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城市夢》裡，2014年的王爹爹和胡毅峰。（受訪者供圖/圖）

武漢的8、9月，白日裡動辄三十五六度，人像走在巨大的焖鍋裡。中年協警徐震守在魯磨路和當代花園路路口，光站着，也一身大汗。

事不多，隻是這陣子，不時來些奇特的過路人，湊上前問，“王爹爹的攤兒”在哪兒。

總是一臉期待，徐震見慣不怪，指向一地碎裂的磚。

碎磚拼湊出四五平方米，五六年前，上面曾是一個小書報亭，最小的那種，養活河南攤販王天成一家五口。

王天成，紀錄片《城市夢》裡的王爹爹，片子的絕對主角。2011年，洪山城管把書報亭無償提供給他使用。王天成賣衣服雜貨，兒子王兆陽在旁支出一個近三十平方米的水果攤。

《城市夢》是一部關于武漢城管清理魯磨路沿街攤販過程中矛盾沖突的紀錄片，從片中影像看，這個尋常的書報亭，頗有些不尋常的壯觀。

2014年，魯磨路被規劃為珠寶一條街，城管對沿線攤販進行專項清理。2015年初，書報亭被調離，留下這一地碎磚。

王爹爹的“保衛戰”發生時，武漢人徐震還沒當協警，但對這位“魯磨路明星攤販”亦有耳聞，“他家買水果秤足，熟客都同情照顧他們，也有店主和行人看不慣，沒少被舉報”。

王家地攤是魯磨路清理行動中的“堡壘”，導演陳為軍的團隊記錄下這場“驚心動魄的鬥争”。

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裡，随着城市化加速，城管與小販的沖突時常見諸報端，被視為觀察轉型中國的一個窗口。時間流逝，又仿佛不經意間消失在輿論視野。

有研究認為，近二十年的城管治攤，并非一場循環往複的貓鼠遊戲，更是一場權力對城市空間的規訓，以及多方對城市空間的話語權之争——城管執法者通過權力的均質滲透，不斷拓寬城市中心區的邊界；地攤經營者則在執法難以覆蓋的灰色空間采取戰術性抵抗。這些抵抗遭遇城市治理和經濟轉型的雙重擠壓，實力較強者大多另謀出路，“疏堵結合”的思路則為少數弱勢經營者提供出路。

王家過去二十年的故事，恰與這場漫長的城市治理運動同頻。

2020年9月8日，武漢，盡管右手截肢，王兆陽還是熟練地把西瓜切塊裝盒。（南方周末記者李玉樓/圖）

卷入城市化

時隔五年，《城市夢》在2020年8月25日公映。

題材罕見，排片寥寥，最主要的觀衆或是各地城管。直到9月14日在視頻平台上線，一周内播放量突破千萬。

徐震說到訪者絡繹不絕，不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這天，9月8日，隻遇上一位。《城市夢》在武漢的排片，就安排在離魯磨路最近的魯巷廣場影院。

饒有興味的是，魯巷廣場正好位于王家新舊兩個攤點中點，如同這戶移民家庭的命運樞紐。

魯磨路，如今是一條城市幹線了，連接光谷CBD和東湖風景區，沿途散布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高校。而在二十年前，它還是一條土路，道路兩旁，科研院校和城中村犬牙交錯。

