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培新

法學教授

•賣手機不配充電頭，客戶可以将舊的充電頭循環使用，就像餐飲外賣應當默認不随附筷子與湯勺，因為很多用戶是叫餐到家或者到單位，可以自備筷子與湯勺。這樣做，的确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環保利益。

•賣車的不再配備擋風玻璃、賣鞋子不配鞋帶，則是另一碼事，擋風玻璃之于汽車、鞋帶之于鞋子，都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而充電器與手機，餐飲與筷子與湯勺，則完全屬于不同的物。

•環保利益具有優位價值。銷售手機不随附充電頭，的确會使部分消費者覺得“不舒服”，但也會迫使更多用戶，重新翻騰出老的充電器，舊物循環利用。真正的環保主義，是指“即便你有錢，也要促使你循環利用舊的物件”。至于是否包藏着促進單品銷量的考量，則是另外一個商業問題了。

•未随附充電頭，并不屬于“不合理”地免除或減輕自身責任，也不屬于“不合理”地限制了對方的主要權利。不向消費者随付新的充電頭，促使後者舊物循環利用，并沒有限制消費者的“主要權利”，除非消費者能夠證明，手機售價中包含了充電頭的費用。

•種類物不是“物”。隻有在手機成為特定物後，才會發生主物與從物的關系。舉個例子，手機陳列在商店裡，屬于種類物，張三買入該手機，帶有充電器，一年之後，将其作為二手商品賣給李四，才會産生李四主張充電器作為從物同時移轉的權利。如果商家言明不随附充電器，消費者買入手機、經意志特定化後的特定“物”，就是不帶充電器的手機，充電器就不是該手機的從物。該手機作為二手商品出售時，買家自然不能主張同時獲得充電器。

•事實上，該案無關乎主物與從物，而是關乎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商家在出售手機時，是否要随附充電器，取決于其是否負有該“從給付義務”，而後者又取決于法律規定、當事人約定及基于誠信原則的合同解釋。然而，法律并無此規定，商家也以約定方式排除了該給付義務，合同解釋亦無法得出随附充電器的從給付義務。

•商家是否構成欺詐，取決于其行為是否會使絕大多數理性的消費者在買入手機的時候，“違背了真實意思”？從目前情況看，絕大多數消費者似乎已經接受了這樣的安排，即老的充電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要快充，買新的充電器。但如果商家以同樣的價格在不同地區出售手機，一個地區随附充電器，另一地區則不随附充電器，則另當别論。

•我國工信部有關于“引導消費者、銷售企業、生産企業觀念改變，促使手機與電源适配器分離銷售”的提案。環保價值，是超越國界的普适價值。個人占有的越少，向社會貢獻的愈多。此次被訴的，是一家注冊于北京的公司。如果其他的公司，采取促使老用戶沿用老充電器的做法，本文的法律技術分析，同樣适用。

蘋果公司iPhone12不配備充電器，被訴上法庭

曾多次參與“小城杯”公益訴訟大賽，見到了諸多對法治褒有信仰的同學們，他們眼中有光亮，心中有夢想，腳下有行動……他們狀告國拍行、迪斯尼，質疑霸王條款，喚醒了沉睡的權利，推動了社會進步。這次，他們再次将商業巨頭蘋果公司告上了法庭。

社會的光明，是由一點一點的微光點亮的，社會的進步，也是由一個一個微小的事件推動的。他們付出的真誠努力，值得我們發出常見常新的贊歎。

當然，法律是不受激情羁絆的理性（law is the reason free from passion），除了一腔熱血，還須有冷靜的頭腦、良善的價值判斷，缜密審慎的思考，非如此，請求權基礎無以牢固，公益訴訟也難免走偏。

2021年10月23日進行的第七屆“小城杯”公益訴訟大賽決賽，五位同學将蘋果電子産品商貿（北京）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該公司銷售的iPhone12不配備充電器。學生的訴請，包括三項：其一，請求判令被告交付手機充電器；其二，請求判令被告承擔違約責任，支付違約金100元；其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原告訴由：格式條款、主物從物、涉嫌欺詐

案情非常簡單：

從iPhone 12系列開始，蘋果公司不再配備充電器和耳機。蘋果公司在發布會中稱，“移除這些物品意味着更小、更輕的 iPhone 包裝盒。我們可以将多達70%的産品裝在一個運輸托盤上，從而減少我們全球物流鍊中的碳排放。”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環保目标，從包裝盒内部，為地球減負。”

為此，蘋果在其包裝盒上，作了如下提示：為了實現我們的環保目标，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不再随附電源适配器和EarPods。請使用你現有的Apple電源适配器和耳機，或單獨購買這些配件。

