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古時期，中華大地上生活着多個不同的部族，也存在着無數傳說中的始祖和部族英雄。夏商周三代的“天帝觀”揭開了傳說向曆史轉化的序幕，也為後代五帝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春秋戰國之際的五行文化與五方觀念催生了以太暤、炎帝、黃帝、少暤和颛顼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統。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選擇黃帝、颛顼、帝喾、堯、舜等作為五帝，明确其“血緣關系”，将他們從傳說時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轉變成人間聖王，最終完成了五帝系統的定型。

說到中華的文明史，從漢代以來，言必稱三皇、五帝，而三皇的時代更加遙遠，且說法不一，故為多數正史所不采。關于五帝，司馬遷的《史記》專門有《五帝本紀》加以記叙，并作為第一篇，從而将傳說中的上古部族英雄或首領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确定下來，并進而将其納入曆史。但五帝系統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由某一人完成的，它是經過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戰國至漢代這一漫長的曆史時期逐漸形成的。五帝系統的産生是文化整合的結果，也是民族認同的結果。五帝系統的産生與形成過程既是對上古傳說的改造、整合的過程，也是對史前曆史的重新撰寫的過程，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從史前時期衆多部族并存到華夏族産生和漢民族的形成的曆史進程。

一、史前時期是一個多部族并存的時代

從漢代以來，在諸多正史、野史記載當中，在古典小說、戲曲的字裡行間，在民間文學的叙述話語裡，都會反複出現一句話：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這并非僅僅是一句俗語，實際上它所承載的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兒女在各個不同曆史時期對自己民族曆史、民族文化的深刻認同感。在我國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謀人文化、匼河文化、藍田人文化、東谷坨文化、北京人文化和觀音洞文化等；中期文化有丁村文化、大荔人文化、許家窯人文化等；晚期有薩拉烏蘇文化、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山頂洞文化、水洞溝文化、下川文化、虎頭梁文化、小孤山文化、閻家崗文化、富林文化、貓貓洞文化等。這些文化遺址的發現揭示了我們的祖先從原始人類到智人再到現代人的發展過程。在新石器時期，我國已經發現的文化遺址更是星羅棋布，這一時期的先民們以其傑出的智慧創造了足以傲視全人類的上古文明，諸如裴李崗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大地灣文化、彭頭山文化、馬家濱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等。這些衆多的文化遺址分布在廣闊的古老大地的不同區域，它不僅清晰地展示着華夏先民們以堅實的步伐大踏步邁進文明時代的足迹，而且說明了中華文明原本便是多元發展的。無論是黃河流域文化源頭說，還是黃河、長江兩大文化源頭說都不足以科學地概括中華民族文化在其發生、發展階段的多元性。我們雖然不能準确地統計出在遠古時期的中國大地上有多少個氏族、部族或族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來自不同的部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區，在部族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個個傑出的祖先，他們曾經帶領自己的部族戰勝過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災害，也一次又一次擊退過其他部族的入侵，從而使自己的族人獲得生存的機會。這些祖先們的事迹和故事讓其後代記憶深刻，于是部族的後裔們用神話或傳說的方式代代傳誦這些古老的英雄故事。這些先祖不僅有後代傳統文化中反複稱頌的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黃帝、少昊、颛顼、帝喾、堯、舜、禹，還有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曾光芒四射的東方大神帝俊，具有反叛精神的蚩尤、共工以及其他三苗族的先祖們。有很多神話人物如帝俊、伏羲、少昊等既不是炎帝部族的一脈，也不是黃帝的後裔子孫。在漫長的原始時代，通過無數次兼并，一部分部族被征服、融合，從而成為另一部族的子民。然而，自己祖先的姓名和英雄業績卻永遠保存在他們的記憶當中。當我們翻開現存的記載中國古代神話最為集中、豐富的《山海經》時，我們發現它既是一部中國遠古時代的地理書，又是一部傳說時期的曆史書，其中大量記載了遠古的世系和傳說中的神譜。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神話才形成了自身獨有的特色：多神而無中心神。

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這種多神又無中心神的現象，反映出中華民族早期的多元化特征。中華民族的前身華夏族就是在融合了上古時期中華大地上多個部族而形成的一個強大民族。約在距今5 000年以前，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東北等不同地區生活的先民們都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史前文明。這些文明或獨立發展，或與其他文明通過交流的方式互相影響，甚至走向一定程度的融合。在距今5 000年前後，當黃帝部族戰勝炎帝部族并且擊敗東方的東夷部族之後，占據中原地區，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部落聯盟，這就是後代傳說和史書中所說的炎黃之戰。炎黃之戰以後，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以中原黃帝部落聯盟、東方的東夷部族和南方的苗蠻集團為核心的三大集團，三大集團的相互融合為先秦華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炎黃之後傳說中的颛顼、帝喾、共工、堯、舜、禹等英雄人物，雖然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但也不能輕信他們都是源于黃帝一脈。颛顼、堯、舜、禹等可能都是以部落聯盟的酋長或首領的身份而存在，他們之間的權力轉移與交接應該是各大部族力量角逐的結果，而非完全通過“血緣”關系直接承襲來完成的。

