而且極力拓展世界市場，旨在實現資本無限擴張和精神文化殖民地雙重目的。

西方國家通過資本與權力合謀的方式推動電影傳播，控制電影市場的走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利用國家權力的強制性，二是利用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和話語權。

一方面，利用國家權力的強制性，助推電影傳播。西方國家利用國家機器，直接幹預電影拍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主要參戰國為了鼓舞士氣、打擊帝國，紛紛設立戰時宣傳機構。

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授意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主要負責美國在國内外的戰時宣傳活動。

好萊塢電影成為美國公共信息委員會管轄之下的重要戰時宣傳武器，主要宣傳自由、民主與世界和平等。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政府授意好萊塢電影服務于冷戰宣傳、和平演變。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還授權國防部專門設置娛樂媒體辦事處，負責協調軍方協助好萊塢拍錄電影需要的特殊的場景、設備和道具。

同時，好萊塢設置有電影分部，主要負責開發與目标戰略國合作、合拍等制片模式。“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要求好萊塢直面和反對恐怖主義。

“美國政府在曆史上相繼制定過6部法案和相關總統決策令，以此來推動好萊塢和美國政府的緊密合作機制”。

好萊塢電影與美國白宮的關系實際上就是電影介入政治，不斷與資本、權力合謀的關系。

另一方面，利用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和話語權，助推電影傳播。近代以來，世界秩序中的權力從暴力轉移向規則。然而，西方國家憑借經濟地位的優勢地位，享有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和話語權。

美國政府在《伯爾尼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等國際公約協定中，極力争取有利于好萊塢電影全球傳播的著作權、發行權、傳播權等法律法規。同時，其他西方國家也積極參與影片出口貿易談判協商工作。

為了暢通西方電影的出口渠道，西方國家積極出面協調其各組織機構通過WTO組織談判、政治施壓、經濟和文化援助等手段幫助實現電影“走出去”戰略。

同時，西方國家依靠電影審查制度和奧斯卡評獎體系等，内在規定和塑造着電影傳播的規則和導向。

西方電影傳播什麼、不傳播什麼、什麼能夠傳播、什麼不能傳播等，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即資本和權力的邏輯。在權力與資本的合謀下，西方電影傳播呈現出以美國為中心并且不斷向美國以外的世界輻射的趨勢，其意識形态立場和功能日漸凸顯。

“自二戰以後，作為‘美國生活方式’的櫥窗的好萊塢電影，的的确确影響了我們歐洲社會的生活方式（看看以可口可樂、牛仔褲、萬寶路、麥當勞、萬聖節、迪斯尼和那些來自英語的外來語……為代表的美國生活方式的勝利吧）”。

大衆文化是當代社會中依托大工業、現代科技、大衆傳播媒介，按照市場機制批量生産的以文化工業赢利和使普通大衆獲得感性愉悅的文化形态。

大衆文化具有自發性崇拜的典型特征，正是通過自發性崇拜，西方電影更好地實現跨文化傳播。

西方電影充分利用了大衆文化的“大衆性”、“隐蔽性”來輸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和西方價值觀。

一方面，利用大衆文化“大衆性”滲透。西方大衆文化總是通過各種方式如資金、商業炒作、外觀包裝等塑造潮流化的流行産物來吸引廣大受衆的關注，制造輿論聲勢并收割流量、資金。

西方大衆文化巧傳播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資本運作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廣大社會大衆的知識文化水平較低，辨别能力較差，“他們對外來的文化觀念、價值模式、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的辨别不如知識分子或政治上層那麼明晰”。

借助大衆文化的大衆性，西方電影更容易将受衆同化。另一方面，利用大衆文化“隐蔽性”滲透。

大衆文化滲透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受衆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識，因其大衆文化所内涵的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念的隐蔽性，社會大衆在觀看西方電影時，對西方大衆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态缺乏明确的判斷和足夠的警惕。

此外，借助大衆文化的隐蔽性，西方電影更容易通過受衆國政府的意識形态審查。

IP指具備知識産權的創意産品。電影IP的再開發指利用來自别的領域的優秀原創IP制作出電影和電影的IP價值在其他相關領域的延伸開發。

通俗來說，也就是把好的故事經改編拍成電影和電影衍生品的開發。西方電影充分利用了IP的再開發來傳播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和西方價值觀并實現其符号化。

西方電影善于挖掘其它領域的IP資源經改編并植入西方意識形态和西方價值觀拍成電影作品。

據統計，好萊塢公映的影片中有将近一半是來自小說、漫畫、電視作品、曆史事件等的改編。這些資源、素材既為電影的創作節省了大量時間，也留足了意識形态包裝空間。

例如，《一個國家的誕生》《哈利波特》《鋼鐵俠》《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等。

雷吉斯·迪布瓦在書中提到，導演彼得·沃特金斯認為大部分的西方電影都具有深刻的操縱性，為隐藏的社會和政治目标服務，輸出值得商榷的規範和價值觀。

通過悉心鑒賞不難發現，《功夫熊貓》《花木蘭》，片中中國元素隻是好萊塢電影的外衣，其實質仍然是美國精神。

同時，西方電影還善于開發電影衍生品來傳播西方意識形态和西方價值觀。

以錄像帶、音像影碟、主題公園、特許經營和旗下品牌産品、電視媒體等西方電影衍生品源源不斷地供向全球市場。

它們是根據影片角色人物、場景、道具等開發的産品，是電影本身所傳遞的價值觀念、文化精神的符号表達。

這些藝術産品的成功随即促進了西方國家生活方式的傳播，譬如服飾（牛仔褲）、餐飲（快餐）或者節日（萬聖節）。

因此，一旦人們的日常生活被琳琅滿目的電影衍生品包裹，那麼其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觀也會以潤物無聲的方式作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塑造和影響人們的世界認知、價值觀念等。

西方電影的意識形态傳播秉持“好的宣傳就像沒有宣傳”的理念，它以文化消費品的外觀遮蔽和掩蓋着自身的意識形态屬性。

西方電影通過一整套從醞釀、策劃、創作、拍攝、放映、評論到影片評獎的完整鍊條，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進行意識形态傳播與滲透。

如此一來的結果，不僅打造了資本擴張的集團化産業鍊，而且在受衆的内心深處悄無聲息地植入西方的生活方式、大衆文化、價值觀念甚至思維方式。

在全球化時代，西方電影的意識形态傳播逾越國界，對受衆國的意識形态安全構成威脅與挑戰。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