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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讀書日與圖書館雲相會

教育 更新时间:2024-11-27 09:05:11

世界讀書日與圖書館雲相會(讀書會在城崎和解)1

文學觀瀾·讀書會

中國作家網從全國高校、社會團體的線下讀書會出發,集結文學愛好者,聆聽文學聲音,傳遞文學思想。無論是新作銳見、好書推薦,還是經典重讀、話題讨論,躍然于紙上的都不隻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動的思維。文章形式多樣,既可以是探讨,也可以是評論。歡迎更多的讀書會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線上線下,盡情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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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讀書會”的成員是大連理工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點的師生,主持人戴瑤琴,啟動于2018年6月。2019年,讀書會部分成員參與了中國作家網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專題的系列讀書活動,“和光”已顯示出更明确的定位:本碩貫通、“90後”及“00後”、文理交叉,以主題沙龍和作家課堂的形式把讀書與創作同時推進。

《在城崎》《和解》:

蛙入古池的片刻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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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志賀直哉 著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22年03月

主持人:戴瑤琴

日本“白桦派”強調以人為本,關注人道主義、社會議題,且支持創作者投身社會改造。“白桦派”主将志賀直哉被歸入“調和型”私小說作家,文本的情感流動緊貼其本人的生命體驗,這種“真實”由于立足在個人及私密,常令人感覺些微錯愕或有悖常情。站在時代交界點,志賀直哉心懷惶惑,身為理想主義者,他常因過載的精神壓力進退維谷。他保持對現代與傳統關系的思考,描摹他能夠理解卻又頗為抵觸的世态人情。志賀直哉被譽為“日本小說之神”,芥川龍之介評價其作品是“道德的清潔”。

“和光”本碩學生将從欲望、調和、和解、時刻、偶然、電車文化六個層面,閱讀志賀直哉《在城崎》與《和解》兩部作品集,并特邀日本華文作家協會會長、日本櫻美林大學王海藍老師為本期讀書會進行導讀。

導讀人:王海藍

志賀直哉是日本20世紀“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他與武者小路實笃、有島武郎等人共同創辦《白桦》雜志。在推崇自我主張和人道主義的“白桦派”中,志賀直哉以直覺觀察為基礎開創新領域。他生性喜歡自然,有着非凡的觀察力和描寫力,其樸實的作品被視為匠人技藝般的文章範本。芥川龍之介、小林多喜二等衆多日本文壇大家都曾公開表示深受其創作觀影響。

代表作首推短篇小說《在城崎》,1917年發表于《白桦》,小說以志賀在城崎的療養經曆為背景,通過觀察小動物的生死,主人公對自身生命生發終極思考。谷崎潤一郎将《在城崎》奉為“實用”且“清晰”的文章典範。日本高中國語教科書中無一例外地都收入該小說,推崇它為“無與倫比的名文”。志賀唯一一部長篇小說《暗夜行路》,1921-1927年間連載于《改造》,講述人如何擺脫肉體痛苦和精神彷徨,從大山中尋獲平安,完成自我救贖。作品成功實現了美與倫理的統一。由于志賀直哉在思想觀念上與父親長期對立,初期作品最大主題是“父子不和”,志賀後成實業家,終與父親和解,之後他寫作消除父子對立、尋求寬恕的作品,如中篇小說《和解》。

志賀直哉始終秉持“自然”之心寫作,追求道德的純粹性,正如芥川龍之介的評語:他是“幹淨地度過人生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建立在東洋傳統之上的詩性精神”。

