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德懷

西北民族大學維吾爾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信譽良好鑒定專家。主要研究突厥語言學，維吾爾語、漢語翻譯理論與實踐。著有《維吾爾諺語翻譯研究》，發表論文三十餘篇，主持、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特色項目3項。

摘 要：文章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維吾爾諺語的漢譯文刊布情況進行了介紹，對維吾爾諺語漢譯的翻譯理論研究情況進行了簡要的點評式叙述，以期對今後的維吾爾諺語研究有所借鑒。

關鍵詞：維吾爾諺語 翻譯研究 評述

維吾爾族民間諺語淵源流長，至今所發現的古文獻說明，最古老最原始的維吾爾諺語源頭是鄂爾渾碑銘，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鹘文諺語，此後是我國維吾爾族的突厥語言學家麻赫默德·喀什噶裡在《突厥語大辭典》中所收的近300首諺語，還有思想家、文學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巨著《福樂智慧》中引用的180多條諺語。此後的許多維吾爾族詩人，自古代的魯提斐、阿裡希爾·納瓦依到現代的魯·穆塔裡甫等都汲取維吾爾諺語的營養，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廣泛運用，使維吾爾諺語日趨豐富、深化、定型、成熟。現今出版公布的維吾爾諺語的數量衆多，大大超過了國外出版的維吾爾諺語的數目，數量最多的是資深翻譯家趙世傑編譯的《諺海·維吾爾族》（1990），約有6000條。盡管如此，我們大約也隻翻譯了維吾爾文現已出版的諺語的一半。

自金占祥等編譯的《維吾爾民間諺語三百句》（1958）出版至今，維吾爾諺語的漢譯已有整整半個世紀的曆程了。筆者認為維吾爾諺語的翻譯及其翻譯理論的研究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譯本出版、譯文發表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2）諺語翻譯方法、原則的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3）諺語的文化翻譯學研究起步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本文就按這三個階段簡略評述一下維吾爾諺語的漢譯研究情況。

1.譯本出版、譯文發表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

最早的維吾爾諺語漢譯本是1958年由金占祥等編譯的《維吾爾民間諺語三百句》，此後相繼出版的漢譯本還有：劉锷等編譯的《維吾爾諺語）（1962），新疆人民出版社編譯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諺語》（1978），新疆人民出版社編譯的《維吾爾族諺語選》（1978），黃祥榮編譯的《維吾爾諺語》（1981），阿裡木·卡德爾等編譯的《維吾爾諺語·維漢對照》（1984）等。其中阿裡木·卡德爾、張春實、趙世傑編譯的《維吾爾諺語·維漢對照》是唯一的維漢對照本，此版本收譯諺語數量較多，便于懂維漢雙語的讀者及翻譯人員對比學習和研究。此外，新疆大學中語系編的新文字版《維漢詞典》（1982）也收譯了1000多條維吾爾諺語（包括俗語），值得一提的是，該詞典中對不少較難理解或易理解錯的諺語，除直譯原意外，還在譯文後面用括号意譯或點旨明義地加以說明。如：

瞞住了疾病，瞞不過屍體。（欲蓋彌彰）

譯文讀者若隻讀譯文不一定能理解此諺之意，讀了括号内點旨明義的說明才會明了。像這樣的諺語多有兩層語義，表層義（人生病） ，深層義（人對做錯事的态度），明說表層義（人隐瞞疾病會死亡），但實指深層義（欲蓋彌彰），在括号内指明深層義，對譯文讀者真正理解原意很有必要。同時，《新疆民間文學》（1980-1985）上也發表了不少維吾爾諺語的漢譯文。另外，此階段還發表了不少《突厥語大辭典》中諺語的譯文：阿不都秀庫爾、郝關中的《<突厥語大辭典>收錄詩歌諺語選譯》（1979），陳宗振的《<突厥語大辭典>的諺語》（1980），阿裡木江、趙世傑譯的《維吾爾族古諺語》（1983）等。此階段的譯本、譯文中的諺語後被陸續收錄在全國各地出版的各類諺語彙集中。以上這些譯本、譯文的作者在翻譯諺語時一般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遵循了“意思對應，語言簡明、易懂”的原則。

