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那個NG

作者 | 渣渣郡

采訪 | 渣渣郡、木子童

題圖｜IG

特别感謝@乾 哲義為采訪提供的幫助。

本文首發于虎嗅青年文化組公衆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怒羅權，是日本政府在2013年認定的準暴力團。最初它由一群在中國長大的日本戰争遺孤在1986年組建，曾被認為是讓日本黑幫最害怕的組織。

最近，因為一場百人鬥毆，怒羅權再度登上媒體頭條，走進人們視野，成為讨論焦點。

“10月16日下午，位于東京池袋的「陽光城60（サンシャイン60／Sunshine City 60）」58樓的法餐廳，發生了一場百人規模的鬥毆事件，警方調查顯示，該晚會是由2代中國殘留孤児組成的不良組織‘怒羅權’為迎接出獄成員舉辦的。”

——NHK，2022年10月17日新聞播報

當你在搜索引擎裡輸入“怒羅權”這三個讀起來繞口的文字，可以看到很多相關信息：

持械搶劫、當街謀殺、販毒、收取保護費的劣迹，搭配兇殘的手段，這些字詞，讓怒羅權在不斷的賽博演義中，成了重塑日本暮氣黑道的新勢力。

這聽上去很像是一群在中國長大的日本人重返故國，用暴力征服日本的網絡爽漫。但這些歸國的戰争遺孤為什麼會組織黑幫，又為什麼成為日本眼中的嚴重社會問題？網絡資料顯得語焉不詳。

事情何以至此？

在52年的人生中，作為怒羅權初代總長的佐佐木秀夫有近10年的時間在監獄中度過。在通過黑幫街頭傳說，收割到人們足夠多的想象之後，他決定松弛眉頭，跟我們講述有關怒羅權的過往。

在很多人眼裡，所謂的“黑道首領”意味着心狠手辣與沉默寡言。

但佐佐木秀夫和他的組織，更像是一片在多重宏大叙事激流中被不斷沖刷的枯葉。

1970年，佐佐木秀夫在中國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的某村出生，在11歲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張榮興。

在小時候，他最怕兩件事：

一件是他爹家暴。在記憶中，因為媽媽幫同事刷碗，父親把媽媽的臉打到變形，重傷住院。

另一件事，則是村裡放電影。

在他生活的村莊裡，每月有一次電影放映會，從鎮上來的電影放映員會載着電影，在村廣場放各種愛國主義電影，這是大多數孩子們的快樂時刻，也是佐佐木秀夫最痛苦的時刻。

成年人對着銀幕拍手叫好，孩子們則一邊罵着“小日本鬼子”一邊拿着石頭砸他，拿木棍模仿刺刀紮他。“我那時并不理解他們為什麼叫我日本鬼子。”佐佐木秀夫回憶。

在中國生活的佐佐木秀夫

但這種待遇，并不僅僅來自孩子，也來自成年人。

比如他們會無端遭遇深夜審查，讓他們跪在廣場磕頭……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想不通這是為什麼。

面對這樣的生活環境，佐佐木秀夫總想逃離。每次放羊，他看着遙遠的山，就想翻過去看看那邊的世界，想換個活法。

在不久以後，這個願望就被實現了。同時，他也領悟到了這個家庭悲慘境遇的緣由——來自時隔并不遙遠的曆史仇恨，因為他的母親是日本人，是戰争遺孤。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對駐紮在中國東北的侵華日軍發起進攻，關東軍一觸即潰。

在這場戰事發生6天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随着戰争結束，700萬日本侵略者從各地被遣返。在1945年到1946年的中國東北地區，有超過100萬的日本人完成了遣返工作。

但在這場龐大的人口遷移中，一些日本人因為各種原因被遺忘在了中國的土地上，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被善良的中國民衆收養，長大成人，結婚生子。

據不完全統計，這一群體約有4000人。在中國，他們被稱為“戰争遺孤”。在日本，他們被稱為“中國殘留日本人”。而佐佐木秀夫的母親，就是其中之一。

《捐贈衣物給貧窮的遣返者，婦女與孩子急需》，1945年資生堂公司救濟海報，山名文夫繪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這些在中國已經組建家庭的戰争遺孤獲得歸國機會。

1972年到2000年間，戰争遺孤帶着家眷回到日本，共計19163人。佐佐木秀夫的母親也在1979年帶着他的7個兄弟姐妹先行回到日本，随後在1981年底，又來接他回國。

