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蔔天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照片均由張蔔天提供

【導讀】從2001年 、22歲着手翻譯柯瓦雷的《 牛頓研究》起 ，張蔔天再沒中斷學術翻譯這項枯燥冷清、報酬并不豐厚的工作，将自己的業餘時間盡數投入。有人說張蔔天關注的東西不夠現實，他微露笑意，“天天忙掙錢、忙各種世俗的東西就叫現實嗎？突生重病和臨終時的人最清楚什麼東西真正現實，最現實的是跟人的生命離得最近的那些事。

如果每個人生來都自有使命，許多人恐怕至死都沒能找到這樣的東西，而另一些人一早便已覺悟。

張蔔天顯然是後者。

從2001年、22歲着手翻譯柯瓦雷的《牛頓研究》起，他再沒中斷學術翻譯這項枯燥冷清、報酬并不豐厚的工作，将自己的業餘時間盡數投入。

到2016年末，37歲的張蔔天已出版譯著36本，交付譯稿40餘部；獨力策劃、翻譯着兩套譯叢：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科學源流譯叢”和商務印書館的“科學史譯叢”。

15年寂靜光陰裡，這位年輕學者如埋頭修行的苦行僧，以平均每年兩到三本的速度，把古希臘至科學革命後科學發展的諸多經典陸續引介。

多少了解學術翻譯是怎麼回事的人，都難免為之驚訝。有人稱贊張蔔天以“一己之力”為學術傳播做出重要貢獻，有人評價他是這個時代的大熊貓，商務印書館學術出版中心編輯李婷婷說他是“絕無僅有的一個譯者，簡直不像這個世界上的人”。

偶爾，也有讀者從哥白尼、愛因斯坦、薛定谔、李約瑟和《大問題》《現代性的神學起源》《科學與宗教的領地》等名詞背後留意“譯者張蔔天”這行文字。“越了解越膽寒，1995年16歲入中科大，2008年北大哲學博士畢業，科技史大咖吳國盛先生的高足。譯著均為世界級科學名著，對拉丁文也有研究。在這些神人作品前，我有強烈的文盲感。”一位讀者如此慨歎。

“我是早就定位清楚了，翻譯是我第一重要的事。”坐在桌子對面，張蔔天邊說着話邊低頭注視自己擱在桌面上的雙手。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體面對面的采訪。這位“希望盡可能隐藏起來”的資深譯者有一張比實際年齡更顯年輕的明淨面孔，回答任何問題都誠懇而坦然。

“不被關注挺好，在翻譯很多書的同時，大家不知道我是誰，甚至以為這個人已經死了，是一本本遺著被整理出來，我挺享受這種感覺。”他這樣說完又立即補充，“其實骨子裡還是在乎自己聲名的，達不到真正的無欲無求，隻不過喜歡以一種比較獨特的方式昭示自己、刷存在感。”

交談間，他幾次提起最鐘愛、也受其影響至深的鋼琴家格倫·古爾德，“他說，一個人可以在豐富自己時代的同時并不屬于這個時代，他可以向所有時代述說，因為他不屬于任何特定的時代。這是一種對個體主義的最終辯護。一個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時間組合，拒絕接受時間規劃所強加的任何限制。”

大學畢業時，張蔔天把這些句子作為臨别贈言寫給同學，“我太喜歡這段話了。”

張蔔天的部分譯著。

“蔔天”

棄理從文，“從純理性的‘知曉’轉向更神秘、理性無法統轄的領域。隻有哲學還能收留我這樣的人。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世界為什麼存在”

張蔔天原名“張曉天”，讀初二那年，算命的人說他名字裡應該換一個兩筆畫的字，家人在二、十、七、八、九等一串兩畫字裡，挑出了“蔔”。“倒也印證了我後來的人生曆程，從純理性的‘知曉’轉向更神秘、理性無法統轄的領域。”張蔔天說。

他曾是純粹的理科生，對文科毫無興趣，解起數理化習題輕松自如，樂在其中。16歲考上中國科技大學，父親勸他千萬别選數學、物理那種純理論專業，建議他考慮熱科學與能源工程系。這個系名在少年張蔔天腦海裡幻化出一幅陽光照到米飯上把飯“照”熟的畫面，頓生神往，結果開學後，他發現自己要面對的是鍋爐和葉輪機械。

大學一年級讀的愛因斯坦傳記對張蔔天影響頗大，“直接研究光是什麼不比研究制冷、鍋爐有意思得多嗎?廣義相對論多麼有趣，這麼重大的東西怎麼能不學呢?”他開始申請轉系，這在中科大很不容易，盡管他是要求轉到更冷門的近代物理系。