這一階段，經曆了維吾爾諺語的漢譯文從無到有、從零星發表到規模化出版的過程，翻譯出版的諺語總數大約有6000多條。這些譯本為維吾爾諺語的翻譯理論研究莫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2.諺語翻譯方法、原則的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此階段開始有正式的專論諺語翻譯的論文發表。國内第一篇談維吾爾諺語翻譯問題的論文是馬鴻坤的 《關于維吾爾諺語的翻譯問題》（1981），馬氏在該文中提出了翻譯諺語的6種方法：對等翻譯、直譯翻譯、取意翻譯、說明性翻譯、音譯、加詞或換詞翻譯等。其中“對等翻譯”實指借譯（又叫套譯）。這幾種歸類，較全面具體地總結了諺語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馬俊民的《論維吾爾諺語的漢譯》（1985）一文提出了翻譯諺語的原則：“語言條件允許，就采取直譯的方式，既保留原文的思想内容，又保留原文的表達形式；如果語言條件受到限制，就采用意譯等方式。”并着重從“理解正确、适當變通、點明含義、押韻對偶、加注說明”等幾點舉例對照自己的譯文闡述了要譯好維吾爾諺語應注意的幾個方面。該文對33條譯文進行了重譯、改譯，為譯者更好地翻譯諺語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意見和看法。但也有幾則諺語的翻譯尚待商榷。劉珉在《熟語翻譯瑣談》（1985）一文中說：“……可擺脫字面表層結構的束縛，根據本民族的表達方式或語言習慣，依照詞語深層結構的含義，靈活翻譯。”劉氏還認為“對原文的民族特點、時代精神、語言風格，定要小心翼翼，加以保護，以便讓對方聞其聲，明其意；原文的形象、比喻、色彩，也必須完好無損，以便讓對方見其形。”約提庫爾在《淺談維吾爾諺語的譯法》（1986）一文中，主張采用“……從實際出發，方法不能一刀切，要不拘一格，既采用借用代替，又采用直譯的方法，力求保持原文風格，使其簡練自如”的翻譯方法。該文對26條諺語進行了改譯、重譯，有些改得很正确，有些改得較精彩；但有些能直譯的是否非意譯不可，這還有待商榷。劉文性的《維吾爾諺語的漢譯瑣談》（1990）一文從簡練、用詞确切、易懂出發重譯了9條諺語，有的比原譯有了進步，但有的改譯卻不如前譯。如baturluq bilɛktɛ ɛmɛs jyrɛktɛ.劉氏改譯為：“力大非好漢，計高方英雄”。這是劉氏比附漢語文化——心計，把jyrɛktɛ錯譯為“計高”。凡懂維吾爾語的人都知道這個常用詞語的語義：jyrɛklik是“膽大”，

是“雄心”，toxu jyrɛk是“膽小”，jyrɛk（心）的隐喻義在漢語中是“心計”，而在維吾爾語中是“膽量”。詞的隐喻義是有強烈的民族性的，同一個詞（如“心”）在不同民族諺語中的隐喻義是不同的，這樣的比附翻譯在周江編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全編》等書中也有。王啟在《漫談維吾爾熟語的漢譯》（1992）一文中，憑借自己較豐富的口譯實踐認為：“凡有引申意義或轉義”的熟語，在翻譯時“先用漢語注明其字面含義，再加上漢語的對應詞”是一個再好不過的辦法。這種做法始于新疆大學中語系編的《維漢詞典》（1982），王氏在文中舉例進行了論述。王文中還指出：譯文與原文的熟語種類不一定對應，可以“互相交叉”，即原文是成語，可譯成諺語，原文是諺語可譯為成語；用漢語方言熟語對譯維語熟語會“既确切，又生動”；同一則熟語在不同語境下可以選擇不同熟語的對應翻譯。這些總結都具有一定實踐指導價值。李文新的《淺談維吾爾諺語的語義分類及其翻譯》（1997）一文，按照前蘇聯突厥學家們對熟語分類的觀點，從語義上把維吾爾諺語分為“融合性諺語、綜合性諺語、組合型諺語”三類。把諺語的語義類型同翻譯方法聯系起來，認為“融合性諺語采用意譯法，綜合性諺語采用借譯法，組合型諺語采用直譯法。”對翻譯方法的這種總結，雖看法新穎，但會存在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此種語義分類翻譯法一般來說用于口譯是可行的，但不太适合書面語的翻譯，尤其詞典中的翻譯。若融合性諺語都采用意譯法，不但會失去原語的民族特點與民族風格，更會失去諺語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内涵。第二，綜合性諺語數量很多，翻譯中多數綜合性諺語是找不到現成的對應諺語的，無法都用借譯，因此，不具有普遍性，此問題還須進一步探讨。趙世傑編譯的《諺海·維吾爾族》是空前的維吾爾諺語譯文彙集，其中對不少難以理解的維吾爾諺語，用括号進行了語義說明，是此階段最重要的維吾爾諺語漢譯彙編本。

