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舉考試的考試方式?科舉制，起于隋朝，至唐宋慢慢完善，到明清逐漸走向僵化可以說，橫亘在曆史長河1300多年的科舉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唐朝科舉的内容、規則、考試方法等方面都比隋朝科舉細緻，是科舉制重要的完善階段，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唐朝科舉考試的考試方式?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唐朝科舉考試的考試方式

科舉制，起于隋朝，至唐宋慢慢完善，到明清逐漸走向僵化。可以說，橫亘在曆史長河1300多年的科舉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唐朝科舉的内容、規則、考試方法等方面都比隋朝科舉細緻，是科舉制重要的完善階段。

而帖經作為唐朝科舉的重要考試方法之一，和唐朝文學發展更是有着密切的聯系。那麼，帖經是什麼呢？

上圖_ 古代科舉 示意圖

一、唐朝科舉與帖經

在解釋帖經的定義之前，可以先看看帖經這種考試方法形成的背景。《唐摭言》記載，唐高祖李淵武德四年是唐朝首次科舉考試，已經設置了明經、秀才、俊士、進士這四門考試科目。此時帖經尚未出現。但随着唐朝發展，科舉的考試科目逐漸增多，帖經也就閃亮登場了。

考試科目增多後，唐朝科舉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常科，一般設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字、明算六門，一類是制科。帖經一般是常科的考試方法。常科，指的是穩定開設的考試科目，而制科則是不定期開設的科目。能在常科中雷打不動地出現，可見帖經是具有一定好處的。

上圖_ 《文獻通考》簡稱《通考》，是宋元時代學者馬端臨編撰的一部典章制度史，共348卷

《文獻通考》載，帖經主要考查儒經或道經的内容，掩其兩端，中開一行，“裁紙為帖”。每帖空三字，由考生據上文或下文填寫。不同時期，“随時增損，可否不一”，判定通過帖經的标準也不同。有時十通四過關，有時十通五過關，還有的時候至少要十通六才過關。這就類似于現在語文考試中常見的古詩文填空。

雖說帖經格式大緻固定，但在不同科目中，其呈現的姿态又有所不同。

上圖_ 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 ，即唐高宗

1.明經科與帖經

唐初，明經科的考試方法隻有“試策”一種。在這種情況下，士子們為了更便捷地應試，不讀經典，而是選擇記憶義條。“義條”是什麼呢？可以理解為經文集解的要點彙總。士子們隻要死記硬背這“義條”，便能取得不錯的成績。

到了唐高宗時，高宗察覺到了這種考試方法有諸多弊端，便頒布《條流明經進士诏》規定明經加試帖經，十帖得六則合格。隻有帖經合格，才能進行試策。有了帖經打地基，試策的要求便相應提高。朝廷以《周禮》《左氏》《禮記》等諸經的經文及注意設問，士子們不能僅靠“義條”答題，而需調取知識儲備，辨明義理，才可通過。

上圖_ 《周禮》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

開元二十五年後，明經設帖經、問義、時務策三項試法，帖經合格标準由十通六成了十通五，難度有所降低，但其仍是明經考試的第一個“門檻”。

唐朝科舉中還有一些參考明經考試方法的科目，典型的如明法、明書、明算。和明經一樣，這幾門考查專業技術的科目考試時也将帖經放在最前位，隻不過考察的“經”是唐朝律令、《說文》《九章》等專業書籍罷了。

總體而言，帖經在明經考試中是作為敲門磚的地位存在的，考查的是士子的知識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士子無法通過帖經考試，任他其他能力再強，也隻能铩羽而歸。

上圖_ 唐朝的士人

2.進士科與帖經

進士科采用帖經的情況，與明經科大同小異。

唐高宗永隆二年之前，進士科考試的方法隻有策試一種，朝廷取士，喜好辭采華麗。士子們為了應對考試，強記舊策。唐高宗永隆二年之前進士科開始采用帖經的考試方法，以先帖經，再雜文，最後試策的順序考試，慢慢扭轉了這種不良學習風氣。

此時進士科中帖經的考察方法大概如下，帖《尚書》《周易》等一小經，十通六合格；帖《老子》的正注文五帖，五過三合格。

到了開元二十五年，《開元條制诏》規定進士科改帖《禮記》等大經及《爾雅》，十者通四即可進入雜文試。

中唐時，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雜文等地位的上升，雜文試取代帖經成了首場考試，但帖經作為一種穩定的考試方法仍然是考驗士子基礎知識的試金石。

上圖_ 《禮記》，據傳為孔子的弟子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

二、帖經與文學的關系

由上，不難看出，帖經在唐朝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地位。實際上，帖經對于唐朝的文學發展也有推動作用。

