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時間隻有三十分鐘，這可能是幾年裡唯一的機會。

幾家人各自圍坐在一起，視頻對面是在監獄服刑的、許久未見的丈夫、兒子、父親。一家人各自講講近況、囑托幾句，時間也就差不多了。志願者慢慢收設備，一位媽媽主動張羅要幫忙裝好，手裡還抓着iPad和那面的親人揮手。

這場在線見面會專為服刑家庭所辦，幾天裡，在一系列修複親子關系的活動中，孩子排練了節目，錄好想跟父親說的話，隻待最後一天能見到服刑中的親人。醞釀和積累的情緒都在這天上午引爆，視頻投到禮堂的大屏幕，主持人引導每個家庭上台見面，她問孩子爸爸叫什麼、有沒有變樣，又讓爸爸摘下口罩給家人看看。哽咽聲順着音響傳出，幾乎每家人都要說，好好改造，早日回家，我們在外邊等你。

親情關系修複活動結束後的30分鐘是屬于各家人自己的親情見面會，林敏明獨自坐在禮堂前排，不時舉起對講機回頭張望，看到志願者幫每家人順利接通視頻電話（他很擔心信号出問題）、細碎的聊天聲響起，他終于放松下來，側坐在扶手上和旁人閑聊。現在，禮堂中的情緒逐漸緩和，一家人笑着和親人道别。隻有一個沉默的男孩低頭頂住椅背，他一直在抹眼淚，志願者已經哭過一茬了，有兩個男生哭得格外兇猛，這會兒眼眶都是紅的。

林敏明是公益機構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也稱“紅蘋果公益”）的發起人，緻力援助因父母服刑而陷入困境的孩子，他也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訓練總隊的教官，兩種身份疊加，讓他得以在高牆内外建立一種特殊的聯接。最直觀的，就是這場名為“穿牆引線”的活動。若是在疫情前，孩子和家人可以在監獄開展的親情幫教活動中面對面傾訴衷腸，甚至能進到監獄了解服刑人員居住和改造的場所，相擁告别。他相信，監獄内外的互動對于孩子和服刑人員都有不同的意味。

在林敏明看來,以懲罰與改造罪犯為宗旨，在疫情特殊情況下要保安全、保穩定。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親情是最不可忽視的，對子女的牽挂是絕大多數罪犯最大的心病。幫助改造、預防犯罪、人道主義、人文關懷，使對罪犯未成年子女的關注和幫扶成為各方共同的訴求和理念，最終促成監獄民警志願者和公益組織的攜手。

“穿牆引線”是一系列援助項目中最動人的，兒子重見父親，夫妻放下芥蒂，罪犯表達悔過，旁觀者難掩感動。這隻是一個溫暖的切片，回到日常，這些父母入獄的孩子依然還要面對更多壓力和無奈。

隔着屏幕，服刑者和家人互訴衷腸。

家裡的“秘密”

7月末，經過福建省監獄管理局、紅蘋果公益多方努力促成，包括南都記者在内的多家媒體，随社工團隊走訪了兩個家庭。出發去福州前，我們被告知一系列注意事項：孩子的信息絕不能洩露，拍照要先征得同意，盡量不和孩子聊父親的案情（在其中一戶家庭是“禁止”）。我們在機場簽好承諾書，等到入戶培訓會，這些要求又被反複提及。當南都記者詢問能否在稿件裡寫案情時，一位大嗓門的志願者反問：你們要寫孩子的真名嗎？

這種敏感是有原因的。紅蘋果公益想讓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面臨的困境被社會看到，争取更多支持和資源，但帶記者進入現場，有風險。建立信任關系不容易，對家長而言，志願者的到來，意味着孩子有了新的文具，一些生活上的支持，一點敞開聊天的空間，可以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多方位的幫扶。如果處理不好，也意味着打擾和再次傷害。

到達每個家庭，我們等在外邊，幾位社工先進去打招呼。在培訓時的設想裡，我們要低調進屋不引起鄰居注意，這也是平時對社工和志願者的要求。但這次走訪人數較多，新手們略顯慌亂。還好兩個家庭都沒有表現出介意，從遠處就招呼我們進去。

讓我們先簡單認識兩個家庭。平平6歲，家庭關系複雜，跟爺爺、同父異母的姐姐一起生活，父親因經濟犯罪被判服刑3年3個月，母親偶爾來看他。甯甯10歲，和姑姑、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父親因刑事犯罪被判無期，擔心他承受不了案情，姑姑一直告訴他父親在外工作。這是兩個相似的家庭，熱情、坦誠、為生活操勞。

