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出自《漢書·東方朔傳》，意思是互相呼應。在科技史中，這種現象俯拾皆是。

科學創造——“這邊唱來那邊和”

大約在公元前7世紀，中國古書《周髀算經》的作者陳子發現了“陳子定理”——“勾股定理”的“媽媽”。

似乎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也發現了勾股定理——西方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

1584年，中國明代數學家朱載堉在世界上最早提出音樂、數學中的“十二平均律”。略後，出生于比利時布魯日(當時屬荷蘭)的數學家斯蒂文，也提出異曲同工的理論。

數學中著名的“賈憲三角形”或“楊輝三角形”，是11世紀和13世紀的中國數學家賈憲和楊輝發現的。幾乎同時，大約在1020年前後活躍在巴格達的數學家阿爾·卡拉吉也得到了這類三角形。而一些西方國家則把它稱為“帕斯卡三角形”——法國科學家帕斯卡在17世紀發現了它。

1582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頭。這一年，羅馬教皇格雷哥裡十三世采納了醫學家利裡奧斯和天文學家克拉維烏斯的建議，把當年10月5日改為10月15日，并将“儒略曆”即“舊曆”的四年一閏改為400年97閏。這樣，就有了現在全世界通用的“格雷哥裡曆”即“公曆”——也叫“新曆”或“西曆”。不過，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君。在這位教皇之前3個世紀，中國元代著名科學家郭守敬等人，就在1280年制定了《授時曆》。授時曆确定一年為365．2425天，僅和回歸年相差0．0003天即26秒。

1074年，中國北宋科學家沈括在浙東察訪雁蕩山的時候，發現了流水浸蝕後形成的特殊地貌，并由此概括出了流水浸蝕岩石的一般規律性。700多年後的18世紀末，英國地質學家赫頓在“那邊和”——在他所著的《地球的理論》一書中，也記載了他的類似發現。

1852年，法國科學家傅科制成了一個能顯示地球轉動的陀螺儀。由于有萬向支架的支撐，陀螺儀可以讓陀螺的轉軸指向任意方向。“巧合”的是，現代陀螺儀中的萬向支架的構造原理，竟與中國古書《西京雜記》中記載的“被中香爐”不謀而合!被中香爐是一種既在被窩中能取暖而不傾倒引起火災的“火籠”。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漢唐的古都西安發現了好幾個被中香爐。

中國唐朝的《西阻雜俎》記載了用植物找礦的現象：“山上有蔥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銅錫。”無獨有偶，約1600年，英國人托馬斯·查洛納爵士和他的堂兄查洛納，在英國約克郡吉斯馬勒的貝爾曼銀行以前的地産上，看見栎樹葉的色調、樹枝、樹幹、樹液和根等的異常情況，發現了第一個鋁礦。這一發現，記載于約克郡大教堂的一份手稿之中。

在11世紀，中國的發明家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僅僅過了300年，德國發明家古騰堡就獨立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并且完成了畢昇沒有做完的“功課”——加上印刷機完成了，一直用到20世紀的“自動印刷”系統。此前，高麗人也發明了金屬活字。

為什麼在科技史中，會有那麼多的“洛鐘東應”呢?

首先，科技發展的動力之一，是生産力發展的需要。既然如此，全人類在這種需要之下，必然“中外同輝”。

其次，科技發展的動力，并不全是生産力發展的需要。例如，像歌德巴赫猜想、非歐幾何這樣“純科學”的“洋貨”，就始終沒有在中國“制造”出來。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在對待基礎科學的态度上，不同地域的科技、文明觀念是有差異的。由此，我們得到的啟迪之二是，必須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

第三，

牛頓力學、微積分這樣的近代科學成果，抽水馬桶、蒸汽機等技術發明，始終沒有在中國“洛鐘東應”——我們是“西天取經”學來的。類似，造紙術、馬鞍、铧犁等技術發明，也一直沒在西方“洛鐘‘西’應”——“洋人”們是通過“西傳”得到的。這種雖然是生産力發展的需要，但是卻沒有“應”的事實告訴我們，不同地域的科技、文明觀念也不盡一緻；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由此，我們得到的啟迪之三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閉關鎖國，作繭自縛；應走出國門，和世界交流。隻有這樣，自己也才能“破繭化蝶”，才能加快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事實上，正如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所說：“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的成果是全人類的财富。”

以上三點，展現出科學創造和技術發明起源的多種途徑。

第四，正如居裡夫婦的女婿弗雷德裡希·約裡奧·居裡說，“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證的。”“洛鐘東應”證實了這句名言。由此，我們得到的啟迪之四是，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夜郎自大，唯我獨尊，自稱“世界中心”，拒絕向先進民族學習；否則“先行者”就會變成了“落伍人”，在咄咄逼人的國際環境中處于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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