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江中遊，坐落着有“華夏第一城”之稱的襄陽市。在這裡，出現過水淹七軍的關羽，抗金報國的嶽飛，還有揭竿而起的李自成。由于城内文化遺址衆多，襄陽因此在國内也享有“曆史文化名城”的稱号。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距離湖北一千多公裡，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韓國江原道境内，竟也有一個同名同姓的“襄陽城”。

如果僅僅隻是兩地重名也就罷了，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韓國國内的相當部分地名，都與中國湖北省高度重合：比如漢水和漢江，興起于湖北五台山的太極拳與韓國的“太極旗”，起源于楚地的端午節與韓國的“端午祭”等等。

（韓國江陵端午祭）

究竟是什麼樣的曆史原因，讓韓國與湖北的諸多地名高度重合？中國與韓國，在今天的湖北地區有着怎樣的曆史淵源？今天，本期節目為您講述：“山寨湖北”在韓國。

縱覽韓國全境，我們會發現這個面積僅為10.04萬平方公裡的國家身上，竟然有許多中國湖北文化的身影。

1961年—1997年，韓國經濟發展騰飛的黃金期被譽為“漢江奇迹”。漢江起源于太白山南漢江與金剛山北漢江，兩條主要河流在韓國京畿道彙合後稱為漢江，流經韓國首都首爾，最終注入黃海。漢江在朝鮮半島為第四長河流，韓國境内第二長河流，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漢江被韓國視為他們的“母親河”。

中國湖北的朋友們或許很熟悉，在湖北省的境内，也有一條“漢江”，又稱之為“漢水”，它是長江最長的支流，發源于中國陝西省秦嶺南麓的沮水，于武漢漢口注入長江。漢江的水運交通十分發達，今日湖北省省會武漢的前身：漢口與武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漢水水運而興起。

如果說，穿過韓國首都首爾的漢江，是韓國人民的“母親河”。那麼湖北省的漢江，就可以稱得上是武漢的“衣食父母”。

除漢江以外，韓國其他地方的諸多地名，也與中國湖北省有着頗多的相似之處——譬如在韓國江原道内，東臨日本海，北臨韓國“襄陽郡”的“江陵市”。在中國湖北荊州市，也有一處名為“江陵”的縣城，距今至少已有1280年的曆史。

此外，朝鮮半島李氏朝鮮政權的首都名字叫做“漢陽”，後改稱為“漢城”。2005年，漢城官方中譯更名為“首爾”。時至今日，這裡依然是韓國的首都。

而熟悉湖北曆史的朋友們都知道，漢陽是“武漢三鎮”之一，漢陽、漢口和武昌這三鎮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湖北省省會武漢。

（武漢三鎮）

你以為韓國與湖北之間的交集，僅僅在地名上就到此為止了嗎？——韓國的國旗，是由紅、藍兩色的太極圖構成，周圍則由中國《周易》中的乾、坤、坎、離四卦環繞，共同構成了韓國今日的國家旗幟。而将太極文化發揚光大的“太極拳”發源地：武當山，正位于湖北省西部十堰丹江口市境内，聽起來是不是感覺有點不可思議？

在文化節日上，韓國與湖北之間也有着諸多的相似之處：中國湖北省之所以簡稱為“荊”，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湖北又被稱作“荊楚之地”。前278年6月6日，楚國的愛國詩人屈原投江自盡。為紀念屈原，荊楚之地誕生了後來人們所熟知的“端午節”。而在今天的韓國，人們也會舉行“江陵端午祭”等祭祀活動。

（韓國江陵端午祭）

綜合對比韓國與中國湖北的相似之處，也難怪有人感慨韓國就是一個“山寨版”的中國湖北。那麼，韓國和湖北究竟有着怎樣的曆史淵源，以至于兩者之間産生如此之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呢？

對于韓國為何與中國湖北省有諸多相似之處這個問題，湖北襄陽及三國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葉植等國内專家學者，在其著作中早已給出了曆史答案。有部分專家學者指出：韓國的祖先，很有可能來源于中國的湖北省。

支持這一猜想的史學專家認為，在遠古時期的湖北，有兩處名為“羅”和“盧”的小國。公元前225年—前223年，秦國發起滅楚之戰，戰火燒到了這兩個國家的附近。這兩個小國的國民就舉國遷移，東渡到了今天朝鮮半島的韓國地區。出于對家鄉的懷緬，他們将中原地區的地名帶到當地。

（《大秦賦》劇照，秦滅楚之戰）

也有部分學者從韓國舉行的“岘山文化祭”，紀念中國西晉襄陽名将羊祜推斷：西晉時期，由于五胡亂華，大批漢族居民開始“衣冠南渡”，部分“南渡”的居民跨海漂泊，抵達了今天的韓國，從而形成了今天韓國的先祖。

但是，這兩種學界假說都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在秦國初期，中國還并沒有襄陽、江陵、淮陽等地名。羊祜病逝于公元278年，紀念羊祜的民間習俗活動，也并不一定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内傳播開來。因此，有人認為這兩種學術說法都站不住腳。

（湖北羊祜雕像）

目前受主流學術界普遍認可的一種猜測是，韓國之所以有如此多和湖北雷同的地名和文化，主要是因為在宋末元初時期，有一批中國居民将湖北地區的地名和風俗帶到了今天的朝鮮半島，這個過程十分複雜而漫長，并不是一場簡單的遷徙。