簡單說來，蘋果就一句話：老的充電頭和耳機，都是可以用的，這次就不附随配置了。這樣可以減少物料使用，實現環保目标。你們如果要用新的，可以單獨購買。

然而，似乎有些網友并不買賬，紛紛化身段子手：“為了環保不配充電器，你們的手機平時靠光合作用嗎？”“買手機沒有充電器，是一次性使用嗎？”“這不是跟上飯店吃飯自備盤子、賣車的不再配備擋風玻璃、賣鞋子不帶鞋帶一樣嗎？”……

調侃歸調侃，要論證蘋果公司是否違法，還必須回到規則的軌道上來。

原告的訴由主要有：

其一，依據民法典，蘋果公司不再附随電源适配器的條款，是無效的格式條款，不構成合同的内容；

其二，電源适配器是手機的從物，蘋果公司應當履行交付義務；

其三，蘋果公司在銷售手機的過程中缺乏顯著性提示，存在欺詐的行為。

這些訴由，表面看來似乎有理，但審慎思辨之下，卻未必合乎法理。以下分析，純粹是法律技術思維，試圖豐富一番學生的思維。

不再附随充電器，是否為無效的格式條款？

該格式條款是否有效，直接決定了該案的走向。原告援引了《民法典》第六條（公平原則）、第四百九十六條（格式條款的定義）、第四百九十七條（格式條款的無效）和第四百九十八條（格式條款的解釋）等四個條款，來論證該條款無效。

概括說來，原告的理由是，蘋果公司作為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了自己的責任，限制了對方的權利，因而是無效的。

然而，原告此一訴由，并非無懈可擊：

其一，環保利益具有優位價值。《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态環境。蘋果公司銷售手機不随附充電器，的确會使部分消費者覺得“不舒服”甚至“不合理”，但也會迫使更多的果粉，重新翻騰出老的蘋果充電器，舊物循環利用，的确起到了節約資源的效果。在判斷合理與否時，應當将環保利益列為優位利益。

正如一位網友稱“誰家裡沒有十個八個充電頭？手機一兩年就換了，充電頭還能正常使用，蘋果這樣操作，确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節約環保的作用啊。另外，如果必須配充電頭，蘋果完全可以把充電頭的價格加到手機價格上形成搭售，以蘋果的市場強勢根本不愁賣，最後還是消費者吃虧”。

其二，未随附充電器，未必屬于不合理地免除或減輕自身責任。這裡的要義在于“不合理”。如前所述，蘋果公司這麼做，或許是為了實現環保價值，蘋果公司的答辯，似乎正在證成這一點，從常理看，并非站不住腳，除非原告能夠予以證僞，或者原告能夠證明，蘋果售價中包含了充電器的費用，但蘋果卻沒有盡交付義務，因而構成違約。

其三，未随附充電器，未必屬于不合理地限制了對方的主要權利。這裡的要義在于“主要權利”。對于消費者而言，購買手機後的主要權利，是安全舒适地使用手機。為了節約資源，不随附充電器，并不會影響該“主要權利”。個别消費者沒有舊的充電器、或者不願用舊的充電器的，可以另行購買。好比餐飲外賣，為環保利益，默認不随附筷子與湯勺，因為很多用戶是叫餐到家或者到單位，可以自備筷子與湯勺。這與賣車的不再配備擋風玻璃、賣鞋子不配鞋帶，完全不一樣，擋風玻璃之于汽車、鞋帶之于鞋子，都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而充電器與手機，餐飲與筷子與湯勺，則完全屬于不同的物。

充電器是否是手機的從物？

原告的第二個訴由是，電源适配器是手機的從物，被告應當履行交付義務。法律依據是《民法典》第三百二十條，即“主物轉讓的，從物随主物轉讓,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原告的訴請貌似有理，實則不然。

物之不存，何談主從？

這裡必須厘清種類物與特定物、主物與從物這兩對概念。

種類物是指不具有獨立特征，可以互相代替，并可以用品種、規格、度量衡加以計算的物。例如，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在被消費者買走之前，陳列在商店裡或存儲于庫房中，都是種類物。而特定物是指具有獨立特征，不能相互代替，可以與其他物相區别的物。它包括兩類：其一，獨一無二的物，如徐悲鴻的某幅名畫等；其二，已經特定化的種類物，它既包括因為附着特殊情感、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特定化的物，如烈士的遺物，結婚紀念物等，又包括法律主體意志作用後特定化的物，例如A、B商議買賣100斤大米，A擁有1000斤大米，都是種類物。B要買其中的100斤，A可以從中任意抽取100斤賣給B，但在A抽取其中的100斤，裝袋貼上标簽，B也決定買受之後，貼上标簽的這100斤大米就是特定物了。