疫情前，甯甯姑姑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告訴她可以帶孩子進監獄看望父親，費用開銷由公益機構承擔，要他們留出5天時間。這聽來有些稀奇，姑姑一度覺得對方是騙子，找很多人打聽後才相信。那次行程，她第一次見到林敏明，見到很多相似的家庭和孩子。

這趟行程姑姑注意到一位十來歲的女孩，全程戴着口罩（注意這是在疫情前），誰過去打招呼都避開，在活動中也避開人群。講到這，姑姑談起家裡一直保守的秘密，甯甯父親入獄後，他們一直沒有告訴他這件事，隻說爸爸在外面工作。

為了養家，一家人從老家搬到這座城市，租的是最便宜的房子，姑姑去超市收銀，兩位老人收廢品，他們在過道養了鵝、荒地種上菜。陌生的地方意味着全新的社交關系，街坊鄰居都不了解這家人的曆史，姑姑隻向班主任透露孩子父親在服刑，希望老師多照顧。他們在等一個順其自然的契機。

甯甯一家的菜園。

甯甯是一個活潑、壯實的男孩，這幾天福州都是40多度的高溫天氣，甯甯和弟弟（姑姑的兒子）卻一直跑來跑去，衣服濕了又換。生活中，甯甯很少主動提起父親，監獄“親情電話”時間裡，父子倆會在電話中寒暄幾句，最近做了什麼？成績怎麼樣？電話那端的父親永遠在遠方工作，甯甯有時會要求父親帶禮物回來。願望從未實現。

甯甯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誰也不敢說自己了解甯甯在想什麼，任何深入的訪談都會觸及核心秘密，社工們也沒什麼好辦法，他們能做的，隻是定期看望甯甯，帶着禮物，試圖彌補一些缺憾。

“我很怕他以後跟她一樣。”姑姑說的是那個全程戴口罩的、沉默的女孩。

親人等待與服刑者視頻見面。

“他爸爸是罪犯，不要跟他玩”

某種程度上，甯甯是個受到很好保護的特例。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這個群體裡，大部分孩子是比較自卑的。”漳州市龍海區弘易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郭弘觀察到，部分孩子性格内向、敏感，自我保護意識較強，具體表現為遠離人群，少與他人接觸。

郭弘所在的機構與紅蘋果公益合作，負責定期走訪當地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視情況提供物資和心理援助。她解釋，這些孩子要承受來自村民、鄰居、親戚、同伴、學校的輿論壓力。

“鄰居會說，他爸爸因為什麼被抓走，還會跟自己的孩子說，他爸爸是罪犯，不要跟他玩。”甚至有時，家人也會說出這樣傷害的話語。在一次親子活動上，指導老師試圖引導家長看到孩子的優點，但一位老人隻是反複強調孩子的不足之處。郭弘觀察到，這類情況普遍存在，孩子自覺低人一等。

那是一種無形的傷害。家裡的收入支柱入獄，生活困難、家庭殘缺，這都是可見的。想象一下，你是服刑人員的孩子，你要承受村口的閑言碎語，你的玩伴會突然遠離你，另外一些時候則是來自家人的憤懑。你學會自我保護，你變得沉默。

家庭教育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些家庭尤甚。

與甯甯不同，平平是個怕生的男孩，看到一群陌生人到訪他立即鑽到了桌子底下。他和姐姐關系很好,爺爺也是熱情的人，老人當過村幹部，嗓門很大，聲色并茂。在大家手足無措之際，一位志願者把平平哄了出來，他後來告訴我們，平平隐晦提到一些不快，可能是在學校受過欺負。而在爺爺眼裡，平平是快樂的，有很好的朋友。談到紅蘋果公益的幫助，爺爺幾次稱贊，說志願者來看過他們好幾次，每次來都要帶很多東西。問及兒子的情況，爺爺說生氣把判決書都撕掉扔了。

表現差異背後，有性格及個人特質等原因，但家庭和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同樣需要關注。甯甯和平平是兩個特殊的個案，大多數家庭介于兩者之間，困難相似又不同。這需要社工細緻的幹預和介入，有賴于大量專業的社會資源支撐。

親人與服刑者視頻連線。

冷門領域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助理教授劉涵曾在2019年帶隊調研紅蘋果公益。她所在的研究機構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困境，他們學習成績與非留守兒童沒有明顯差别，但由于缺少父母關愛，在心理健康、情感和非認知能力（主要包括情緒管理、社交能力，俗稱“情商”）等方面表現較差。而父母服刑，則會讓孩子産生更多的恥辱感。

