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冷知識#
作為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可謂久負盛名,對今天的人來說,吳承恩是其作者,這點幾乎已是老少皆知的常識,但常識真的那麼理所當然嗎?
其實未必。
很少有人知道,關于《西遊記》的作者是誰,曾有激烈的争議,一派人認為《西遊記》是吳承恩所著,而另一派人則認為,《西遊記》作者另有其人,這個“其人”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全真教主丘處機。
丘處機,一個在金庸小說裡淪為打醬油人物的全真掌教,真實的曆史上,卻是成吉思汗非常敬重的宗教首領,曾多次勸說蒙古人止殺。
這樣一個道教頭頭,他會是全篇論佛的《西遊記》的作者?
對此,清代學者紀曉岚,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假托他人之口,果斷予以否認,而近現代學者則大多認為,《西遊記》即使不是吳承恩所寫,也絕不可能是丘處機所作。
其中原委,且聽俺細細道來。
01 丘處機對《西遊記》的署名權
多年以來,坊間都流傳丘處機才是《西遊記》的作者,這種說法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有人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誤傳,肯定是後人将《長春真人西遊記》與《西遊記》弄混了,這才導緻張冠李戴,産生了這種奇妙的誤會。
近代學者胡适、魯迅都持這種觀點,堅信不移。
《長春真人西遊記》是丘處機弟子李志常所著,作為全真教官方教材,在教衆當中發放普及,以此宣傳全真教義。
這有點類似于《論語》的問世,也是孔子的弟子為了總結、宣傳老師的功業,這才進行編撰。
因此,後人很清楚,《論語》不是孔子所著,而是孔子弟子記錄其言行的彙編。
同樣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從名字都能看出,不太可能是長春真人自己所著,自己誇自己真人,這怕是太飄了。
事實上,這部書誕生于丘處機離世次年,刊發給教衆,明明白白李志常所著,而非丘處機。
最早的起源,來自《重修長春觀記》碑文,而立碑者正是丘處機的弟子尹志平所任命的長春觀觀主盧志清,立碑時間則處于李志常執掌全真教期間。
碑文中提到:“常人入道,便廢斯文,專事修養。長春則不然,訪古則紀之吟詠,登程則寓之述懷,咳唾珠玑,語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鳴道集》、曰《西遊記》,曆在可觀。”
除些之外,元代秦志安所著《金蓮正宗記》、陶宗儀《辍耕錄》中也記述了丘處機的生平,提到他所著《西遊記》等。
因此,清初汪象旭《西遊記道書》中才認定,丘處機才是《西遊記》的作者,還錄入元代虞集《西遊記序》,提到“此國初丘長春君所撰《西遊記》也,請作序……假以喻大道耳”,并且明确點出,丘處機是以唐僧取經故事寫成此書,這就明顯指向此《西遊記》并非《長春真人西遊記》,而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講唐僧取經故事的小說。
從此以種種證據來看,似乎《西遊記》是丘處機所著,有闆有眼,難以反駁。
然而,清代學者紀曉岚卻毫不留情地反駁。
02 《閱微草堂筆記》扶乩托辭
在紀曉岚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吳雲岩家扶乩,其仙亦雲丘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太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複答。知已肇事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
這段記載雖然假托了吳雲岩家扶乩的事情,但言之鑿鑿,将為何認為《西遊記》不是丘處機所作,交待得明明白白,若說不是紀曉岚夾帶私貨,那真是誰也不相信的。
按紀曉岚的說法,《西遊記》中出現的許多官職,比如祭賽國的錦衣衛、朱紫國的司禮監、滅法國的東城兵馬司、唐太宗的太學士、翰林院的中書科,這些都是明代才特有的制度,如果不是明人所著《西遊記》,南宋末年的丘處機,是如何未蔔先知,娴熟運用了諸多後世才有的官職?
從小說内容進行分析,即使《西遊記》不是吳承恩所著,那也是明人所著,而絕不可能是宋人丘處機所著。
至于說元代虞集的《西遊記序》,那也可能是後人僞造,隻為印證《西遊記》為丘處機所著的觀點而已。
畢竟,比起幾位文人的述稱,作品到底歸屬于誰,更關鍵的是看内容。
如果出現了這種“時空穿越”的大bug,那誰也不好強摁頭,非得稱《西遊記》是丘處機的作品。
當然,小說《西遊記》中,确實有很多宗教色彩的東西,明為寫佛,實為抑佛,骨子裡卻是崇道、崇儒的。
即使不說那些形形色色的道家神仙們,單是佛祖及其弟子的許多觀點,那也摻雜了大量道家思想,說是道人所作,也并不違合。
魯迅甚至斷言,《西遊記》的作者并未看過佛經,對經典佛教知識是極其貧乏的,而且毫無敬意,他既不可能是佛教中人,也未立意宣傳佛教。
03 《西遊記》中的明人印記
《西遊記》中有許多明人印記。
比如,第八十一回裡,就曾提到唐僧被劫走,徒兒們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天亮就去找師父。
而這句詩,其實來自朱元璋《金雞報曉》中的“三聲喚出扶桑日,掃盡殘星與曉月”,如果不是明人所寫,丘處機上哪裡搞到朱元璋的掃油詩?
當然,也許有人說,這些掃油詩又沒有史料明證,大多是野史記載,随處混用也有可能。
但類似這樣的明代俗言俚語,在《西遊記》裡大量出現,許多都是《增廣賢文》中的原句,不同時代的用語習俗多有不同,雖然這些俗語也可能一代代流傳下來,明代所用,宋代也有用,但能夠大批量雷同出現,還是足以說明問題的。
另外,《西遊記》中多次提到心魔、心猿等概念,孫悟空求道的斜月三星洞,所謂“斜月三星”,不正是一個“心”字?
而衆所周知,明代大儒王陽明,正是以心學而聞名,這也是他最重要的思想論述。
這也印證了一點,《西遊記》無論從内容到思想,都脫胎于明人所思所想,正因這證據如此明晃晃,所以,紀曉岚才敢編排一段故事,将丘處機駁得啞口無言,隻能悄悄遁走。
至于說紀曉岚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到的明代特有的錦衣衛等官職,其實《西遊記》中類似的明代稱謂還有很多,比如總兵、司獄、欽天監、教坊司等,這些也是明代出現的。
欽天監在隋唐時期被稱為太史監、太史局,宋元則稱司天監,直到明洪武年間,才正式更名為欽天監,掌管天文、曆數等事務。
而教坊司,在明代以前雖然也有類似機構,但名稱上略有區别,洪武年間曾有大批機構冠以“司”名,光䘵寺也曾更名為光䘵司,後又複名為光䘵寺。
對這些細節,《西遊記》小說中都逐一體現,即使其取材于民間話本故事,作者也不可能在成書之後,還刻意在這些細節上作微調修改。
小結:
《西遊記》中有太多明人印記,而長春子丘處機雖曾有記載稱他著《西遊記》,但鑒于他其他著作多為詩詞、雜文或者論集,似乎不太可能突然來個風格上的大跳躍,轉而寫話本。
而丘處機弟子曾著《長春真人西遊記》,如丘處機也曾著《西遊記(話本)》,他的弟子又何必取一個類似師長著作的名字?
再者說,一代宗教領袖,卻私下寫話本,這種反差萌,古人大概也是難以欣賞,并廣為宣傳的。
所以,《西遊記》真的與丘處機無關,盡管它涉及很多金丹奧義,但畢竟仍是話本,丘處機即使寫,大概也會像蘭陵笑笑生一樣,托以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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