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璐

1843年，巴爾紮克發表了《人間喜劇》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幻滅》。小說的主人公大衛·賽夏醉心造紙研究，以昂貴的中國紙為仿制對象，用草類、蘆葦為原料造紙，并将施膠劑配入紙漿以代替成紙後逐張施膠，“造出一種廉價的紙，和中國紙質量差不多，書的重量和厚度可以減少一半以上。”小說的結尾，大衛遭奸商暗算放棄了發明專利，科學研究的幻想終至破滅，但巴爾紮克依然在作品中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發明的贊美：“自從有了大衛·賽夏的發明，法國造紙業好比一個巨大的身軀補足了營養。”

并非巴爾紮克故作驚人之語，17—18世紀，受啟蒙運動影響，歐洲的科學、文教、印刷業蒸蒸日上，與之相對的則是處于落後階段的造紙技術。當中國早已不再局限于使用麻紙，皮紙、竹紙、草紙和混合原料紙成為主流，歐洲紙張仍以麻紙為主，質量厚重，纖維束多，顔色泛黃，表面滞澀。即便不考慮書寫體驗，日益增長的印刷需求也使得原料破布的供應捉襟見肘。另一方面，與中國在抄紙過程中加入“紙藥”不同，歐洲在濕紙之間墊上毛氈的做法不但笨重，且晾幹後的紙張容易變形，需要逐張砑光，過程煩瑣，人力物力浪費嚴重。

一些有識之士已經從在華傳教士寄回的材料中窺到中國造紙技術的端倪。在18世紀巴黎出版的《中華帝國通志》中，提到宋人蘇易簡所作《紙譜》，裡面記載了嫩竹紙、桑皮紙、稻麥稈紙、樹皮紙、楮紙等因地制宜生産的植物纖維紙。1765年，兩個北京青年來到巴黎遊曆，時任法國财政大臣杜爾閣在兩人回國之際親自接見，面交有關中國的52個問題，希望其返華後能夠幫助解決，寄回一些抄紙簾、不同原料的紙制品、較大尺寸的皮紙等樣品，以便仿制。

939 年的英國造紙機

1788年，曾任駐法大使的富蘭克林在費城美國哲學會會議上宣讀《論中國人造大幅單面平滑紙的方法》，文中介紹了中國以大幅竹簾抄紙，簾床系以繩，繩的一端固定在天花闆上，并将施膠劑加入紙漿等方法，拓寬了歐美紙工的思路。1797年，法國人羅伯特發明了第一台機械造紙機，将長竹簾兩頭接起，做成類似坦克履帶的長橢圓形抄紙簾，由兩個轉輪驅使在紙槽内轉動。漿料桶中的紙漿通過導流管流過簾面，纖維留在簾上，水流入紙槽中。紙簾移動至另一端時，再由另一端重新移動至上方抄紙，循環轉動。濕紙經過包有毛氈的滾筒壓榨去水，脫離竹簾後吊起晾幹，即可成紙。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這一發明被賣給英國商人富德裡尼爾，後經改良，用銅網代替竹簾，增加了伏輥、壓輥、蒸汽烘輥和卷紙輥，實現了連續作業。借助工業革命的成果，歐洲的造紙術如同其他科學技術領域，在短短幾十年中完成了對中國的全面趕超。

進入20世紀後，救亡圖存的中國青年開始重新審視西方，試圖從中找出破除殖民主義與等級制度的自強之路。易蔔生的戲劇、高爾基的小說，大量翻譯作品和西式報紙湧入普通人的生活，正暗合了“崇白話而去文言”的白話文運動宗旨。第一個向全世界傳播造紙的國家，最終也被從歐美進口的紙張所承載的思想文化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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