二、夏商周的“天帝”觀為五帝系統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夏代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家天下的王朝，夏啟代益，打破了史前時期部族聯盟任賢取能的權力交接制度，以家族血緣關系的世代承襲取代了部族之間的權力轉換。然而，當時各部族的力量仍然強大，部族之間也有自己獨立的勢力範圍，夏王朝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還不足以懾服那些存在着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部族。随着夏禹餘威消退，在夏啟死後，剛剛建立起來的夏王朝便受到東夷部族的攻擊，東夷部族的英雄後羿取代了夏政權，太康失國。這便是後世史書中所謂的“後羿代夏”。在少康複國之後，夏朝曆史上有多次遷都現象。之所以頻繁地遷都，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的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更多地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從而也說明了夏王朝政權的不穩定性。為了更好地統治各大勢力，夏人開始思考如何确立其統治的合法性，于是 “帝統”觀念應運而生。夏人創造了一個虛拟的淩駕于人類與自然界之上的“天帝”。君王是“天帝之子”，不僅有着高貴的血統，而且是上帝派到人間的最高統治者，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具有無上的生殺大權。“天帝之子”概念的産生使夏王朝找到了統治天下衆生的合理性，也為其代代相傳的家天下找到了法理依據。所以，夏王朝的君王都将“帝”字冠于自己名字之前，如帝相、帝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洩、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臯、帝發、帝履癸(帝桀)等。

盡管夏人以天帝之子自居，但并沒有逃脫其最終滅亡的命運，夏為商所滅。商人承襲夏人的天帝觀，也以天帝之子自稱。在商湯起兵滅夏時，為了使自己師出有名，打出了代天伐罪的旗号，《尚書·湯誓》載商湯語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 63以說明其之所以滅夏而代之，完全是因為上帝的旨意，因為夏桀的行為違反了天命，所以天帝便更換在人世間的代言人，而商湯就是被上帝選中的新的天帝之子。商王朝的曆代君主也效仿夏人，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帝”字，如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帝沃丁、帝太康、帝太戊、帝小甲、帝雍己、帝仲丁、帝外壬、帝祖乙、帝祖辛、帝沃甲、帝南庚、帝祖丁、帝盤庚、帝武丁、帝乙、帝辛等。從《尚書》記載來看，商人比夏人更注重強調自己的帝子身份。《尚書·盤庚》曰：“予念我先神後之勞爾先。”[1] 100又曰：“肆上帝，将複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1]102本來，夏商王朝的君主們将自己視為天帝之子是為了向世人昭示自己統治萬民、擁有下土的合法性，但久而久之商人卻将這一創造出來的“神話”當成了真實，并且在内心深處毫不懷疑，甚至恃“神”而驕，因而當周武王率諸侯之兵攻打商王朝時，商纣王竟然無所畏懼，因為他深信“我生不有命在天！”[1]234。

周人滅商以後，在禮法制度上對夏商兩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鑒，包括“天帝”觀念，這一點在《詩經》中多有體現，如《生民》說後稷乃是姜嫄“履帝武敏”所生，無疑将周之始祖視為新的“帝子”；《維天之命》中說周王朝能取代商，是“維天之命”；《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2] 856-857盛贊文王得到上帝的恩寵，能夠繼承天命，使古老的周部族成為世界新的主宰。但是，周人從夏商興亡的曆史中吸取教訓，認識到所謂的“天帝之子”之論畢竟是虛幻的，是靠不住的，天帝不可能永遠保住周王朝的江山，所以周人在夏商的“帝子觀”基礎上生成了“天命觀”，認為帝王隻能是有德者居之，天下也隻能是有德者才能擁有，所以《尚書·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唯)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唯)惠之懷。”[1] 211“皇天無親，惟(唯)德是輔”是周代有識之士經常引用的一句話，說明周王朝上層社會的精英們已經認識到上帝不可能永遠保護周王朝，一個朝代的興衰取決于當政者的道德，取決于民心。《詩經·周頌·敬之》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2] 1123-1124申言上天無時不在，他随時監視着人間的君王，所以每一位國君都應當兢兢業業，敬天命而為之。周人的“天命觀”體現出敬神而遠之的思維，是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是對人文精神的弘揚。