這是一次預料之外的返華。

彼時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佐佐木秀夫出了車禍，傷得很重，昏迷不醒。父親給他的母親打電話，告訴妻子：“你最小的孩子可能撐不過去了，你回來看看吧。”

其實，長大後的佐佐木秀夫知道，母親歸國之後，壓根兒就沒想再回這個充滿暴力的家，她選擇隔三差五地往家裡打錢寄物。這些錢足以讓他和父親在村裡過上富裕的生活，但父親總是希望索要更多。

話說到這個份上，佐佐木母親決定行動起來，她從日本回來，又坐着馬車到村裡，剛一進家，她就被控制了。“當時我的父親對媽媽說：如果你還想去日本，就帶我們一起走。雖然我不想他跟我們一起去，但媽媽還是妥協了。”佐佐木秀夫回憶。

佐佐木秀夫的父母，這時他們剛到日本

在從唐山去日本的路途裡，他看見了長城、天安門，也看見了首都機場。當在機場聽到媽媽講國際電話的時候，佐佐木還是沒有搞清自己的身份，隻是好奇為什麼媽媽會說自己聽不懂的話。

但好奇總歸被期待掩蓋，在那時，他想：“原來我真是日本人啊，這樣的話去了日本一切都會變好吧，至少不會被打，不會再被叫日本鬼子了。”

1981年初，佐佐木秀夫從成田機場落地日本。

在當時，中國殘留孤兒（戰争遺孤）作為有價值的政治選民，受到了日本媒體的關注，在上野的酒店住了一晚後，佐佐木一家被送往了位于東京江戶川區葛西的常盤寮。

1981年3月2日，47名留守中國的孤兒回到了日本。

所謂常盤寮，就是日本政府為戰争遺孤準備的免費住所。

這個在臭水溝旁的建築一共三層，一層6間，居所面積不大，還要跟其他人共享廚房、浴室和廁所，按中國的經驗來說就是筒子樓，但在那時的佐佐木秀夫看來，這種标準相較老家，絕對算得上豪宅。

除了住房讓佐佐木秀夫欣喜之外，充足的食物也讓他更加相信日本是天堂。

在去日本生活之前，佐佐木秀夫最喜歡吃的就是糖，但在那個白面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次的山村，糖更像是奢侈品。“我在中國生活的時候，幾乎就沒吃過糖，我們那會最期待的就是婚禮，因為婚禮可以搶到幾顆喜糖吃。”他對我說，“但日本有很多甜食，真的是天國。”

這種饑餓換來的是報複性的進食。在剛到日本初期，佐佐木秀夫自創了一種吃法，那就是拿大量的白糖拌米飯，從五年級到初一，他整整吃了3年。

但很快，随着生活的延長，一些問題開始浮出水面，打碎了佐佐木秀夫對天國的想象。

在物質生活變得豐富的同時，歧視與暴力并沒有消散。

在剛到日本的前兩年，佐佐木秀夫在葛西小學學日語，但老師總會拿他的身份進行攻擊。甚至因為有一次佐佐木秀夫錯将室外鞋穿進教室，就被老師怒罵：你們這些中國人，髒死了，趕緊滾回國。

這種歧視，不僅來自成年人。

因為聽聞日本學校有因為方言歧視他人的傳統，佐佐木秀夫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努力學習日語，試圖更快地融入到學校的環境中。但這，并沒有讓他逃離被歧視乃至暴力的厄運。“總有高年級的學生，會毫無緣由地毆打我。但那會我隻有11歲，我隻能忍耐。”他回憶。

戰争遺孤子女的同伴，也不是他的同溫層。

在佐佐木秀夫的日語班裡，大部分同學都來自東北地區，隻有他一個是河北的，所以他說中文也會被譏笑。“但當我跟他們說日語的時候，他們又會說都是中國人，你說什麼日語啊？”他說，”總之，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說話，因為怎麼說都會有問題，很孤獨。”

本以為來到了天堂，卻發現在富足的生活背後仍是煉獄。

于是，忍受不住的佐佐木秀夫，決定以暴制暴。

“有一次我又被高年級同學霸淩，當看着拳頭朝我臉過來，我覺得不反抗會死吧，于是也出拳了。”佐佐木秀夫第一次反抗，源于對死亡的恐懼。

在反抗的過程中，身邊的朋友也漸漸多了起來，他感受到了友誼的重量，而這個字，也将繼續伴随的他一生。

葛西中學時期，佐佐木秀夫跟高年級同學有了矛盾，人叫他放學别走，叫了兩個足球體育生一塊兒在門口等着他，在他打算獨自硬着頭皮過去迎戰的時候。幾個遺孤後代站在了他的旁邊，打算跟他一起去。最終勝利的結果，換來的是沒有高年級學生敢再來欺負他們了。