同樣道理，無論是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在寄達消費者之前，都是種類物。寄達消費者，後者驗看完畢，決定買受之後，才成為特定物。物權指向的對象必須特定化，種類物不是“物”。

回到本案，蘋果公司在産品包裝上言明，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不再随附電源适配器，這也就意味着，蘋果提供的該種類物，并不包含充電器。消費者買受該款手機，将該手機特定物化後，自然不會獲得充電器。而隻有在手機成為特定物後，才會發生主物與從物的關系。也就是說，舉個通俗的例子，張三買了部手機，帶充電器的，一年之後，将其作為二手商品賣給李四，才會産生李四主張同時獲得該手機充電器的權利。

退一步來說，作為種類物的手機，是否應當配充電器，也就是說，充電器是否必須為手機的從物？

主物是“從物”的對稱。凡能獨立存在、但需共同使用，并能從中可以看出主從關系的二物或數物，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物，起從屬作用的是從物，從物輔助主物發生效用。例如，鎖與鑰匙、船與槳，鎖和船都是主物，而鑰匙與槳則是從物。

區别主物和從物的法律意義在于，法律和合同無相反規定時，從物的歸屬依主物的歸屬而定，在轉讓所有權時，從物應随主物一起移轉。例如，農民到供銷社買拖拉機，供銷社在交付拖拉機時，同時也要交付必要的備件，如拖犁，因為後者是從物。

從這個意義上說，充電器如果是與手機一起售賣的，則手機為主物，充電器為從物。但從本案來看，蘋果公司一開始即已言明，不再随附充電器。

其實，本案無關乎主物與從物，而是關乎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主給付義務是債的基本義務，從給付義務不具有獨立意義，僅具有補充給付義務的功能，它的發生，可以基于法律的明文規定或當事人的約定，也可以基于誠信原則的合同解釋。例如，李四買了一部照相機，發現沒有使用說明書，可以要求商家增加這一給付，因為，一般而言，使用說明書屬于出售相機的從給付義務。

蘋果公司在出售手機時，是否要随附充電器，取決于其是否負有該“從給付義務”，而後者又取決于法律規定、當事人約定及基于誠信原則的合同解釋。

顯然，法律并無此相關規定，從約定來看，蘋果公司明确排除了這一給付義務，從基于誠信原則的合同解釋而論，可作反對論證，即不随附充電器，是否悖反了誠信原則。從買賣過程來看，賣方并沒有造成買方的誤信或誤認，并不悖反誠信原則。

而最為重要的是公益導向。據報道稱，我國工信部有關于“引導消費者、銷售企業、生産企業觀念改變，促使手機與電源适配器分離銷售”的提案，正表明了分離銷售是被國家相關部門認可并推動的環保做法。

蘋果在銷售手機過程中是否存在欺詐？

前面兩點說清楚之後，這個問題就不言自明了。

蘋果的産品技術規格網頁的“電源和電池”一條已經明确，“通過USB連接至電腦或電源适配器充電”。

原告認為，從該網頁中，無法得知需要連接何種電腦或何種電源适配器方可充電，也無法得知通過USB連接至電腦能否實現快充功能，如果不買新的充電器，則iPhone12無法實現快充功能……另外，小米、魅族在銷售其手機産品時提供了3種套餐供消費者選擇，套餐一僅含手機，套餐二含手機和充電器，套餐三含手機、充電器和耳機，三款套餐價格相同，給了消費者自主選擇的權利。

簡單說來，原告的訴由是：其一，蘋果老的充電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其二，如果要快充，要買新的充電器；其三，小米、魅族銷售手機時，無論消費者是否選擇要充電器，價格都一樣。

然而，以上三點，是否足以認定蘋果構成了欺詐？

很難。

我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另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質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應當真實、全面，不得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

也就是說，蘋果公司的行為，是否會使消費者在買入手機的時候，“引發了誤解”，從而“違背了其真實意思”？這裡的判斷标準，是絕大多數理性的消費者的标準。從目前情況看，絕大多數消費者似乎已經接受了這樣的安排，即老的充電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要快充，買新的充電器，很難說引發了誤解，并且違背了消費者的真實意思。至于其他的手機廠商，采取“要不要充電器，價格都一樣”的營銷策略，隻是營銷手法的差異，公司可以整體核算價格，所有的公司都可以這樣做，隻要對價格稍作調整即可。

本文屬于純粹的法律技術分析，此次被訴的，是一家注冊于北京的公司，倘若其他的公司，采取促使老用戶沿用老充電器的做法，避免了物料的浪費，本文的分析，同樣适用。

真正的環保主義，是指“即便你有錢，也要促使你循環利用舊的物件”。環保價值，是超越國界的普适價值，個人占有的越少，向社會貢獻的愈多。

孰為公益，務須審慎考量。

責任編輯

胡 鵬 金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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