那段時間，張蔔天喜歡上聽古典音樂，轉系申請書裡，他頗自信地寫道：“當我聽到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的時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能轉成。”大一下學期，他果然成了第一個成功轉系的學生。

從中科大畢業後赴美留學，他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繼續攻讀理論物理，導師是197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史蒂文·溫伯格。

聽着古典音樂研究物理學，在所有人眼裡，張蔔天都該沿着這條路走得順順當當，但緊随其來的一場“驚心動魄的精神危機”讓他留學剛滿三個月便棄學歸國，人生也轉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待不住，文化不适應、飲食不适應……在完全陌生的環境裡，各方面都成了誘因，讓你過去最喜歡、珍視的東西，比如數學、物理、巴赫，都變成極其壓迫人的外力。你突然發覺這些沒有血肉、沒有任何人味的東西與你離得如此之遠，感到人生沒有意義。”

心理醫生說張蔔天沒有任何問題，但當那種難以描述的壓抑感愈發沉重，他會因為突然察覺自己有呼吸、有心跳而害怕，會盯着兩手，疑惑手掌末端為何會分叉生出手指，對自身的存在産生不解和恐懼。

“物理和古典音樂都沒法支撐我，我需要知道——你可能感到可笑，但對我是最最真實的感受——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世界為什麼存在。”

2000年冬，在從洛杉矶回國的飛機上，窗外夕陽如血，張蔔天抓着身邊的陌生人不斷說話，以此勉強維持平靜。“所有人都說要堅持住，這不是多大的事，但我知道，對我來說真的不是這樣。”

後來，讀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開篇第一句讓他深感震撼、如逢知音——“世界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這是哲學最基本的問題。”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裡談‘畏’和‘怕’那兩節，在沒有任何哲學訓練的情況下，每一個字我都能懂，寫的完全是我在美國的感受。他分得很清楚：‘怕’是怕某個具體東西，比如一條蛇，而‘畏’是沒有對象的怕，不知道怕什麼，就是怕本身。在我來說，你要一定問我當時恐懼什麼，我就是怕‘存在’，存在本身對我有強大的異己感，怎麼忽然就有了這一切?這種恐懼和困惑沒法跟人說，别人也不能理解，誰都沒法救你。”

回想起來，他說20歲的自己太過年輕和敏感，但這份敏感促使他及早意識到自己内心深處真正關切的是哲學層面的問題，之前對物理的喜愛本質上也是出自這種關心，“隻有哲學還能收留我這樣的人。”

“分享”

翻譯的本質是分享，對于 “分享”，張蔔天有種天然的喜好，他說，當初讀物理、學 相對論、量子力學時，他曾為這些理論不可思議的純粹跟美妙贊歎又苦惱， “覺得不 忍心，不願獨享這些好東西”

2001年年初，出國前從沒看過哲學書的張蔔天跑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周邊租房，旁聽哲學課，正式“棄理從文”。他認為自己的疑惑很大程度上是科學帶來的，決定報考北大科技哲學專業的研究生。

從理科跨入文科，一無所知、一切自己摸索，這段旁聽、備考的時光極大地溫暖平定了他的心境，他感覺考研挺容易，沒什麼壓力，每天就是聽聽音樂、上上課。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發現自己關心的東西還有不少人也關心，有了一種歸屬感。

也是在旁聽期間，張蔔天後來的導師、當時在北大任教的哲學教授吳國盛在看過他的試譯章節後，将《牛頓研究》的翻譯工作交給了他，這是“譯者張蔔天”的開始。

2001年暑假，在河南老家，張蔔天每天早上帶着早飯、字典、草稿紙和《牛頓研究》出門，騎車去家裡剛簡裝過、還沒入住的空房子，開始一天的翻譯，直到晚飯時間再騎車回家。那時他還沒買電腦，就先翻譯在草稿紙上，完了借别人的電腦錄入。書有些枯燥，但翻譯本身很新鮮，他查着詞典、譯着書不知不覺過完了夏天。

翻譯的本質是分享，對于“分享”，張蔔天有種天然的喜好，他說這是自己執着于翻譯的最大動力。當初讀物理、學相對論、量子力學時，他曾為這些理論不可思議的純粹跟美妙贊歎又苦惱，心想世界上隻有很少、也許僅0.1%的人能領略這份美妙，那剩下的99.9%的人該靠什麼過活啊?“實際别人當然生活得挺好，可我就會覺得不忍心，不願獨享這些好東西。”