@陳穩:欲望

志賀直哉對人道主義的探讨,是一種“自我中心”式發掘,自我的欲望及對其的超越,是小說的主題。“自我”一旦摒棄知覺系統和唯實原則的影響,就會回歸原始的、受本能及欲望支配的“本我”。志賀直哉對欲望—現實這組關系的書寫,在《大津順吉》《範的犯罪》《清兵衛與葫蘆》等作品中都很清晰:順吉出于本我的愛欲,期盼戀愛之樂,但本我在現實中難以獲得滿足,隻能通過文字纾解;由本我驅使,範施行了犯罪;清兵衛無法保護本我,在家長嚴密壓制下,隻能放棄個人興趣。“本我”與“自我”矛盾是志賀小說重要的情節設計。“本我”欲望雖在,反抗、壓抑欲望的強烈“自我”也被着力展現,欲望因而包裹在理性認識和理智抗争之中。

“自我”中高級的、道德的、理想的成分被開發後,就成為由良知支配的“超我”。志賀直哉小說的調和性源于一種自我超脫。他成為父親後,為人父的權責所激發的同理心催動他重新解讀自己的父親,使他開始願意換位思考;而大自然的浸潤與教誨,令他真正了悟生死。内外因孵化的“人類性的道德”,驅使其全然沉浸入和諧之心境。志賀直哉記錄了明治時期知識分子掙紮在欲求與解脫之間,由對抗至和解的漫長心路。

@孫豔群:調和

人物搭建意志擂台,上演精神格鬥與調适。當三維現實被壓縮為一維心境,自我意志與現實之間的互動成為解讀文本的方法。

意志與現實之間的調和。意志滋生于外部世界圈定的溫床,以自我幻想确定現實本相。世界并未改變既定時刻的既定内容。意志與現實短暫接觸後,感知的斷層與錯位,不斷吞噬自我,随之強大的割裂與苦痛重新集結成生活新旨意。新生的意志再次纏繞現實,于是,它再次進入設定好的生命遊戲,重複幻象—斷裂—彌合的新一輪循環。

意志與自我之間的調和。意志成長于紛繁複雜的個體經驗,當時空觸感凝固,源于生命自省的内驅力開始确證意志的适存性。“我”希望阿石成為幸福的女人,與死神擦肩的恐慌觸發“我”與野蜂、老鼠、蝾螈的生命對視。現實有固定的運作邏輯,觸動特定的情感,已被現實馴化的生命力再獲生長力,牽動慵懶意志的自省。個體開始清點混雜的人生,過濾獨斷和修正彷徨。自然與情感的一番沖刷,将帶動生命的一輪升華。

小說将意志藏于現實之下,從矛盾中推出,又在頓悟時直抵真相。個體意志不斷适應現實這片“實應土壤”,适時依托生命體悟完成自我重塑,兩種調和形成承接而又嵌套的莫比烏斯環,意志以生命的名義凝視,對話過去及未來。

@孫嘉悅:和解

志賀直哉用富有詩意的語言傳達價值觀與情感觀。很多故事的内邏輯遵循“因物喜,因己悲”理念,試圖探尋人類心靈中與美好伴生的恐懼,試圖調制舍與得的最佳配比,最終發現與現實糾纏不過是一種精神内耗。他相信情感,能與時空共振,但卻并不能與時刻同頻。小說試煉出脫離個例的普遍孤獨感。

死亡與傷痛是事實,促動主人公向往自然,長輩的誤解扯開心靈舊傷,親人的約束造成情感疏遠,血緣關系竟成為主人公需要抵制的陰霾,每一次難得的家族相聚都錯失着矛盾縫合。從小說完成的時間線可以看出,主人公最終達成與父親的和解,其實是與自我的和解。志賀直哉作品之所以能夠在真實與虛構中達成平衡,源于他對生活的敏感細膩。即使混雜人物不斷登場,幹擾閱讀接受,但誤解與和解仍在耐心搭建小說層次,使文本更飽滿。

