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詩人杜甫，大家腦海中會出現一個皺着眉頭、沉着内斂的老者形象。若是我說杜甫狂傲，你多半是不信的。别着急反駁我的觀點，請往下讀吧。

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正處于唐朝的全盛時期——開元盛世。而我們知道盛唐詩壇上以李白為代表刮起了一陣清新爽朗的剛健之風：他們善于表現自我，熱衷于追求功名。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派的形成就是因為有一群士子想“曲線救國”——以功名為仕途順利加分。

胡适先生曾經以安史之亂為節點把唐詩分成兩個時期，并比喻成“少年期”和“成年期”。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而杜甫的生年剛好經曆了安史之亂，所以杜甫的詩歌也可以按照上述分法分成“少年期”和“成年期”。“少年期”的詩人具有一種無畏、一種闖勁、一種不計後果的少年氣盛。我們總是說李白狂傲，其實，李白不是個例，隻是那群人中最有名的而已。

講道理，成長于安史之亂前的開元盛世的杜甫，也曾經和那些盛唐詩人們一樣充滿少年感。年輕時的杜甫寫的詩，和李白們的盛唐詩很像。雖然，杜甫四十歲之前的詩遺失了很多，但我們也能從為數不多的幾首詩中看出杜甫的潇灑往事。如，

《望嶽》：

三十五歲之後，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遊曆生活（其實漫遊結交朋友也是盛唐詩人為仕途做鋪墊的手段），他來到長安，正式拉開了求仕的序幕。

然而現實給杜甫狠狠的幾巴掌，奸相李林甫以“朝野無遺賢”為借口使得那一年科舉考試無一人中第，杜甫無奈落榜，一度回到洛陽，不久又返回長安，開始寫詩幹谒，以求能夠得到某位權貴的賞識推薦入官，但是無一例外都沒有回響，大概還是受“野無遺賢”的影響。後來杜甫又前後三次直接向皇帝以賦陳情，而結果是“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才學被賞識又怎樣呢？隻是被封了兵曹參軍（大概是個負責看管兵器鑰匙的閑職），而迫于生活的壓力，杜甫隻能接受。

在長安杜甫活得很憋屈，而且這種生活延續了十年之久，當然，多數人認為這十年是杜甫作為詩人成熟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杜甫寫了大量的幹谒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這一類型的詩都充滿讨好，比如，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纨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隐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常拟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裡誰能馴？

這首詩被稱為杜集中第一首痛快淋漓的言志之作，杜甫雖然之前多次求于對方，但這次他已經不抱有希望了。“纨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開篇第一句就充滿吐槽，接下來更是自陳抱負并自述生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把自己寫的賦和楊雄類比，寫的詩和曹植并舉。要知道，在唐以前，曹植和楊雄是詩、賦領域的大家，杜甫把自己和這兩個人物并稱，是相當驕傲的；而放眼當下文壇，李邕（唐代文學家）、王翰（《涼州詞》作者）這樣的文壇領袖都争着結交、作鄰居，可見，杜甫對自己的才華是相當自信的。這樣的寫法，似乎給對方這樣一個信号：今日的我你愛答不理，明日的我讓你高攀不起。

正如元代董養性評曰：“篇中皆陳情告訴之語，而無幹望請谒之思，詞氣磊落，傲睨宇宙，可見公雖困趾之中，英風俊彩，未嘗少挫也”。這首詩似乎暴露了杜甫的“尾巴”———他也曾和李白一樣，他有他的自負、他的遠大理想以及理想與現實有強烈的沖突。

而“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幾句寫自己在長安求官過程中受的苦，露出杜詩的寫實傾向。“白鷗沒浩蕩，萬裡誰能馴？”末尾杜甫又把自己比作不能被人馴服的白鷗，狂傲之氣溢于紙面。