盡管周人的“天命觀”比夏商的“帝子觀”看起來虛幻很多，具有一定的人本精神，然而依然強調與天帝的血緣關系，所以夏商君王自稱“帝子”，而周王則自稱為“天子”，二者實則都是出于維護其家天下合法性的需要。這種人與上帝的血緣關系的确立，拉近了人與神的距離，為春秋戰國以後五帝系統的産生奠定了基礎。

三、五行文化催生了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統

五行學說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命題，其來源于早期的五材說。《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子罕語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3] 1086子罕所說的五材指的是金、木、水、火、土等五種物質，它們原本都是大自然的自在之物，也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必備之物。五材說最開始隻是人們對與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五種事物單純的概括，并沒有哲學意義，當五材說演變成五行之說以後，才具有了哲學思辨意義。《尚書·洪範》載箕子語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穑。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穑作甘。”[1] 136盡管這段話是後人僞托箕子之語對五行做出的闡釋，不僅道出了五行的特性，而且将其與五味結合起來，賦予了五行更多的内涵。

最早将五行與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結合起來始于春秋時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晉國史官蔡墨語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後土，此其二祀也。”[3]1576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和後土都是史前時期各部族傳說中的人物，有些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如被稱為火神的祝融，被楚人奉為始祖；後土與其父共工氏則多次出現在先秦典籍中。

後來，人們又将五行與陰陽、八卦、四季、五方、朝代的更疊等相結合，從而形成了一種涵蓋四時變化、四面八方、生克相關、陰陽轉換、天人合一的系統學說。随着這種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的建立，原本與五行相配合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和句龍等五位小神已不能支撐這一龐大的哲學體系，為了實現五行學說的完美架構，傳說時代的太暤、炎帝、黃帝、少暤和颛顼等五個大神也就正式出場了，而原來的五位小神則降格為他們的配角。《呂氏春秋》曰：“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孟秋之月……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後土。……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4]628-656

将太暤、炎帝、黃帝、少暤和颛顼組合成五帝，構建起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統，這個工程始于春秋時期，至戰國中後期逐漸定型。早在春秋時期，秦人就以官方為主導開始正式祭祀少暤、太暤、炎帝、黃帝等四帝，據《史記·封禅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5] 1113-1117從東周初年秦襄公祭祀白帝少暤開始，到秦宣公始祭青帝太暤，再到秦靈公祭黃帝與炎帝，前後曆時350餘年，終于将白、青、黃、赤四帝全部納入秦人的官方祭祀之中。漢朝建立，劉邦始祭黑帝，《史記·封禅書》載：“(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5]1127從此可知，黑帝颛顼被納入官方祭祀是在漢代。

秦人先祭白帝，然後再想到祭青帝，這與秦人的族源有重要的關系。《史記·秦本紀》較為詳細地記載了秦人一族的演化：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是為伯益(柏翳)，伯益助大禹治水，佐舜調馴鳥獸，而鳥獸多馴服，因其功勳卓著，舜賜之為嬴姓。由此來說伯益為秦人得姓之祖。伯益(大費)之後代至夏商時代漸漸從東夷族群中分化出來，進入中原，或向西部、北部發展，其中一支到達陝甘地區，這一支就是早期的秦人。盡管身處西方邊陲，秦人一直沒有忘記自己東夷族的身份，《左傳·文公四年》記載：“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谏，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3] 438楚人滅掉江國之後，秦君之所以素服、避開正寝、不舉辦娛樂活動，其居喪行為甚至超出了禮數，其中主要原因是因為江與秦同屬東夷族的嬴姓諸侯國。太皞也是東夷族的早期首領，所以也成為秦人的祭祀對象。黃帝與炎帝在春秋時期地位逐漸提高，又因為他們所在的部族原本都發源于陝甘一帶，其後裔之國遍布西部地區，所以成為秦人的祭祀對象并不奇怪。秦人在春秋時代祭祀少暤、太暤、黃帝、炎帝的行為，無疑對中原文化接納五帝系統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際建立并得到逐步完善的太暤、炎帝、黃帝、少暤、颛顼五帝系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文化特色：其一，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距春秋戰國之際相對還是比較久遠的，盡管當時在史官文化和諸子文化中已經賦予了他們文化始祖或人間聖王的身份，但是在他們身上還表現出了較為突出的神話傳說成分，并保留了一些神性的特質；其二，在五帝之中，太暤、少暤為東夷族群的祖先，而炎帝、黃帝為中原族群的祖先，颛顼則為南方楚人的祖先，盡管當時已确立了黃帝作為中心神的地位，但卻仍然反映出春秋戰國之際較強的族群意識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