跟從出版機構接活的譯者不同，張蔔天的翻譯書目幾乎全部由其自主選定，覺着哪本書不錯，希望大家都有機會讀到，就拿過來翻。

2002年，北大圖書館處理舊書，還在讀研的張蔔天随手拾起一本外文書翻了幾頁，發現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哲學入門好書。他迫切地想将之譯成中文與更多人分享，輾轉聯系上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校友，寫了各種策劃報告，終于促成此事。這就是後來重印多次、豆瓣網友評分高達9分以上的《大問題》。

會在寫博士論文期間翻譯《韋洛克拉丁語教程》，也是因為他這種急于分享的性格。“做西方研究的各門各科都會用到拉丁語，國内想學的人也很多，可就是找不到書，我在北大學習用的也是一本德語教材。如果沒能力自己寫，翻譯國外現成的經典教材不就行了嗎?不是多難的事，怎麼就沒人做呢?我隻好勉為其難了。”

那時，他已出版差不多10本譯作，越來越明确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所在，當周邊的人們開始忙于工作、為生計打拼，畢業後進入中科院就職的張蔔天已決心把翻譯作為最緊要的事。

“堅持”

“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的代價都不大，堅持下來可以走很遠，難在堅持。堅持就是忍耐，悶着去忍耐。”張蔔天承認翻譯不容易，會犧牲很多，不過他喜歡這類工作

北大周邊40來平方米的小兩居，是張蔔天與人合租之處。房間很破舊，有台老空調，一插上就跳閘，房客們隻能靠小電扇度過炎夏。

上班之外，張蔔天不怎麼出門，除去吃飯睡覺，絕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屋子裡翻譯，有時一天能譯10小時以上。2015年上半年，他去劍橋大學訪學，6個月譯書4本半。

當然也有譯不下去的時候，翻譯《現代性的神學起源》，難度太大，他中途兩次想放棄，最後，還是在北京酷暑裡一間沒有空調的辦公室中，對着電腦坐了兩個多月，譯完了這本書。後來，有人說這是他最好的譯著之一，豆瓣評分9.3，“讀起來像坐滑梯一樣順暢”“絲毫不覺是譯作”“選書眼光不俗”……“我自己是一翻完就不敢再讀了。”張蔔天說。

他沒給自己定過具體目标，隻是一本接一本不停譯下去，常常上午剛完成一本書的翻譯、交了譯稿，中午就已着手翻譯下一本。在休息和放松上，他對自己極為吝啬，偶爾想換個環境，就買張票跑到南京或者哪裡，住進旅館繼續翻譯，累了出門逛逛，吃點小吃。

“時間太緊迫，我實在舍不得。”他說海德格爾講人要向死而生，高僧印光把“死”字挂牆頭，睜眼即見，“每譯完一本書我離死亡也近了一步，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了。”

他的詞典裡沒有“拖延”，隻有日月逝矣、時不我待的急迫。感興趣的書越來越多，這些書沒人介紹可能永遠沒人知道。而每本書的打磨都沒有止境，為争取更多地翻譯，他隻能犧牲一部分質量，自覺達到80分、85分就停手，“我急切地想把更多好的東西展現出來，畢竟也積累了十幾年翻譯經驗，如果不充分利用不是很可惜嗎?”

沒有人向他施加壓力，他的急迫完全來自内心，對翻譯，他有強烈到帶宗教意味的使命感。

“不為什麼，也不需要想清楚為了什麼，奉獻本身就讓人着迷，這是一種生存方式。”他懷疑自己前世是個傳教士，所以這輩子也成了苦行僧似的人，憧憬修道院那類清苦、單調又帶着純粹精神氣息的氛圍，“最好加一點音樂，再加一點台燈的燈光。”

音樂不妨用巴赫的管風琴曲，比起浪漫派的肖邦、舒曼，他認為内斂嚴謹的巴赫才最浪漫——一種“冷浪漫”，在數學般精确、幹淨、枯燥的表層下潛伏着浩瀚的海洋，存蓄着最洶湧澎湃的力量，其境界寬廣、清澈、悲憫，他說自己跟巴赫精神氣質相投。

“他崇尚簡潔，讨厭冗餘。體現在翻譯中，他的譯文絕少有多餘的表達，多一個‘的’字能把他難受死。”熟悉張蔔天的商務印書館編輯李婷婷說，“他對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太清楚了!清楚之後就筆直地、一點不拐彎地去做，像一束激光，絕不将精力旁散到其他地方。”考慮到當前學術體制下，翻譯收入低薄又不算學術成果的現實，她認為張蔔天實在很不容易。