@張林:時刻

松尾芭蕉有一俳句:“閑寂古池旁,青蛙跳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幽靜凝滞的時間之潭中,有一個突然闖入的意外。志賀直哉小說裡,就常有這樣的時刻,就像一隻青蛙,于人性之流的靜谧深處,蕩出一點惹人意外。比如其母去世後兩個月,對于即将到來的美麗繼母,“我”的心情竟然是期盼。對于“真實感到”但似乎不合常理的情緒流動,作者也從不試圖解釋,在感受層次的因與果之間留白,坦然地面對這種“異樣”。另外,對情感中突現的晦暗之處,志賀直哉也并不回避,比如對鳥由生時的喜至死後的厭,為羊白頭的死感到快活,或對吸引自己的流浪女藝人,想象其乘坐的火車脫軌,她的腦袋撞在岩石尖上。這種陰暗一閃而過,讓人詫異,卻有其真實之處,作者總是坦蕩的,把流淌過心靈的所有情緒細節向讀者剖白,且不為自己辯解,似乎記錄就是全部。生命在其極幽微之處,也将與最廣闊處接壤,生命情感從自我躍遷,向萬事萬物尋共情與佐證,故而志賀直哉小說常出現動植物,垂死掙紮的老鼠與受重傷時竭力自救的自己,長相普通被人忽視的葫蘆與被父親毀掉所愛的清兵衛,電線杆中重疊趴着的兩隻雨蛙和贊次郎與阿汐夫妻倆,外物與人彼此照拂,兩相震蕩,從漾開的紋路中接近宇宙的真相。

@張晖敏:偶然

電車事故後的沉潛期,志賀直哉将根植于生命體驗的種種不安具象化為三種寓言式形态。僵冷的野蜂和落水的老鼠是生死辯證的一體兩面,二者殊途同歸地應和志賀對自然的固執追求。

蝾螈毫無來由的枉死則不同。在投石的時刻,《範的犯罪》裡那恍惚的丈夫片刻地與“我”相重疊。當惡作劇引發不期而至的災厄,此種心境下,分化出來的、為自己辯護的法官卻已不複存在,因此“我”未能因這讨厭的生物逝去而感到亢奮,也并不能為自己的幸存感到喜悅。相比野蜂的“靜谧”,“被殺的範妻”或許更接近蝾螈的境地。她不是死于報複或仇恨的鮮明怒火。在荒誕的、無預謀的“謀殺”之中,與死亡同時降臨的“偶然”連死亡的意義也一并取消了,隻留下巨大的茫然。

讀者很容易在志賀直哉小說中陷入一種茫然。故事幾乎被淡化,激情也常常被延宕,因與果的銜接變得松散。大部分時間裡,瑣細白描般的筆觸都聚焦于似乎無關緊要的細節。他對虛構的極度克制和大量留白,常使人在必須追尋某種确定意義的閱讀努力中陷于挫敗:《到網走去》中未讀的明信片,佐佐木無疾而終的熱戀,贊次郎在妻子出軌後無端生發的憐惜,撒謊的女傭小石未必迎接惡果,行善的議員沒有收獲甯和。“偶然”的力量不斷切碎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生命彼此間無端的熱愛與折磨近乎帶着虛無的色彩。

當文明、社會、政治加諸于個人心靈的沖突體驗難以消化,在對微小無常的喟歎中,志賀直哉傾瀉着懷疑與焦慮。然而即便有着避重就輕的嫌疑,這喟歎終究沒有指向徹底的自我封閉,正如《和解》完稿前反複的自诘。志賀這有志于走入“真正的生活”的“範先生”,正是用忠實記錄周遭一切吊詭、微妙、不可解事件的方式,向自然的調和做出了嘗試。悲觀卻并不消極的開放性,或許正是志賀直哉異于同時代私小說作家的關鍵所在。

@劉豔:電車文化

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成為日本現代化的嚆矢,自此日本鐵路建設事業勃興。1895年,京都誕生了日本第一輛路面電車,“電車文化”開始植根于日本諸多文藝作品,而志賀直哉是較早讓“電車”進入小說的作家,《在城崎》《和解》即是例證。