2001年，借由密布于此的科研機構，“中國光谷”規劃選址此地。當年底，魯磨路變身40米寬的水泥路，旋即，又被占道經營的地攤和大排檔填滿。

“當年，行人通過魯磨路都很擁擠，車一進去就堵死了。”武漢大學社會學者呂德文如是回憶。

呂德文曾執教于華中科技大學，當時華科學子口中的“堕落街”，就是魯磨路旁的一條背街小巷。

那是一個商販聚集的城中村，從書店到歌廳，從面館到燒烤店，為學生提供能想到的一切。店鋪外，數量龐大的流動商販也彙集于此，辛辣的食物和廉價的日用品，大多由他們提供。

王爹爹一家在此落腳多年，賣鞋襪、小電器、小百貨。兒子王兆陽，這個23歲時在深圳台資工廠失去右手的男子，還賣過煎餅，但一隻手實在做不過來，放棄了。

2008級的華科學生是“堕落街”最後的客人。那年秋天，“堕落街”啟動拆遷改造，魯磨路兩側的城中村拆了，相繼建起了教師公寓和科技園。

呂德文長期關注城市暴力問題，他梳理本世紀以來涉城管暴力事件後發現：2010年以後，大中城市的案件數量開始下滑，2014年以後，全國範圍内的相關案件數也轉頭向下。

2014年，呂德文将這片日常生活所及的街區作為田野，進行蹲點觀察。

“世紀之初，地攤主大多是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基本都是弱勢群體。2010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呂德文說，他的團隊2014年對魯磨路兩百餘戶流動商販的調查顯示，其中20戶屬于溫飽線上的弱勢群體，其餘更多是生意人性質。

同一年，陳為軍來到魯磨路時，背街小巷的改造正在侵蝕流動攤販的地盤，他們隻能盤踞在地質大學大門附近，與城管遊擊作戰。

彼時，各地城管負面新聞多發，“那時社交媒體開始普及，不少圍觀者會将城管執法視頻傳到網上。”一位上海城管官員回憶，輿論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執法行為，原先的執法手段難以為繼。

在武漢，城管推出了舉牌執法、鮮花執法等柔性執法手段，同時，城管練攤以及“小販詐屍”等新聞也在全國受到關注。這些引起了這位本土紀錄片導演的興趣。

“我們當時好奇城管為什麼會搞出這麼多沖突，好像是專門欺負老百姓的樣子？我們就抱着這種好奇去看看。”制片人戴年文回憶。

時任武漢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幹小明是宣傳口出身的幹部，爽快地同意了拍攝。

“沒問題，歡迎你們自由拍攝，我們給予支持和配合。”時任洪山區城管局局長趙洋認領了拍攝計劃，并向拍攝團隊推薦了魯磨路。

2014年春天，魯磨路上規劃多年的珠寶一條街開始落地。根據規劃，洪山區計劃投資100億元，建設一條1.8公裡長，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珠寶街區，拼上光谷商圈最後一塊拼圖。

前一年冬天，胡毅峰履新關山二中隊中隊長，到任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理珠寶一條街沿線的占道商戶。

“一開始，我内心是拒絕拍攝的，”胡毅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深知少不了矛盾沖突，“我摸不準拍出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

胡毅峰是武漢面向社會招收的第二批大學生城管。2003年，這個法學專業畢業生進入城管隊伍，當年他還報考了法院、司法局等多個部門。

“我當時對城管的印象也不好，有一次在街口碰上城管巡邏，看到落荒而逃的小販也心生同情。”胡毅峰笑道，做城管也是為了找個飯碗。

衆多遊擊攤販中，王爹爹一家是少有的正面抵抗派。陳為軍的鏡頭對準了他們，記錄下魯磨路城市化的這最後一役。

正面“抗争”

在武漢，王家也曾被好運眷顧，與城管鬥争最激烈的2014年，也是這家人擺攤事業的頂峰。

2011年免費獲得書報亭使用權後，王天成賣衣服雜貨，王兆陽和妻子先是在一旁賣金魚和鮮花。

仿佛一夜之間，電商興起，地攤小百貨突然就賣不動了。大學生開始在網上選購百貨類商品，生意越來越難做，每天能有一百塊營業額都能高興一晚。至今，王兆陽家中還堆着當年的存貨，“腦子不靈，不會做生意”。

