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8月17日，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議題之一是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三次分配”作為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成為此次會議中的一大亮點未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将成為我國新的分配基礎性制度，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議題之一是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三次分配”作為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成為此次會議中的一大亮點。未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将成為我國新的分配基礎性制度。

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後，“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上升到國家戰略體系層面，釋放了什麼信号？為何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礎上，補上三次分配這一環？我國建立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麼基礎？在哪些方面還有待加強？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董煜。

1 如果說在一個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絕對貧困，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那麼“十四五”時期則需要着力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記者：從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如何看待這一發展思路的演變？

董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财經領導小組、中央财經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決策平台，研究的都是事關經濟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長遠戰略。這次也不例外。中央财經委這次會議系統回答了共同富裕的有關問題，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基本路徑、工作着力點等，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架構。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曆程，我們始終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向前走，每一步都是以目标作牽引，體現目标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結合。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目标是在比較低的水平上盡可能消除貧窮，在路徑選擇上，則是以“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通過先富帶後富的方式”來實現。黨的十八大以後，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下，黨和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就有目共睹。

自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後，讓發展成果更好地為全體人民共享成為廣泛共識。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後，現代化又成為了新的發展目标。不斷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則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如今，我們進入到新發展階段，有了新的發展基礎和條件，比如經濟總量達到了一定規模，經濟結構也比較好，創新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等，尤其是人均國内生産總值突破1萬美元大關，正在向着高收入國家邁進。如果說在一個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絕對貧困，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那麼“十四五”時期則需要着力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綜合考慮我國現在的階段性特征及現有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十九屆五中全會擘畫的2035年遠景目标藍圖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這樣的表述在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首次。可以說，無論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條件，我們都已具備了在新發展階段推進共同富裕的基礎。

2 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橄榄型分配結構

記者：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對此，該如何理解？

董煜：對于共同富裕，我們一定要辯證地認識，不能簡單從字面片面理解，尤其要避免兩個錯誤傾向：一是把它看成隻是少數人的福利，二是把它看成是一種平均主義。黨中央特别強調，就是為了避免認識偏差帶來錯誤解讀。

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分階段推進共同富裕，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先富帶後富”依然會存在，我們是要擴大工作收入群體，讓更多人進入高收入行列。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階段，總有一部分人群收入可能相對會高一點，這是正常的。即便實現了共同富裕，也隻是說我們的整體平均水平比現在要高，達到一個富裕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們要把底兜住，讓更多的人，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對低的人，也能處在一個比現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小康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共同富裕的原理也是如此，隻不過共同富裕的人均收入水平會遠高于小康。即使到了共同富裕實現那一天，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處在同一水平上，依然會有一部分人收入相對較高，一部分人收入相對略低。我們想要的是一種橄榄型的分配結構，整體的平均水平高低至關重要。

記者：我們知道橄榄型分配結構中間大、兩頭小，此次會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什麼重要意義，有哪些實際舉措？

董煜：目前，我國中等收入人口為4億，到2035年有望達到8億。這樣巨大的市場，既是中國的機遇，也是世界的機遇。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中等收入群體在整個收入結構中占主體，也就是事實上形成橄榄型分配結構，由于群體間差距小、利益趨同，需要做的調高和托底的工作少，社會矛盾較小，有利于社會穩定。

2016年中央财經領導小組第13次會議，就曾專門研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我們的決策，都是有脈絡可循的。在8月17日的會議上，針對相關工作提出，“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什麼叫抓住重點？重點又是什麼？重點就是重點人群，針對不同人群相應有不同側重。

比如說，針對科研人員，可能更多要從激勵上下功夫；針對企業家，更多要從保護産權、促進規範經營、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等方面下功夫；針對農民工，一方面要鼓勵他們通過提高技能水平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要解決他們在城市的落戶、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

3 三次分配是在我們的道德、習慣體系下，一些高收入群體通過捐贈、慈善實現對于低收入群體的幫扶，它離不開激勵、保障兩大體系

記者：會議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對此如何理解和把握？

劉元春：初次分配，是指市場經濟體系中按照各種要素在生産中的作用進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資本的投資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體現效率優先原則，即以生産中要素的效率功能來進行分配。其中，勞資關系是決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個重要影響要素。

再分配，是指生産之後政府利用稅收與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體之間進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過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及一些補貼體系等實現收入分配的相互協調。相對于初次分配，它主要體現在非生産階段。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兩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願基礎上，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财富進行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有利于縮小社會差距，實現更合理的收入分配。随着社會發展進入不同階段，三次分配的占比會有所變化，在一些發達國家，慈善公益的制度體系較為完善，發展相對較好，但是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一個補充。

記者：三者分别有哪些優勢和短闆，側重點有何不同？

劉元春：初次分配有個重要特點，必須建立在生産體系和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由生産體系的功能來決定，也就是按勞分配、多種要素相結合的一種分配格局。