在這時，佐佐木秀夫和他的夥伴們不再滿足于自己不受欺負，而更是希望這個群體不再被欺負。“那會我們班有個遺孤的孩子，每天都被打得鼻青眼腫的，他來找到我們希望能不再受欺負。我們知道老師不管，所以希望校長能出面調停，因為聽說他很有威望。”他回憶。

佐佐木秀夫帶着他的朋友，通勤兩小時找到了校長，見面之後就單刀直入地講述了遺孤子女被霸淩的問題。而這位傳說中很有威望的校長，隻是說：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不要打架，他不會再受欺負，我會處理的。

試圖通過大人世界解決問題的希望，最終破滅。當看見這個同學依舊每天挨打，佐佐木秀夫帶着朋友擊潰了這群不良少年。“我當時知道校長那句‘他不會再受欺負’，并不會讓我的同學好過，因為青春就這麼短，難道他要在忍耐和等待中度過嗎？”佐佐木這樣解釋道。

在這樣的态勢下，佐佐木秀夫的小群體，就變成了遺孤子女中庇護所般的存在，而他也在其中感受到了友誼和團結的力量。

1986年，佐佐木秀夫和他的朋友即将從江戶川區立葛西學校畢業，為了紀念這段友誼，他決定為他們的小組取個名。

這一想法跟當時的日本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在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青少年群體流行幫派文化，從穿搭到生活方式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我最愛看的是在《少年king》雜志裡連載的《湘南暴走族》，倒不是因為打鬥的畫面，而是其中那種為彼此犧牲的友誼特别令人感動。”佐佐木秀夫說。

最終，佐佐木秀夫決定以“龍”命名他們的小組。因為他覺得他們七個都是來自中國的戰争遺孤，而龍是最能表現中國元素的圖騰。于是，他們買來油性筆在帆布鞋上用片假名，寫上了——「ドラゴン（龍）」。

這七個人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個念做“dolagon”的組織，會從開始避免歧視與欺負的組織，變成日後日本主流社會聞着色變的準暴力團。

随着“龍組”的不斷壯大，他們與日本不良青年的摩擦也變得越來越多，憑借田徑特長升入東京學館浦安高校的佐佐木秀夫，在16歲時第一次被捕。

在被捕時期，他跟一個名叫“荒武者”的暴走族頭目進行了業務交流，對方告訴他：龍這個字又難寫，又難讀，如果想做大做強，就得賦予它一些意義。

于是，佐佐木秀夫就把龍這個字的讀音進行拆解，在詞典裡泡了一天，最後将龍組擴寫為：怒（Do）、羅（Ra）、権（Gon）。

“怒代表被歧視的憤怒，羅代表像修羅一樣戰鬥，權代表争取權利，這是我對這三個字的真正理解。”佐佐木秀夫說，“在中國，我們被當作日本鬼子毆打，在日本，我們被當作中國人歧視，我們到底是哪國人呢？憑什麼要遭受這種對待呢？”

懷着這樣的憤怒與委屈，怒羅權誕生了，佐佐木秀夫也成為了這個組織的初代總長，在很長一段時間負責組織的領導工作。

雖然在對話中，佐佐木秀夫并沒有對這一段信息展開交流。但通過新聞和曆史資料，就會發現這一組織在與日本社會的不斷摩擦中，成了日本主流社會所擔憂的社會問題。

圖片來源：videoshow

從80年代末開始，怒羅權變得越來越危險，從開始的鋼管，逐漸演變成求生刀等利器。

最終，在浦西事件中，拿着求生刀的怒羅權刺死了對方的成員，成為日本當時的輿論熱點。“從這時起，他們看我們更像是怪物了。”佐佐木秀夫說。

這一事件很快點燃了日本主流社會對怒羅權的好奇與焦慮，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戰争遺孤子女群體的同情心。