總而言之，此階段的研究成果，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可以說是碩果累累，形勢喜人。從翻譯實踐上看：有黃祥榮的譯本（1200多條），新疆大學中語系《維漢詞典》中的諺語譯文（約1000條），有阿裡木·卡德爾等的譯本（約2580條），有趙世傑的譯本（約6000條）等。總的譯文條目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一階段。從翻譯理論研究上看：總結了翻譯諺語的方法（馬鴻坤等）；提出了翻譯諺語的原則（馬俊民等）；提倡了翻譯要擺脫字面表層結構的束縛，依照詞語深層結構的含義進行活譯（劉珉等）；主張對有引申或轉義的熟語在直譯後加括号給出對應熟語（王啟等）等等。這些理論研究成果對維吾爾諺語的漢譯實踐具有指導性意義和方法論價值。值得強調的是，對翻譯中的難點和重點，還有些學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認識，對指導翻譯實踐具有積極的意義。其中：黃祥榮在編譯的《維吾爾諺語》（1981）前言中主張“隻為維吾爾人民理解，而不易為懂得漢語文的人們理解的諺語……便處理為歇後語的形式；托乎提·巴克在《初探翻譯中的理解和表達問題》（1982）一文中指出，在文學翻譯中要反對“直譯其表，忽視其義的現象”；李國香在《諺語的翻譯》中認為翻譯諺語“……隻有細心琢磨，設想它所含有的全面意義，才可望譯得妥貼，字斟句酌，絲絲入扣，得當不移，絕不可客觀主義地浮泛的就字面作表譯。”這些認識，極有見地。《新疆民族語文翻譯研究》（1991）中有關諺語翻譯問題的論文裡，也有不少真知灼見。此外還有劉賓在《從民間文學特性談翻譯》（1985）一文中談了民間文學翻譯的三個标準和應注意的問題，這對諺語的翻譯研究也具有指導意義。

此階段維吾爾諺語翻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1）漢譯文中比附現象的存在；（2）死譯、硬譯現象的普遍存在；（3）未區分口譯諺語和書面譯諺語的區别；（4）雖意識到翻譯諺語要譯出其深層含義（真實含義），但還沒有提出較全面的較系統的翻譯方法論。