一次買水果時被“缺斤少兩”的經曆，促使王兆陽涉足水果生意。“别家缺斤少兩，我做實在生意，慢慢就積累出了口碑”。

魯磨路整治開始時，水果生意剛走上正軌，每天能有上千元流水。按王兆陽估算，好的時候，一個月有六七千元利潤。

與此同時，正在地質大學附中讀初中的女兒成績頗佳。體面的收入，争氣的女兒，這個在武漢摸爬滾打十幾年的家庭，終于看到融入城市的曙光。

因此，魯磨路整治對王家而言，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心理沖擊。

王家集齊了老弱病殘的弱勢特征，很難轉行就業，老家的房子也快塌了，“抗争”來得格外激烈。

自幼失去父母的王爹爹深谙抗争之道，鏡頭裡，他動辄脫衣扭打、挑釁隊員，或是哭天搶地、倒地不起，還會高聲誦讀憲法中關愛保護殘疾人士的段落。

2012年冬天的一次執法令隊員馮俊印象深刻。他和同事到王家攤點下達文書，看到執法人員後，王天成絲毫不躲避，沖着他們大聲理論。“當我們離開時，王爹爹還拉着我們不讓走，跟着我們從攤點一直走到光谷廣場，一邊走一邊罵，并配合着脫衣服，到廣場時已經赤膊了。”

武漢的冬天極冷，走到光谷廣場要走上1公裡路，赤膊的王爹爹，引來路人注意。

在呂德文看來，這種抗争主要是一種姿态，“他隻能伺機而動，借由結合異質元素，操弄事件，将其轉換為機會。”

然而這一次，城管一方有了依據。2013年，《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出台，是全國首部城市綜合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寫明了占道經營的法律責任和查處辦法。

在此之前，“占道違反哪一條法律”是城管隊員面臨最多的诘問。城管設立之初，曾長期處于“借法執法”的窘境，工作牽涉十幾部部門法規，兩百多項執法事項。即使是法學生，胡毅峰也感到力有不逮，很多程序也無法可依。

譬如告知書送達這一條，在城管執法初期，如果對方不配合簽收，“執法程序就有瑕疵”。

紀錄片開頭，城管隊員去王家攤點執法，心情不錯的王天成笑着說，“我這是首次給你們簽字。”但意識到城管決心要清理了，王天成對着攝像機撕毀了告知書，周邊其他攤販也抵觸簽收。

“新修的行政處罰法明确規定了留置送達的條件和程序，我們就請來街道負責人在場見證，同時錄像保存證據，完成送達程序。”胡毅峰說。

也是在2013年底，他升任洪山區二中隊中隊長。

上任第一件事，是帶着禮物去拜訪王爹爹，“他在洪山城管系統内都是有名的，我當然得去拜拜碼頭，拉近一下關系”。

在魯磨路清理行動的策略中，隊員李忠于負責執法，胡毅峰扮演溝通者角色，“一邊執法，一邊談”。

“柔性執法”

“蒼蠅，你就是個蒼蠅。”影片中，王爹爹一頭白發沖冠，指着城管隊員大罵，尾随城管執法，指稱隊員收取保護費。

胡毅峰坦言，工作中覺得王爹爹就是一個難纏的麻煩制造者，但當作為觀衆觀看紀錄片時，卻感受到那種溢出銀幕的風采。

不同于父親簡單的“貪官要害我”邏輯，性格内斂的王兆陽很快認識到自己在法律上并不占理，盡管對這部沒有絲毫參與感的法規缺乏認同，但他還是選擇了談判。

“當時的城管已經很文明了。”王兆陽用了一種超越自身話語體系的表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洪山城管用盾牌圍住父親，限制他阻撓測量攤位面積的行動，擊潰了自己内心的防線。

王兆陽不知道的是，盾牌行動，其實在各地城管的執法行動中都有類似手法——這既是為了争取輿論支持，也是為了靈活應對局面。

從業十幾年的成都城管張茂用，在遇到拒不配合的遊商時，會請十幾個協警把攤位圍起來，一半朝内勸說攤販，一半朝外，勸顧客去其他地方消費，讓地攤做不了生意。

“沒想到武漢的同行也會這招。”張茂用進電影院看了《城市夢》，是自己掏錢買的票。

成都也曾推行城管理念創新，張茂用記得最深的一個案例來自培訓時看到的。成都的人行道上常擺有麻将攤，如果整副整副沒收，既辛苦，又容易起沖突。有個中隊就想出了隻收“二筒”的辦法——每副麻将都少一塊牌，麻将鋪就做不成生意了。