這種分配體系主要發生在生産領域，生産領域首先要體現生産效率，這對于“做大蛋糕”很關鍵。我們發現，要素在分配中的談判能力，在不同的制度體系下會産生不同的意義和效果。所以，隻要一提糾正收入分配不公，大家就會想到要在初次分配的制度體系上進行調整，比如居民勞動占比相對較低，企業利潤和政府收入相對過高。這是因為勞動作為一種生産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力量相對較弱，資本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相對較強。

這就要求我們在生産過程中，加強勞動要素在分配中間的談判能力，對于最低工資标準、勞動保障、勞動福利等都要進行立法，強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糾正勞資間的不對等關系。因此，初次分配裡涉及到很多根本性的改革。但應注意到，如果不堅持效率優先，改革很可能會對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産生負面影響。因此，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收入分配的着力點到底是在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這裡面需要權衡。

再分配，主要依靠政府來實施，也就是說，政府通過稅收、财政支出調整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分配水平。可以通過一系列的福利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及差别性的補貼政策等在不同經濟主體、社會主體之間實現收入分配。也就是說，初次分配主要是在基本制度和法制框架下由市場來完成，再分配主要是政府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分配，從而實現民生目标、社會目标和政治目标。

三次分配，則是在我們的道德、習慣體系下，一些高收入群體通過慈善公益方式實現對于低收入群體的幫扶。三次分配離不開兩大體系。一是激勵體系，包括社會道德輿論、稅收體系，特别是财産稅、遺産稅和捐贈稅收減免政策。二是保障體系，需要有效的信托法律制度，同時，還要有一些非營利性法人，特别是慈善團體承擔慈善捐贈的收集、轉移和分配等活動。

4 三次分配對于促進共同富裕是一種很好的途徑，也是人類發展的文明方向

記者：為什麼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礎上，補上三次分配這一環？背後的深層次考慮是什麼？

劉元春：在收入分配裡，對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适度節制，或者說使他們的一些收入能夠用于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這是一個最直接并且效果最為充分的選擇。

通過這種途徑，能夠促進社會和諧，使大量的高收入人群按照社會公益、社會公德、社會和諧等道德倫理體系來行動，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同時，它又符合自願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不會在強制性的再分配過程中，傷害一些高收入人群和資本利得者的積極性。對于共同富裕而言，這是一種很好的途徑，也是人類發展的文明方向。

就三次分配來講，我國目前雖然各種慈善和捐贈活動日益高漲，但與我們整體的經濟規模還不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勵體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很好完善。我們知道，歐美大量富翁都會積極參與慈善，如比爾·蓋茨、巴菲特等人選擇将自己的部分财産捐作公益基金來從事公益活動，通過公益活動來實現再分配。這當然與整個歐美的宗教、法制和道德體系相關，但這隻是表象。實際上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考慮到稅收減免政策，歐美遺産稅高的可達50%，很多有巨額财産的人，為了回避财産稅，都會主動選擇捐贈。

此外，按照西方一些國家的政策，如果你主動捐贈收入所得，可以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稅等支出，這就使得一些高收入人員既能夠實現自己的社會責任目标、道德倫理追求，也能夠保有對自己财産的支配權。比如很多企業家通過捐贈成立慈善基金，再通過慈善基金來從事相應的慈善活動，從而發揮三次分配的作用。

就社會激勵體系而言，除了非正式的道德體系、倫理體系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稅收體系，這是一大關鍵。它激勵富人從事社會公益事業。

大家注意到，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且上升到國家戰略體系層面，這就意味着下一步圍繞慈善事業，國家要完善相應的激勵體系、保障體系及立法機制。這個激勵體系必然包括捐贈涉及的一系列稅收政策。目前我們很多企業的捐贈是免交企業所得稅的，基本上是捐多少就免多少。當然，國家還會有一些更細緻、更具體的監管舉措，比如審核資金來源，就會看是否符合慈善标準、慈善法。

記者：結合現階段實際情況，我國建立并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麼基礎？在哪些方面還有待加強？

劉元春：國内早就開展了大範圍的社會慈善活動，大量高收入人群都已經開始積極投身公益，比如學校教育的捐贈、健康事業的捐贈，還有一些針對災區的捐贈等，增長速度和規模已經很大，具有良好的基礎。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國已經建立了相應的法律體系，為稅收激勵體系、三次分配等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不過，有些問題還值得關注：一是我們的稅收激勵可能不足，西方除了累進所得稅，還有大量的财産稅、遺産稅等征收安排，同時相應規定了參與慈善活動後稅收可減免，激勵體系更為充分。

二是一些信托安排上，我們的中介組織還不太發達，如何使得高收入人群、富有階層的捐贈更為順暢、成本更低，值得研究。我們要對信托法律制度加以完善，非營利組織、基金會組織在工作創新等方面也需加強。

三是進一步弘揚公益慈善文化，在全社會營造濃郁的人文關懷氛圍，從道德層面加強對踐行社會責任優良傳統的傳承發揚。

本報記者 管筱璞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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