張蔔天承認這不容易，會犧牲很多，不過他喜歡這類工作。“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的代價都不大，堅持下來可以走很遠，難在堅持。堅持就是忍耐，悶着去忍耐。”用跟表情一樣平淡的聲線，他低聲說自己的生活極度簡單，“真正的波瀾都在心中。”

“修行”

“我其實沒太把學問和翻譯當回事，對我來說，這都屬于‘認真地玩’。”張蔔天把整個生命看作一場修行，學術和翻譯是他的“挑水擔柴”

無疑，張蔔天熱愛學術也熱愛翻譯，并将二者結合得很好。他在這些事上毫無保留地付出心力，同時，又顯得并不那麼在意。

北大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祥龍從張蔔天讀研時就認識他，十幾年中一直有往來。在他的印象裡，張蔔天敏感、聰明、勤思好問，“這種敏感既是學術的、藝術的，又與他對生存環境的反應有關。他善于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冷僻處找到研究點，然後以特殊的視角來發掘其中的深意。他有很強的思想嗅覺，能應機判斷各種文獻的價值和長處所在。”

他認為張蔔天擁有當今國内學界極為需要的才能，即通過直接掌握、再現和消化國際學界的成果，來切實推進我們自己的探索，找到高人一籌的研究新方向。

“但我其實沒太把學問和翻譯當回事，對我來說，這都屬于‘認真地玩’。”張蔔天說。

作為學者，他把太多精力放在不算成果、也不為人看重的學術翻譯上。他申請過一個社科基金課題，後來很後悔，挑剔地抱怨要按他的标準做，給定的時間完全不夠，課題費倒是給多了，好難花出去。

他感覺評職稱要用的論文不難發，但能少發就要少發，“隻為功利性目的發論文特别沒意思，而按我的要求寫篇好論文又需要太多工夫，耽誤翻譯。”

他也不急于撰寫專著。在劍橋大學訪學時，他在圖書館看見一眼望不到邊的科學史著作，對照國内的情況，深覺當前階段多做點翻譯引介的工作比自己寫本書更有價值。翻譯得越多，他的眼光越高、标準越嚴苛，也越不敢輕易動筆。一些東西長久地在他腦海裡醞釀，他想自己最後可能隻會寫一本書。

作為譯者，張蔔天熱衷分享，但也清楚自己的譯著都是“高冷”款，注定吸引不了太多讀者。他有點遺憾，又說沒關系，他享受“與極少數人的心有靈犀”，并且“對于讀者，我也是要挑的”。

他認為翻譯是自己在世間的使命，很幹脆地說這一生會翻譯到死，但又覺得學術和翻譯都隻是學問層面的東西，相對于他在靈性層面上對生命與生存終極問題的求解，它們隻不過是種手段，“就像佛教修行，挑水擔柴是廟裡的日常，它培養你的心性、磨砺你的忍耐力，但它本身不是目的。”

他把整個生命看作一場修行，學術和翻譯是他的“挑水擔柴”。

有人說張蔔天關注的東西太過宏大，不夠現實，他微露笑意，說真不知道是誰不現實，“天天忙掙錢、忙各種世俗的東西就叫現實嗎?突生重病和臨終時的人最清楚什麼東西真正現實，最現實的是跟人的生命離得最近的那些事，從這個角度，我很現實。”

在朋友們眼中，張蔔天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麼不接地氣。他脾氣溫和、待人誠摯，他們有事愛問他的看法，因為他的建議理智、直率，有時直得人後背發涼，但又具有見識和分量。此外，他們也覺得張蔔天活得如此獨特，以至于一般人難以理解。

某種程度上，張蔔天的确與他最欣賞的古爾德有類似氣質：厭惡主流、享受獨特、樂于啜飲每個相似的心靈都品嘗過的孤獨，“與時代的每一種可能潮流都背道而馳”。

很多年前，他寫過一篇樂評，說“各位音樂大師們各自構成一環完整的鎖鍊，不知不覺地又向音樂的源頭靠攏，組成一個完滿的圓，從而完成一個類似1 1=2的證明。而格倫·古爾德很難歸入這個圓中的任何部分，他在這個圓外獨立地畫着自己的圓，這個圓沒有完成什麼證明的命中注定的責任，卻有着它獨立的圓滿性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他說：“毫無疑問，古爾德是我真正的朋友。” ©

本文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轉自：雙一流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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