比如1990年12月20日出版的《每日新聞東京刊》中《揭露中國殘留孤兒二代組成的暴走族——怒羅權》一文，就展現了這種情緒：

7月上旬在東京都江東區的暴走族鬥毆事件，警視廳少年二科截至20日已調查怒羅權群體50人（其中未成年42人），速捕故意傷害16人……據調查，7月8日淩晨1點怒羅權少年乘坐車4台、摩托車10台，遭遇專門搶劫摩托車的暴走族「一寸法師」的埋伏……江戶川區18歲無業少年身受重傷……據了解怒羅權是由中國殘留孤兒二代組成的組織，目的是聲張自身權利。

這篇新聞佐佐木秀夫一直耿耿于懷：“明明是别人埋伏我們，我們是受害者，是被襲擊的一方，但為啥标題是揭露怒羅權呢？就是他們很擔憂我們的存在，我們是他們眼裡的外人。”

随着怒羅權名氣的增大，越來越多的遺孤和中國偷渡者開始進入這個組織，尋求庇護與機遇。

也就在這時，曾經的“互助組織”的樣貌也開始逐漸黑手黨化——收取保護費、搶劫、鬥毆、敲詐、販賣非法物品，想象中黑幫做過的事，他們都做過。但不同的是，怒羅權始終無法形成像指定暴力團那樣的集權統治，他們更像是一個松散的部落聯邦，定着名号，各幹各的。

我問佐佐木秀夫：“那一部影視作品表現的怒羅權更符合事實呢？”

他答道：“成龍的新宿事件，更貼近真實。”

圖片來源：豆瓣

在一些采訪中，佐佐木秀夫曾提到在2008-2009年，他曾試圖通過集會的方式，來提高組織的管理效率。但最終他發現，改革并不有效。

他認為曾提到過去怒羅權能夠凝聚的共同語言是歧視，而如今，随着日本社會的開放，人們針對戰争遺孤及其後代的歧視已經變得少之又少，怒羅權失去了最初凝聚的土壤，又不具備日本傳統黑道的管理體系，很難實現想象中的能量。

于是，共計蹲了十年監獄的佐佐木秀夫決定換個活法。

“怒羅權沒有未來，隻是很多人拿這三個字當幌子幹壞事而已，我現在的夢想就是當個有錢人，盡管沒有到富翁的程度，但已經很不錯了。”現在身為木匠的佐佐木秀夫，在視頻裡這樣對我們說。

盡管話說起來十分輕松，好像已經跟過去的生活做了割離，但在生活裡，他仍然試圖維護怒羅權的聲望。

除了怒斥之前一個叫王楠的人詐稱怒羅權，他就專門跑到了youtube上開了個名為@正統版怒羅権列伝初代佐々木秀夫公式チャンネル的賬号，天天直播講故事，講述怒羅權的各種故事。

在一期直播裡，佐佐木秀夫去了此前被認為是怒羅權創始人——王楠的店，指責他撒謊。

視頻來源：《怒羅権創設7人の一人、成さん登場！創設秘話を証明証言！「初代、 汪楠のお店に行ってみた後編」》

單看他頗有喜感的youtube的名字，你就能感受到他對怒羅權這三個字的在意。

其中緣由并不晦澀，一個兒童時期因為“沒有國籍”而遭遇不幸的男孩，在反抗中和夥伴組織了一個團體，而這個團體給予了他此前從未有的尊嚴、安全感乃至财富，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在意的東西，因為怒羅權，就是他和他的夥伴的人生。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木匠和youtuber，在工地一天一萬日元，我講故事主要是想在世界上留下些痕迹。”佐佐木秀夫說，“雖然算是有了正業，但我仍然是怒羅權，很多人把它理解成黑道，但這三個字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他代表着我會和不公平抗争，為了家人和朋友，我依然會挺身而出。看到怒羅權的不實信息，我也要說出這件事的正史。”

最近佐佐木秀夫出了自傳，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買來看看

在佐佐木秀夫之後，怒羅權在犯罪化的道路不斷滑落，案件的戲劇性，讓怒羅權在中文互聯網上變成了獵奇故事。

很多人願意把它當成是一個完美的黑幫故事或是一部刺激的動作片。

而我更願意相信，佐佐木秀夫和怒羅權的故事，更像是一個寓言。

它揭示了當一個邪惡帝國的計劃失敗之後，所産生的後遺症，帶給自己子民的傷痛，究竟能有多悲傷，又究竟能有多荒謬。

在我們的采訪最後，我問了佐佐木秀夫一個問題：你有過後悔的事嗎？如果回中國你想幹嘛？

“我不後悔任何事，也不想念中國，但如果回去的話，我想去老家看看：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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