公元1231年至1273年，成吉思汗第三子，蒙古大汗窩闊台派遣撒禮塔等大将前後9次入侵朝鮮半島。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抵擋不住蒙元的鐵騎，被迫向蒙古和後來的大元俯首稱臣。高麗元宗時期，高麗王朝太子忠烈王娶忽必烈的女兒齊國大長公主忽都魯揭裡迷失為妻，從此正式确立了朝鮮與大元之間藩屬之國的關系。

（蒙古騎兵油畫）

在征服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後，蒙古鐵騎于公元1268年——1273年間對南宋的長江防禦重鎮：湖北襄陽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曆經5年苦戰，臨近襄陽的樊城被蒙古軍隊攻克。公元1273年，遭蒙軍數年包圍的襄陽守将呂文煥為保一城百姓，主動向蒙軍開城投降。1279年3月19日，南宋士人陸秀夫背着宋朝的末代皇帝跳海自盡，立國三百餘年的大宋王朝從此退出了曆史舞台。

宋朝覆滅後，駐紮在湖北襄陽一帶的守軍被納入元軍編制，同元朝軍隊一起南征北戰。在覆滅宋朝後，蒙古軍隊的鐵騎并沒有從此止步——公元1283年，元朝在朝鮮半島境内設立“征東行省”，高麗國王受封擔任“大元征東行省省丞”，統籌蒙元軍隊東征日本一事。原先駐紮在襄陽一帶的湖北漢人守軍，因此北調進入朝鮮半島，随時準備跨海東征。

（元日戰争）

據統計，在1274年—1281年的元日戰争中，元朝總計派遣15000名蒙古及中國北方的士兵，而在朝鮮半島駐紮負責補員和後勤的常備軍更是高達數十萬之衆。常言道“百萬漕工，衣食所系”，數額龐大的常住軍隊給了高麗這個小國莫大的壓力。公元1273年10月，高麗國王向忽必烈寫信請求：高麗國小地薄，糧食欠收，着實養不起如此規模龐大的駐軍。

但是，當時的忽必烈并不願意放棄東征日本的計劃，可又不得不考慮高麗的實際情況，于是隻好同意駐紮在朝鮮半島的蒙元軍隊可以在當地無戰事時務農耕種，也準許漢、蒙、朝三族通婚。因此，有大批從湖北抵達今日朝鮮半島的居民因為婚姻和工作的緣故，永遠留在了朝鮮半島。長年累月與故土的分别，讓他們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因此他們便将當地的大江大河，改為自己家鄉的地名。而這也很有可能是為何韓國諸多地名與湖北省十分相似的曆史原因。

（蒙元時期重7公斤的皮铠）

1368年9月14日，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被明朝将領徐達率軍攻克，元朝正式滅亡。作為新的大一統王朝，明朝立即令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與重修宗藩關系，但深受元朝影響的高麗王朝對明朝的要求不屑一顧，并于公元1388年前後計劃與明朝開戰。奉高麗國王之命，準備出兵遼東半島的高麗将領李成桂發動兵變，推翻高麗，另立國家向明朝俯首稱臣。

得知朝鮮俯首稱臣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非常高興，遂賜其國名為“朝鮮”，史稱“李氏朝鮮”，并在《皇明祖訓》中将朝鮮列為“明朝永不征讨之國”，從此确立了兩國和平往來的友誼關系。從此，中、朝（韓）兩國人民的交流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文化、地名因此被逐漸帶到了朝鮮半島。

在今天，我們不難發現韓國與中國湖北省，乃至中國文化整體都有着諸多的相似之處。中國與韓國之間一衣帶水，彼此互相成為了“文化的鏡子”，探究兩國之間文化的相似之處，無論是對于曆史研究，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着積極的意義。

比如，唐代詩人李白所著的《襄陽歌》，因曆史因素在目前國内已經失傳。但是，在今天韓國的襄陽郡，卻保留着中國唐朝時期原汁原味的曲調，并在韓國國内廣為傳唱。朝鮮王朝詩人金尚憲所寫的《送權缙赴襄陽郡》以詩中，“江漢風流隻虛事，鹿門須覓姓龐人”的襄陽文化景象，也能夠在李白的《襄陽曲四首》發現兩國曆史上文化交流的蛛絲馬迹。

（李白畫像）

中、韓兩國人民也深感彼此文化的相似之處，20世紀90年代，中國湖北與韓國江原道境内的襄陽城共同簽署友好城市協議，推動兩座城市的文化交流往來，為中韓兩國的和平相處打開了一扇窗口。

但是，韓國當局接下來的種種舉措十分耐人詢問。在韓國江原道襄陽郡的對外宣傳材料中，韓國襄陽郡當地政府這樣寫道：“襄陽”本是中國湖北省漢水沿岸的一個小城之名，它優美的自然環境、文化的習俗和人的禀性與韓國襄陽十分相似。

（韓國襄陽郡）

韓國襄陽郡當局在它的外宣資料中，玩起了“偷換主語”的文字遊戲，将韓國襄陽與中國襄陽的相似，悄悄改成了“中國襄陽”與韓國襄陽的相似。主語和賓語之間的置換，雖然并沒有任何文字符号上的改動，但是所産生的意義大相徑庭。

誠然，中國人民歡迎中韓兩國之間友好的文化往來，也對中韓兩國文化之間的相似予以曆史上的肯定和認同。但是，這種“偷梁換柱”的行為，恐怕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接受，這不僅事關一個民族的曆史情節，更事關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

（中國襄陽）

祝願未來中韓兩國人民，能夠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探尋中國湖北與韓國之間的曆史淵源，各自在曆史的長河中守住本國文化的一份淨土與一份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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