但城市“貓鼠遊戲”中，摩擦沖突總是來得猝不及防。胡毅峰對攤販的抗争并不陌生，尖東智能花園的整治就曾令他吃夠苦頭。

那是距離光谷廣場最近的地攤聚集地，緊挨着公交總站，是周邊高校學生出入光谷的中轉站。“驅離攤販後，我就帶隊守在那裡，每天晚上守到12點鐘。”胡毅峰回憶，其間不斷有攤販前來試探，“他們都不肯輕易罷休，經常起摩擦，那段時間成為派出所的常客。”

“我是幹這行的，可以專職來處理這些事情，攤販是做生意的，隻要我們守住了，他也不可能跟我們耗下去。”胡毅峰說。

不同之處在于，王家希望依靠遊擊延緩搬遷，胡毅峰則志在扭轉王家的觀念——“擺地攤不是長久之計，要真正像城市人一樣去生活，去謀生。”

解決方式是，城管定制了亭棚，無償提供給王家使用兩年，換個地兒，要求兩年後入店經營。

“我們肯定做不到。”上海市一名城管幹部觀影後對南方周末記者直言，“别小看一頂小小的亭棚，至少要協調七八個部門，很多口子現在也開不了。”

考察過亭棚後，王兆陽在寫給城管的申請信中，以家庭名義表達了歉意，同時，他也給自己的家庭加上了“災難深重”的定語。

“我們不是在跟王家做一場交易，調離執法和提供亭棚是兩件事，前者體現的是嚴格執法，後者是對困難群衆的關懷。”胡毅峰也知道，對王家的幫扶不具有可複制性，但過程有很多經驗可供總結。“想找到一塊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擺攤區域非常困難，這很多時候不是城管部門力所能及的，還需要協調大量的外部資源。”

2013年，關山二中隊就在轄區内華羅利廣場開辟夜市，引導部分遊商入市經營，如今，這一夜市仍在運轉，每年有部分名額提供給轄區的困難攤販。

呂德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城管作為執法部門并不具備救濟的職能，目前城管執法的責任主體已經下沉到街道，更合适的方式，應該是由街道黨委政府來承擔這部分群衆工作。

如今，王家的“開心水果”落腳民族大道的關山公園旁，從2020年6月底恢複營業。（南方周末記者李玉樓/圖）

入了店，又出來

2015年1月，王家攤點遷離魯磨路。3月，武漢創文成功。

兩年後，王兆陽花四萬轉手費，以每月近四千元的價格，在湖北開放職業學院後門租得一個門面，沿用“開心水果”的店招，結束了為期16年的“占道生涯”。

彼時，不少武漢媒體報道了這則“暖新聞”，贊揚城管柔性執法，幫助占道戶變“開心店主”。

但好景不長。新店剛開業兩個月，附近就開了一家大型水果賣場。又過了沒多久，附近的美食街被拆遷。接下去，學校也搬走了。

“我原本想耗下去，等到那家大賣場耗死了，還能有些生意做。結果碰上疫情，大家‘同歸于盡’了。”2020年5月，武漢解封後，王家從河南老家回來，租店經營難以為繼，他們又搬回了此前的亭棚，落腳民族大道的關山公園旁，從6月底恢複營業。

“7月虧了三千多，8月勉強打平，9月應該能有些利潤了。”9月中旬，對面的中南民族大學開學，學生來了。

武漢之後，城市綜合管理條例在其他城市陸續落地，以城市管理創新聞名的成都，是在2017年出台的。也在這段時間裡，電商覆蓋率迅速提高，即時配送和新型零售業興起，地攤、百貨、食品、生鮮零售被一一攻下，人們的态度發生着微妙的變化，城管與小販的新聞也漸次消退。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一名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治攤二十年來，城管基本掌握住街面的主動權。”