幾位有心理學背景的專業人士都談到，社區和社會的輿論環境短期難以改變，工作的切入點放在加強孩子的心理建設。在郭弘看來，每個孩子都有自己應對壓力的方法，社工要做的是幫助孩子應對壓力、減少影響，而污名壓力下，共同生活的家人能為孩子提供多少支持和保護，是社工機構要解決的另一問題。就像定期舉辦的“穿牆引線”活動，“重頭戲”是最後一天的高牆内外的見面會，但同等重要的是在此之前組織的一系列親子活動，幫助重建良好的家庭關系。

“這些孩子的童年，甚至青春期，得到的關愛和幫助是比較少的。”福建省司法警察訓練總隊教官陳良亞說。她從事心理學研究，是“紅蘋果”成立後的第一批志願者。“我覺得給孩子更多的就隻能是愛，你要讓這些孩子感覺到被關愛、被關注。”

如何更好地援助尚在探索之中。多位接受南都記者采訪的業内人士均表示，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境遇及援助模式的研究較為冷門。同時，宏觀政策也鮮少出台針對這一特殊群體的系統性幫扶措施，更多依靠現行社會保障體系予以援助，而心理援助這類個性且“昂貴”的服務，很難做到全覆蓋。

高質量數據的缺失也從側面印證了這項工作的困難。若要宏觀描述服刑人員未成年人子女面臨的困境，仍隻能引用17年前的一組調查數據。2006年，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發布調查報告，中國監獄有156萬名在押犯，其中46萬人有未成年子女，占比30%，涉及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近半缺少生活保障。

很多時候，志願者承擔了串聯資源的角色。一些困境家庭本可以申請政府補助，但由于不了解政策，很多工作都需要他們幫忙完成。類似的，由于親屬入獄，部分孩子辦理落戶延後，補辦需要提交DNA結果等材料，部分家庭難以承受時間、路程和經濟成本，這都需要機構的社工幫忙協調和操作。

艱難擴圍

雖然大環境短時間不會改變，但“紅蘋果公益”的出現還是彌補了一個特殊的缺口。前段時間，福建省10個部門聯合發布了一份針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關愛保護工作”的文件。這份文件源于民政部、司法部等在2020年發布的《關于做好服刑在押和強制隔離戒毒人員事實無人撫養未成年子女關愛保障工作的通知》。

與國家層面的文件不同，地方文件不再局限于“事實無人撫養”，而是将所有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均納入政策範圍，并明确要依托紅蘋果公益建立的體系開展工作。文件還拿出相當篇幅明确各部門的責任和對援助工作的行政支持。

在福建省司法警察訓練總隊總隊長林革看來，省裡十個部門聯合發文表明了對紅蘋果公益的支持态度。“監獄是國家刑罰機關，有一定特殊性。”林革說，以“穿牆引線”為代表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援助行動需要監獄的支持，打通這些環節，建立和理順工作模式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摸索探讨，“但我們相信在福建省司法廳、監獄管理局的高度重視下，會有突破的。”

時間回到2012年。和學員的交流讓林敏明關注到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困境，他所在的福建省司法警察訓練總隊隸屬福建省監獄管理局，負責培訓監獄、戒毒人民警察，這成為發起紅蘋果公益的契機。

但他一直苦于如何接觸到這些家庭。每次有監獄民警來總隊培訓，他都要請對方喝茶，借機闡述自己的公益慈善理念。首個突破出現在福建省女子監獄，一位認同他理念的民警給了第一批犯人家屬信息。早期信息很模糊，他和同事常要多方打聽才能找到當事家庭。第一次入戶走訪時，他就遇到村民不願指路、家裡的老人不承認有家人在服刑的情況。這讓他很早就開始關注污名化對孩子生活的影響。

當時,被談論較多的是兒童村模式，即公益機構将服刑人員子女集中到一起代養，這解決了孩子們失去家庭後的安置問題，但對于留在不完整家庭中的孩子，需要一套不同的援助方法。

林敏明和同事以及部分監獄民警成為機構的第一批志願者。當時，這項工作沒有官方背書，大家隻靠私人關系和時間做事，資金也來自熟人間的捐款。他們将着力點放在了對服刑人員子女的走訪上，提供物資支持，必要時邀請律師和心理專家介入援助，這成為機構運轉的雛形。

幫助改造

那段時間，林敏明一直在籌備成立公益組織，這是援助工作走向系統、專業的關鍵一步。當時注冊社會組織需要業務主管單位，林敏明正愁找哪個部門作為主管部門的時候，恰逢國家出台政策允許慈善組織直接登記，紅蘋果公益才得以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名稱予以登記注冊。

“穿牆引線”也有類似的打通過程。家庭主要勞動力入獄令這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家屬即使有心很多時候也無力帶孩子探監，前期的援助工作讓他們關注到親子分離對孩子的影響。林敏明帶上老同事找到一位分管改造工作的副監獄長，雙方在以親情幫教促進罪犯教育改造上一拍即合。