作為便利的現代化技術産物,志賀直哉小說中頻頻登場的景觀“電車”在重塑城鄉物理空間的同時,搭建了嶄新的人際關系。《到網走去》的電車從上野站駛向宇都宮,“我”為同車廂的婦女分憂,代為寄出的明信片無形中編織另一段聯系的紐帶;《在城崎》中“我”被山手線的電車撞傷後獨自前往城崎溫泉靜養,從而借野蜂、老鼠、蝾螈的際遇,冥思生死;《學徒的神》裡外濠線是東京最早的電車線路之一,既是學徒仙吉從神田前往壽司店的必由之路,亦是議員A行善後“逃跑”的電車大道。從19世紀80年代被普通大衆抗拒到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動脈,“電車”已然在不經意之間撫平時代情緒的褶皺,成為現代化巨變的鮮活注腳。

“電車”這一龐然巨物對于彼時日本民衆而言,絕非完滿存在。《正義派》裡日本橋方向駛向永代橋的電車軋死五歲女孩,從“興奮—失落”的反複至爛醉如泥後放聲大哭,鐵路工人為滿足“道德感”的證詞或可能招緻失業。《灰色之月》裡二戰後開往澀谷方向的電車上哄笑與逗趣不斷,“我”面對體力不支而坐過站的少年工卻黯然無力,覺察戰後民衆在精神“兜圈”的迷失。《到網走去》中即使“我”無多怨悱,婦女依然為孩子破壞公共空間的距離感而“過意不去”。電車被塑造為“恥感”的現代容器,仍為資本與權力代言。

志賀直哉審視電車所代表的現代文明,但當《真鶴》中開往熱海的火車疾馳而過拐過海角,渴慕成為“水兵”的漁民孩子卻空想着火車脫軌掉崖的圖景時,其文字無意識追尋自然的意圖便浮出水面:因為無法安享現代文明而從“恥感”中決絕出走。作家格非認為志賀直哉筆下的叙事者或叙事代言人為排遣窒悶,一如作者本人,皆遵循“離開大城市,去到遠離塵嚣的鄉間或深山之中”(格非:《志賀直哉及其“自我肯定”之路》)的固定路線,以期實現身體的逃離。《矢島柳堂》中畫家蟄居鄉野,醉心自然;《篝火》更是着力描摹令人似有“重生”之感的雨後山間“飽含新綠芬芳的清冷空氣”;“和解三部曲”(《大津順吉》《和解》《一個男人和他姐姐的死》)亦莫不如此,離家出走和搬家乃常态。

《範的犯罪》被判無罪的魔術師、《赤西蛎太》無從查證的戀情、《雨蛙》末尾的外化隐喻,諸如此類的結局設置如同不期然放松繃緊的弓弦,在本該審判“道德”的環節,以虛構寫作技巧完成叙事“恥感”的徑走,達成令讀者不解的“和解”。

看似無解的“和解”,一方面是源于志賀直哉出生于富庶的武士世家,祖母的疼愛與父親的實用功利使得“自我主義”霸據性格主流,《佐佐木的遭遇》《學徒的神》《流行感冒》等篇暗合“上位者”與“下位者”的階級參差。“無情節”的悠遊文字和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設置,或出于其“純粹”的本能。尤其是受梅特林克思想影響的創作中期,為逃離武士世家與社會道德的鞭策,志賀直哉對于“調和”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文字的鋒芒,郁達夫稱其為“日本的魯迅”略顯過譽。

然而,并非志賀直哉所有作品皆趨于“調和”。他對于底層民衆投以樸素的悲憫,如《正義派》《範的犯罪》取材日常見聞,《赤西蛎太》化用史實“伊達騷動”,《灰色之月》反映日本戰敗後社會情狀。常被诟病為“利己主義”的志賀直哉,确有突圍自我經驗的嘗試,接納“電車”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如社會道德所希冀的那樣去直面“恥感”。“對自己的未來我看不到一絲光亮。但自己心裡還燃燒着尋求光亮的願望,我要讓它到燃盡為止”,或許志賀直哉已借《範的犯罪》主人公之口道出心聲。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2年8月1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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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雅

二審:王楊

三審: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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