與其說這是一首幹谒詩，不如更準确地說這是一首回顧困居長安十年的自傳性質的詩歌，頗有“詩史”的苗頭。一般我們認為，正是在長安十年的龃龉坎坷給杜甫形成沉郁頓挫詩歌風格以很大的滋養，而在其後漂泊西南的晚年詩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秋興八首》）。

長安十年，杜甫看清了現實，不再對仕途抱有希望，他離開長安以後的後半生再也沒有回去過。

我認為，但凡一個優秀的詩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個性的。當然，這種氣質最明顯的代表是李白。其實，杜甫也是一樣的，隻是當經曆過安史之亂以後，杜甫的詩歌開始由注重自我轉向關心現實，開始寫實、開始思考自己為何會有困頓的命運以及千千萬萬普通人為何會有更悲慘的命運。

杜甫，随着唐王朝走向成熟期自己的詩歌也走向成熟，詩歌中的少年意氣不見了，更多的是對現實的思考、對民衆命運的擔憂（如“三吏”“三别”）。但是，抛開詩人這個身份，杜甫的活潑依然能夠顯現出來。

《舊唐書·文苑傳·杜甫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小細節：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安史之亂還沒結束，杜甫在成都經摯友嚴武的幫助下過了一段輕松的日子。這段話說的兩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說起嚴、杜兩家，算是世交，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和嚴武的父親嚴挺之是同僚兼好友。如果我沒算錯的話，按照這種淵源關系，嚴武比杜甫算是大一輩。然而兩個人之間沒有那麼多拘束，杜甫喝醉了以後就跳到嚴武床榻上罵：嚴挺之怎麼會有你這麼個兒子！”嚴武從來不是因此生氣，大概也會憑借酒力回罵：“杜審言怎麼會有你這麼個孫子！”從杜甫和嚴武相處中的這個小細節也可以看出，杜甫不是一個沉悶的人。

其實，從他棄肅宗的左拾遺和棄嚴武的幕僚更能看出，杜甫，絕不是個迂腐的知識分子。

而一個優秀的詩人，還具備另一個特點：對身邊事物感知靈敏。無疑，這一點，杜甫也是符合的，不然，怎麼會有《春夜喜雨》這樣清新的作品？“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作為一個敏感的詩人，杜甫對身邊的一草一木之搖曳都會有深切的感知。

正是有這份敏感，經曆了許許多多的動蕩之後的杜甫，晚年的詩歌愈發成熟。在夔州回憶長安的過往時，杜甫寫成了《秋興八首》，這組詩歌，飽含着杜甫的深情與反思，感情欲說還休，最能代表杜甫詩歌風格“沉郁頓挫”。

而“沉郁頓挫”究竟該如何理解呢？我本人最滿意的是陳洪、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解釋：

杜甫在童年時代是很活潑的，青年時代則是裘馬輕狂，可是中年以後，由于生活的折磨，這位生氣勃勃的詩人顯然變得沉郁了。殘酷的現實把他壓得經常展不開眉頭，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滿了感傷的情緒。可是他是一個極有骨氣的人，其郁積于心頭的悲慨湧至口邊時，往往又一口氣強咽下去，回環往複，使情感的流程變得深沉渾厚起來；但感情的回環往複是在詩人心中進行的，流露于筆端的是潛氣内轉而波瀾老成之感。

學者莫砺峰曾經指出：杜甫愛詠鳳凰。他自己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還說：“君不見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鳳聲嗷嗷。……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那鳳凰的哀鳴，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百鳥都套在羅網裡無法逃脫。這不就是杜甫自身的寫照嗎？

杜甫站在盛唐時代的終點，對盛唐詩歌作出了高度的總結，因此他的詩歌具有古典詩歌的典範性。而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由盛入衰的關口，也是封建王朝逐漸走下坡路的标志。從此，再也沒有這樣的盛世，所以後人寫詩模仿杜甫，總感覺差了點東西。我想，汲取盛唐養料的杜甫，是有靈氣的。在這一點上，後人沒有他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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