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作為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北京大學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大學。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又是一所稀裡糊塗的大學。北京大學的糊塗，首先就體現在首任校長身上。因為北京大學已經建校120周年，究竟誰是第一任校長還是個有争議的話題。

一種說法是嚴複。搜索北京大學，首先看百度百科的介紹，“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校，嚴複為首任校長。”據1998年版的《北京大學紀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記載，1912年5月3日，“國民政府批準教育部呈請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為大學校校長。臨時大總統令:‘任命嚴複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此令。’”

也就是說，1912年，北京大學才有第一任校長。但北京大學今年卻隆重慶祝建校120周年。這就矛盾了，明明在1898年就已經建校，為何1912年以前的校長卻忽略不提呢？

另一種說法是孫家鼐。1898年7月3日，時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的孫家鼐被清政府任命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管理學務大臣。還有說法是，同時任總教習。孫家鼐的家鄉在安徽，家鄉人民一直以孫家鼐任北大第一任校長為榮，認為是孫家鼐創建了北京大學，在各種宣傳中都将孫視為北大首任校長。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說：“……他一手籌辦了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大學，這在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根據中國史學會編纂的《戊戌變法》記載，在光緒帝向孫家鼐下達任命後，8月24日，禮部通知孫領取官印，“ 欽命管理大學堂事務之關防”。随後，戶部又通知孫領取财政撥款。既有權，又有錢，孫家鼐貌似成了名副其實的校長。

為何偏偏是孫家鼐呢？因為孫家鼐是官書局的管理大臣。1896年，京師大學堂的首倡者李端棻曾上奏，“請京師建設大學堂,系為擴充官書局。”孫家鼐也曾上奏附議李端棻，大力支持建設京師大學堂。由此，孫家鼐擔當大任則是順理成章的。

孫家鼐對于京師大學堂的辦學方針，提出了具體指導思想，即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不同于“一才一藝”的同文館，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國大學堂那一套。孫家鼐還曾提出八條具體建議，一、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 拟立仕學院；二、出路宜籌；三、中西學分門宜變通；四、學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譯書宜慎；六、西學拟設總教習；七、專門西教習, 薪水宜從優；八、膏火宜酌量變通。

戊戌變法失敗後，京師大學堂在孫家鼐的堅持下得以保留，但頑固派對孫家鼐一直攻擊不斷，慈禧也多次點名批評孫，讓孫壓力山大。光緒帝被廢後，1899 年 7 月，孫家鼐提出辭職并得到批準。從1898 年 7 月 3 日任命，到1899 年 7 月17日辭職，總共379天。

還有一種說法是丁韪良。丁韪良是美國傳教士，23歲來華傳教，在中國待了58年。說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長的根據是，丁曾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并是北大的實際管理者。

丁韪良

根據《光緒與京師大學堂》記載，孫家鼐在向光緒提出辦學建議時，曾提名丁韪良為京師大學堂的西學總教習。“月薪從優, 予以五百金。訂明權限, 其非所應辦之事, 概不與聞。”這裡說的是“西學總教習”，并不是總教習。事實上，還有中學總教習，孫家鼐曾希望康有為擔任此職，後來擔任辭職的是許景澄。當時的丁韪良是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

1898年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舉行開學典禮。丁韪良帶領所有西學教習向孔子的靈位脫帽和行鞠躬禮。這裡有個疑點，就是丁韪良帶領的隻是西學老師，而不是所有老師，因為還有中學教習。

丁韪良走馬上任後，《紐約時報》曾刊發報道：《中國帝國大學——美國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為校長》：“華盛頓9月22日電——國務院收到康格大使從北京發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為最近由朝廷創建的中國的帝國大學的校長。……據大使稱，丁被認為是無可匹敵的。”

1912年，曾負責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分纂的羅惇曧在《京師大學堂成立記》一文中說：“美國傳教士丁韪良為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韪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

堅持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長的觀點認為，孫家鼐的功勞不容否認，但孫更像國子監的監事大臣，相當于教育部部長，而丁韪良才是名副其實的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

丁韪良任職京師大學堂期間，爆發了義和團運動。1900年夏，京城大亂，京師大學堂同樣受到了沖擊。1902年，京師大學堂重新恢複，這個曾參與京城搶劫的洋人也被恢複原職。

堅持孫家鼐是北大第一任校長的觀點認為，京師大學堂當時的編制是，管學大臣，然後才是總教習。總教習隻相當于分管業務的副校長。況且，丁韪良隻是西學總教習，而是總教習，不可能管理所有老師。

丁韪良在各種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校長”的角色。如在《中國覺醒》中寫道：“清政府以五百萬兩銀子作為資本，創辦了一所京師大學堂，而我被皇帝下谕令任命為該大學的校長，并被賜予清朝九品官銜中的第二品頂戴。”

“我在擔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之後，于1898年又被聘為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是由光緒皇帝直接下谕令委任的，該谕令還發表在清廷的《京報》上，我的官品僅次于最高級。”

由此看來，事實已經清楚。孫家鼐更多是教育部長的角色，沒有負責京師大學堂的具體事務，而中學總教習許景澄當時還在俄國，也沒有在京師大學堂工作過。作為西學總教習的丁韪良則是京師大學堂的實際管理者。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所謂的這第一任校長應是空缺的。既不是孫家鼐，也不是丁韪良，因為丁韪良有實無名，頂多是個代理校長而已，但根本沒有任命。

後來人們在提到北京大學時，卻很少提到丁韪良，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美國人，還是一個傳教士。雖然他也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拓者，但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隻能将其犧牲。

避諱掉丁韪良可以理解，但非要從1912年開始，将嚴複算作第一任校長，這就有點讓人匪夷所思了。

在北大精神中，包括了“嚴謹、求實”，但北京大學真的做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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