“允許我們進監獄做這個事情不容易。”2014年底，第一期“穿牆引線”成行，機構籌集到的善款承擔了多個家庭的差旅費用，他們得以走進監獄開展系列活動。那時組織者還沒有經驗，家庭關系修複和親情見面會結束，看着監獄民警帶服刑人員回監區，孩子們情緒很不好。林敏明和同事後來想了很多辦法，讓這個環節盡量舒緩。

在援助孩子的同時，監獄同樣看重這些活動對罪犯的改造效果。幾位業内人士都談到，監獄曆來重視“親情幫教”的效果，即通過親情關系，調動服刑人員的改造積極性。一線民警看到了“穿牆引線”的特殊效果，每次活動後，服刑人員的改造積極性都會提高。

“子女對親情的渴望可以傳導給服刑人員，加深了對犯罪危害的認識，（讓他們）深層認罪悔罪，加速改造。”永安監獄教育改造科科長黃炜說。

曆經初期的探索，紅蘋果公益和省内的幾家監獄建立了合作關系，他們得以定期拿家庭信息、走訪、辦活動，接連有監獄民警報名志願者充實公益項目的人力。

随着項目陸續鋪開，這家機構的目标是實現福建省内監獄全覆蓋。突破點出現在2016年，林敏明在省監獄管理局舉辦的一場《道德講堂》上分享了紅蘋果公益在做的事情和那些令他動容的經曆，恰好福建省直機關和省監獄管理局領導也在現場，并為之打動。

林敏明回憶,領導肯定了紅蘋果公益前期做的工作，認為這件事做得特别好，這個活動幫扶了罪犯孩子，也結合監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向社會延伸，産生了積極效果，這件事情應該大力支持。當年，福建省監獄管理局即發文，要求省内各監獄均以社會組織形式成立教育援助中心，落實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援助項目。

“那時我們進每個監獄就順暢了，能以官方的名義申報，所有過程合理合法合規。”這是在2016年，援助項目正式進入省内政策制定者的視野，到7年後的2022年，林敏明想的是，如何将其推向全國，能幫到更多的孩子。

呼喚理解

這個想法已經有幾年了。機構開始招募更多有專業背景的項目人員，各地的監獄民警依然是志願者的主力群體，社會志願者和專業社工也在增加。另一邊，則是将機構的工作方法整理成書面操作手冊和流程，林敏明希望達到“教科書級别”，其他機構可以直接借鑒，少走彎路。

“我們要去幫助這個群體，官方和民間都沒有一個專門的教程或手冊，服刑人員怎麼幫？家庭怎麼幫？孩子怎麼幫？國内外都是空白的，沒有形成一整套幫扶系統。”在林敏明看來，各地都需要專業的社會組織，鍊接起監獄、民政、司法等政府部門所掌握的援助資源。

最近幾年，紅蘋果公益開始在各地招募合作機構，成功和失敗的案例均有。可即使是最成功的機構，也隻是從當地監獄拿到服刑人員的家庭信息，定期走訪開展社會工作，“穿牆引線”這類關鍵的見面活動難成行。這有疫情的因素，監獄為了防控普遍實行封閉管理，與此同時，如何建立信任關系打通各地的監獄，沒有國家層面支持，尚難破題。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助理教授劉涵認為，這些工作得以推開，離不開林敏明的身份。而在當前的政策框架下，其他省份的推廣還缺少關鍵性的推動人物。一種更成體系的，對監獄内外家庭雙方的支持模式，特别是針對未成年子女的援助，在很多地方仍是空白，推動改革需要系統内外共同發力。

7月末的“穿牆引線”活動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志願者，他們是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監獄學院的本科生，也是未來的司法警察，他們中的大部分會當上監獄警察。幾天時間裡，他們接受了社工培訓，完成入戶走訪，陪伴前來參加活動的家庭，并親自組織每一項具體的活動。帶隊老師監獄學學院分團委書記陳恺林希望學生們可以走出理論和教材，直觀感受到服刑人員家庭的複雜處境，并将這些感受和公益意識傳遞給更多同學。

“罪犯的子女有生活下去的權利，也有自己的夢想，作為未來的司法警察，不僅要對罪犯教育改造，也要關心他們的家庭。”陳恺林說，“新一代的年輕人就要有新一代的思想，未來才能更好地促進司法工作建設。”

陳良亞也從年輕一代身上感受到改變的契機。每當學員來總隊培訓，她都要在課程中介紹“紅蘋果公益”援助服刑人員子女的公益行動。講這些時，她能感受到那些剛走入職場的年輕人對此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參與熱情。這代表了打破偏見的可能。

采寫/攝影：南都記者 宋承翰 發自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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