直至2020年5月，城市治理話語權争奪似乎迎來又一個轉折點，各地夜市興起，“城管喊商販回來”，國家相關部門相繼出台一些更寬松的政策，将這對城市“貓鼠”重新拉入輿論視野。

王兆陽心懷期待。城管們内心則五味雜陳。

張茂用的執勤轄區在成都玉林，今年3月，成都有條件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區域内販賣經營，玉林片區也劃出兩個區域。

為配合夜市經營，張茂用晚班下班推遲了兩個小時。“我完全理解柔性執法，實踐效果也很好，但現在放開，我擔心收不住。”

不隻是張茂用。從業十七年的浏陽城管黃毅坦言自己“是有一點點失落感”，“曾經我們花了那麼大力氣，把流動攤販管起來……”

接受采訪前一周，黃毅剛遭遇了一次“襲擊”。在勸離一名在步行街上售賣字畫的殘疾商販時，對方朝他臉上噴射了不明液體。彼時，浏陽已在試水劃定擺攤區域。

黃毅沒報警，而是堅持勸離了攤販。“主要是避免事态升級，另一方面也能理解殘疾攤販的不容易，”黃毅說，“你說他可憐，他真可憐，說他讨厭，确實又有點讨厭。但我們往往打交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這種人。”

《城市夢》裡，城管隊員也發出過類似感歎，“小販是生活的弱者，我們是工作的弱者。”

他們都注意到最近的一條新聞，某種程度上或許體現了這一次“貓鼠遊戲”的轉折。

2020年9月7日，重慶市塗山鎮城管大隊一名隊員在執法過程中，與商販起沖突被砍傷。事後，商販被認定為正當防衛，而城管隊員被認定為毆打他人。

這起沖突發生在城管隊員将占道水果筐搬入門面内的過程中，據涉事店主回憶，店主在城管移動水果時警告對方“損壞水果是要賠的”，随後矛盾升級。

“城管在搬東西時最容易發生沖突。”張茂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觀察現場圖片發現，涉事門面店外有一段門廊，地磚與店内一緻，這是典型的争議地帶，沖突也發生于此。

法規界定了以卷簾門為界劃分是否占道，但不少攤販以房屋産權權屬據理力争，“目前我們對部分街道會放開這部分，放開容易，以後再想逼進去就難了。”張茂用說。

後續的警情通報稱城管隊員在争吵中“情緒失控”。“執法過程中遇到争吵肯定會情緒激動，隻要對方手上沒有武器，我通常會把雙手背在後面，以證清白。”張茂用解釋。

有評論認為，重新審視攤販價值是對文明城市片面理解的糾偏，肯定城市所蘊含的就業、收入、多樣性的多元價值。

在呂德文看來，這更多是為各地制定“一城一策”的治理辦法提供空間，“拿武漢來說，地攤從沒消失過，類似王家這類被疏解的攤販，就是規範化的地攤經濟。”

2020年9月8日傍晚，武漢街頭已有一絲涼意，民族大道上來往的路人多了起來。

王兆陽收起白天遮陰的大陽傘，點亮“開心水果”的招牌，在靠近人行道的空地支起桌子，擺上切好的西瓜。半個小時，他做了八九單生意，而此前一個鐘頭，沒有任何顧客來買西瓜。

“生意好壞就是一兩步的距離。”王兆陽分享自己的經商心得，顧客今天如果沒在路邊看見西瓜，很可能也就不買了，“做生意就得把商品擺到行人能一眼看到的地方”。對他來說，這也是“擺攤”的意義。

“開心水果”如今開在關山公園一角，也是洪山城管為王家協調的。

這天，王兆陽穿着幹淨的藍白條T恤，比起紀錄片裡，膚色白了些，眉頭也舒展開了，額上冒着細汗。盡管右手截肢，但他還是熟練地把西瓜切塊裝盒。女兒開學上大二，他肩上的擔子仿佛又輕了一些，但七千多的學費，依舊讓他有些拮據。

（南方周末記者李慕琰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 南方周末實習生 沙莎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