3.諺語翻譯的文化翻譯學研究起步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

随着20世紀80、90年代國内外文化人類學、文化語言學及文化翻譯學、功能翻譯理論、關聯翻譯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等新興學科和理論的興起，在維吾爾諺語的翻譯研究領域中也開始用文化翻譯學等新理論指導自己的翻譯實踐活動。人們開始認識到：翻譯的目的不隻是語言符号的轉換，更重要的（尤其是文學翻譯）是文化内容的傳遞和交流；翻譯研究的中心已不是原文和原作者而是譯文、譯者、譯文讀者，譯文的優劣服務于譯文讀者，是譯者的再創造力和原作新生的充分體現。諺語屬民間文學的範疇，是語言詞彙單位中文化内涵最豐富的一部分，因此，挖掘諺語中的文化内涵并在譯文中顯現出這一語義就顯得尤其重要。這既是諺語翻譯的重點，又是諺語翻譯中的難點。對此首先涉足并研究較多的是王德懷。王氏近十年來撰寫發表有關這方面的論文有11篇。王氏似在《議維吾爾諺語裡的民族文化詞在漢譯中的處理》（1997）一文對在書面語翻譯中，對民族文化詞（有人稱“文化局限詞”“文化專有項”等）的處理提出了不同于馬俊民的看法，認為“适當變通”時，民族文化詞不能變通，“如果諺語中的民族文化詞被删除了，譯文就會失去原文的民族文化信息，被譯文中的文化詞替換了，那就會給譯文讀者提供錯誤的信息，産生錯誤的認識。這樣做的結果，就會失去或歪曲諺語的‘社會曆史文獻’特征”。這一觀點随即得到吾提庫爾的贊同。吾提庫爾在《從口譯角度談維吾爾諺語的譯法》（1998）一文中認為王氏的這一觀點“在維吾爾諺語的譯法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并提出，因口譯特點的需要，使用對應熟語在以語言溝通為目的的翻譯中效果會更佳，這一認識是實踐的總結，譯法上的概括。王氏在《翻譯的四項原則》（2000）一文中提出了“保留文化原則”“要增補詞語，補出隐形的文化背景”的觀點，文中還提到：“在表達中，不可能使譯文語義與原文語義信息度完全對等”的看法。後王氏在《論諺語的“顯影法翻譯”》（2003）一文中對以前觀點進行了較系統較深入的分析論證，用攝影作比喻指出“……把原文裡，原文讀者熟悉了解而譯文讀者不熟悉不了解的省略了的語義（包括語用義、文化背景義等）在譯文中‘顯現’出來，不至使譯文讀者看到的是未經過‘顯影’的底片而看不清原作的真實面貌。”王氏提出的“顯影翻譯法”正是翻譯研究以服務讀者和發揮譯者創作力為中心的思想的體現。當然，王氏的觀點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同時有關這方面研究的論文還有汗尼克孜·茹孜的《關于諺語的翻譯》（2003）等文章。海尤爾·阿不都卡德爾的《漢維諺語對照詞典》（1999）也是這一階段的一項研究成果，是第一本漢維諺語對照詞典，對維吾爾諺語漢譯同樣有借鑒意義，作者共譯了近2000條漢語諺語，難能可貴。廖澤餘、馬俊民主編的《維漢詞典》（2000）收錄翻譯了約980多條維吾爾諺語，它繼承新疆大學中語系編《維漢詞典》的傳統，對難解難懂的維吾爾諺語在譯文後進行了說明或借譯。還有陳世明、廖澤餘編的《實用維漢詞典》（2001）也收錄翻譯了不少維吾爾諺語。2006年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的《維漢大詞典》中對維吾爾諺語的漢譯，對更多的民族文化特異的難解諺語，在譯文後給予了注釋和說明或借譯，更值得稱道，是維吾爾諺語漢譯的最新實踐研究成果的總彙。

總而言之，此階段在諺語翻譯領域中，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在跟着時代的步伐前進。在維漢翻譯研究領域中諺語的翻譯研究比起詩歌的翻譯研究，小說的翻譯研究等理論研究成果要多一些，深入一些。

陳世明在《新疆現代翻譯史》（1999：230）中指出：“評論譯品是探尋翻譯技巧和方法，總結翻譯經驗的最好方法，但這項工作卻沒有認真開展起來，大量高水平的作品沒有得到及時的評價，大量足以上升為理論的東西沒有得到及時總結，這就在不同程度影響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使青年譯者沒有借鑒的機會，茫然不知所措。”衆多譯家以維吾爾諺語漢譯作為翻譯理論研究的選擇點和立腳點，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對不少原譯、改譯進行了評論、再譯，探尋了一些翻譯理論和方法，可謂是初步開展起了“評論譯品”的翻譯研究工作，着實可喜可賀，但今後任重道遠，還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斷推動少數民族語文翻譯事業的發展。

【注】文章原載于《語言與翻譯》2008年第1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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