1.帖經與詩歌

唐朝科舉帖常考典籍主要有《禮記》《左傳》《毛詩》《周易》《尚書》等，命題人喜歡從這些典籍的篇目中出題，而士子如果多加背誦帖經常考典籍的典故，則能在科舉試策等環節，乃至日後的其他寫作中妙筆生花。

上圖_ 《尚書》，最早書名為《書》，約成書于前五世紀

這裡舉一個例子。如安史之亂爆發後的天寶十五年，科舉詩題為《東郊迎春》。試題典故出自《禮記·月令》，寫立春時，天子親領三公、九卿、諸侯等在東郊迎春，回朝後在朝堂賞賜公卿。進士及第者皇甫冉詩作博得青睐。皇甫的詩作用了《禮記·月令》的兩個典故。“曉見蒼龍駕，東郊春已迎”用天子駕龍之典，“遙歡上林苑，今日遇遷莺”用天子返朝後賞賜公卿之典。

在各種經典中，《禮記》中的典故是備受考官青睐的，所以很多士子對《禮記》的典故也很熟悉。此借指皇宮的“九門”為例。在科舉中，有許多士子用到“九門”的典故，如窦常《花發上林》“色浮雙阙近，春入九門深”，穆寂《冬至日詳風應候》“微微萬井遍，習習九門通”。

上圖_ 李商隐 （唐朝詩人）（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号玉谿生

在科舉之外的文學創作方面，《詩經》的典故則備受詩人追捧。以李商隐為例。李商隐《武侯廟古柏》“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用《詩經·甘棠》頌甘棠樹，揚召公德政的含義，表明對明主的期待。《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禮部魏公》“朝滿遷莺侶，門多吐鳳才”用《詩經·伐木》遷莺的典故表明對舍弟的及第的喜悅。

文人在創作古詩時經常運用典故。典故既可以增加作品的曆史底蘊，又可以增添作品的含蓄美。都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正是因為士子們在準備科舉帖經考試的過程積累了大量經典中的典故，所以士子們才能在科舉中、在其他文學創作中調動知識儲備，而不至于無料可寫，這也推動了唐詩的發展。

上圖_ 《五經正義》是唐代孔穎達等奉敕編寫的五經義疏著作

2.帖經與散文

帖經對于唐朝散文的發展也有推動作用。唐初，骈文當道，文風浮糜，華而不實，士子們準備科舉，一般隻是死記硬背經義。這不利于散文的長遠發展。653年，唐王朝頒布官方經學讀本《五經正義》，編者孔穎達在《尚書正義序》中批駁義略辭華的文風，提倡“通經緻用”。

帖經進入科舉考試後，熟知經義，掌握大量經句的考生才能在科舉中脫穎而出。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考生頭懸梁錐刺股，刻苦讀書。在記憶經典時，經世緻用、重視教化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士子們的價值觀，士子們漸漸注重在寫作時反映現實，并有所興寄。

上圖_ 李華（715-766年），字遐叔，趙州贊皇（今河北贊皇縣）人

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李華曾作《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表明自己的文學主張。李華指出，文章應該宗“六經”之志。為了達到這個目标，文人應内化儒家精神，做一個有德行的人，這樣才能保證作品是有德之文。而後應該聯系現實，以言表志，注重發揮文章美刺功能，修飾成文。這樣寫作出的文章才能具備立身揚名的宣傳作用，化人成俗的教化功能。

為什麼李華會産生這樣的想法呢？因為李華在準備帖經考試時認真學習儒家經典，積累和理解大量經句、經義。所以他強調文章應通經緻用，言之有物。許多經曆過科舉考試的文人也對李華的看法較為認同。這種聯系經典、注重實用的文學主張，對轉變當時空疏浮糜的文風有一定影響。

上圖_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後來，韓愈、柳宗元等人領導古文運動，更加注重經世緻用。韓柳等古文家提出了“文以

明道”的主張，認為應該修辭以明道。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論述道文兩者間的關系。他認為學者應該求諸道且遺其辭才能明道。以文字闡釋道所以道得以明，而文字也靠書來流傳下來。傳道是撰文的目的，文學是儒道的載體。韓柳則反對浮誇的文風，倡導散文語言返璞歸真，散文内容反映現實，散文功能教化為主。古文運動中，一篇篇質樸情深，仁義道德，富于美刺的散文佳作應運而生。

設立帖經這一科目後，士子們更加注意理解經典，并聯系經典和現實，這有利于唐朝散文的文風從華麗浮誇走向實用質樸。

作者：司晨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馬凱《唐代科舉帖經與文學研究》 西北大學 2019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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