四、《史記》完成了人格化的五帝系統的定型

秦代以前形成的五帝系統是那個時代的産物，體現出華夏族的多元性與那個時代文化的包容性，但當時這個系統卻并沒有得到廣泛的承認。漢代初期還存在着多個不同的五帝系統，如孔安國在《尚書序》中以少昊、颛顼、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大戴禮記》則以黃帝、颛顼、帝喾、唐堯、虞舜為五帝。随着秦王朝統一六國和秦王朝的快速滅亡，漢王朝建立起大一統的帝國，此時早期的不同部族與族群完成了融合。為了适應漢帝國統治的需要，司馬遷吸納了《五帝德》和《帝系》的五帝系統論，完成《五帝本紀》，并将其作為《史記》的第一篇，正式确立了以黃帝為首的包括颛顼、帝喾、堯、舜等在内的五帝系統，從而完成了五帝系統的定型。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描述五帝的事迹及其之間的關系如下。

黃帝是少典氏的後代，在神農氏之後興起，先後戰勝炎帝和蚩尤，統一天下。黃帝有二十五子，其中，一為玄嚣(青陽帝)；一為昌意，昌意生高陽(颛顼帝)。

黃帝死後，高陽氏颛顼繼立，帝颛顼為黃帝之孫，為人沉靜有謀略，教化世人。颛顼生窮蟬。

颛顼死後，玄嚣的孫子高辛氏帝喾立，帝喾為黃帝的曾孫、颛顼的侄子。高辛氏生下來就彰顯其神異，且能自言其名。帝喾生摯、放勳(帝堯)。

帝喾死後，其子摯曾代立，因其不稱職，所以為其弟弟堯所代。帝堯大仁大義，親睦九族，愛護百姓，任用身為平民百姓的舜，流放共工、驩兜、三苗、鲧等四族以安天下。晚年将帝位禅讓于舜。

舜又名重華。舜父為瞽叟，瞽叟之父為橋牛，橋牛之父為句望，句望之父為敬康，敬康之父叫窮蟬，窮蟬之父即為颛顼帝。舜是黃帝的第八世孫，從窮蟬到敬康、句望、橋牛、瞽叟等都是庶民百姓，不在帝位。舜曾耕于曆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因其孝且有才幹，為堯所用，堯将二女娥皇、女英嫁與舜為妻。堯舉禹、臯陶、契、後稷、伯夷、益、倕、龍、夔等而任用之，百官各得其所，政績斐然。晚年将帝位禅讓于大禹[5] 1-30。

按《史記》所言，黃帝、颛顼、帝喾、堯、舜都同出一脈，其中颛顼為黃帝之孫，帝喾是黃帝的曾孫，堯是黃帝第四世孫，而舜則為黃帝的第八世孫。《五帝本紀》以黃帝為統帥，以時間為線索，以血緣為紐帶，将史前時期本不屬于同一氏族，甚至不屬于同一族群的五位華夏先祖拉進了同一世系之中，建立起一個一脈相傳、不絕如縷的龐大史前“王朝”，建構出距今5 000年-4 000年之間綿延1 000多年的鮮活的史前史。

從黃帝到舜跨越千年，卻隻有九代，顯然是不可信的；而颛顼、帝喾、堯、舜等有些可能與黃帝族有一定的關系，但有些卻與黃帝族沒有任何關聯。作為史官的司馬遷不會不了解這些，但他卻最終選擇了曆史化的五帝，并建立起一個帝王譜系。這種選擇既受春秋以來史官文化、諸子之言的影響，又是時代的需要。

其一，維護漢代大一統思想的需要。漢代建立以後，經過70多年的文功武治，國力逐漸強大。漢武帝時期，在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文化上的一統；在軍事上南征北戰，使國家版圖前所未有的擴大；在文學創作上歌頌盛世，維護中央集權，漢大賦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文學體裁。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 2486-2487盡管此段言詞中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但作為一個史官，其寫史的曆史責任感卻發自内心且溢于言表。

其二，司馬遷接受并精心整合五帝系統，既說明了其深受春秋以來史官文化和諸子思想的影響，也表明了其對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時至漢代，傳說時代的上古始祖神如帝俊等相繼退出華夏民族始祖的序列，而女娲、少暤等的影響也不斷削弱，除了他們的事迹多“不雅馴”之外，也是因為這會使華夏民族出現多祖先的分裂局面，不利于大一統思想的形成。所以，選擇黃帝等五帝，并用血緣關系将他們固定在同一宗族之内，這種認同感正是西漢所需要的，也被司馬遷順理成章地接納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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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呂不韋．呂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1986．

[5] 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6BZS035)；炎黃學研究院重點招标課題“炎黃與五帝研究”

作者簡介：金榮權(1964—)，男，河南商城人，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曆史與古代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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