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雍正皇帝可以被譽為明清兩朝最為著名的改革家。其中，張居正主推的政策變革，名為“一條鞭法”，而雍正皇帝主推的就是“攤丁入畝”與“火耗歸公”。實際上，這“一條鞭法”與“攤丁入畝”的基本思路與最終目标是幾乎一緻的，而且都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但是，張居正主推的“一條鞭法”，最終結局和取得的成效，卻不能肩比“攤丁入畝”，這不得不令後人為張居正本人努力付之東流，甚至為大明王朝，錯過了最後起死回生的機會而感到惋惜。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緻這一截然不同的結局呢？也許我們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分析，便可“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上圖_ 明朝版圖

一、時代背景不盡相同

在張居正主推“一條鞭法”之時，已經是萬曆初年，大明王朝國祚已經延續二百多年。在此之前，大明王朝的稅收與徭役，一直沿用太祖朱元璋發明的“賦役黃冊”制度。關于這一制度，簡言之，就是以十年一次的人口大普查的登記信息為基礎，根據各家的實際情況，以均衡貧富為基本原則，“合理”攤派賦稅與徭役，其實就是“人丁制”的延續。

但是，自從過了太祖與成祖兩代帝王之後，“黃冊”造假就開始了，而所謂“均衡貧富”與“合理”更是越來越跑偏。等到了萬曆時代，“黃冊”的真實性已經到了毫無參考價值的程度，而賦稅結構更是極度不合理了。這一結果直接導緻的問題就是國家賦稅系統的紊亂，盡管百姓備受盤剝，但國家卻收不上稅，那麼錢呢？錢都流進了特權階層的私人口袋（連皇帝都有小金庫）。國家收不上稅，而百姓又被極度壓榨，這對一個封建王朝來說，其問題嚴重之程度不言而喻。

上圖_ 清朝版圖

在清王朝統治之初，一些基本國策依舊沿用明王朝，國家稅收基本上沿用“人丁制”（由于“黃冊”的種種弊端，清王朝統治者并沒沿用），然而，這一制度的弊端十分明顯，如上文所述明朝後期的嚴重問題，在清康熙年間就已經大面積顯露，康熙末年，更是疲态畢露。倘若錯過懸崖勒馬的最佳時機，大清必然要走大明的老路。好在雍正皇帝及時推行“攤丁入畝”，而此時大清王朝入關時間，滿打滿算也就八十個年頭，正值銳意進取之勢，這對于新政推行确實有利。

由此可見，盡管張居正與雍正皇帝都是面臨危機而推行改革，但是向來以“不違祖制”為治國根本的大明王朝，此時已經是疾疲甚久，甚至是病入膏肓，而大清王朝此時正值“因勢利導而不斷修複祖制”的向上期。而這樣的時代背景之差，直接帶來的問題之一就是，“一條鞭法”推行阻力遠大于“攤丁入畝”。

上圖_ 明代萬曆十二年福建連城縣的清丈歸戶單，“一條鞭法”稅制的實物佐證

二、“一條鞭法”遭遇阻力更大

承接上文，這種舊制度慣性的延續，讓張居正推行變法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在“賦稅黃冊”這一制度作弊的掩護下，在朝廷與百姓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官紳土豪集團，其能量達到了可以與朝廷抗衡的地步。因此，凡是不利于這一集團利益的政策，都會受到這一集團的極力抵制。

而且這種抵制是從上至下，而且多種多樣的。朝堂之上，有官宦上書發聲，給你扣帽子，朝堂之下，地方官與鄉紳暗中勾結，以無聲抵抗之方式而消極怠工，行政效率極其低下，最後就是拖也拖死之。“一條鞭法”顯然是要打破舊制度，觸犯的正是官紳土豪集團的利益，阻力之大可見一斑。

上圖_ 明朝官場上的地域朋黨鬥争

其實“攤丁入畝”推行之時也遇到“一條鞭法”類似之阻力。但是，與“一條鞭法”時代不同的是，雍正初年，清王朝的鄉紳土豪力量小得多，而且宦官集團多以旗人為主，尤其是地方要職，多以“根正苗紅”的滿洲大臣或者皇帝心腹的漢軍旗大臣擔任，這對于“攤丁入畝”的推行相對有利。為什麼這麼說呢？清王朝之所以敢于将總督與巡撫定職為地方官，原因之一就是不擔心旗人大臣，尤其是滿洲大臣與當地衆多漢人鄉紳上下勾結。就這些滿洲大臣而言，對于漢人常以統治者自居，對于皇帝以奴才姿态行事，因此這種天然的階級矛盾，注定地方上下“穿不上一條褲子”。

因此，“攤丁入畝”推行之時，既沒有嚴重的舊制度慣性問題，而且朝堂上下，尤其是在來自地方的抵制也相對較小。

但是，筆者需要強調一下的是，“攤丁入畝”遭遇的阻力也僅僅是相對“一條鞭法”較小而已，因為斷了誰家财路，動了誰家祖墳誰能願意？奴才們也不能心甘情願啊。

上圖_ 允禮所作雍正皇帝像

三、雍正皇帝的決心與權威遠在張居正之上

我國曆史上，能夠以改革家稱之的人物不多，因此古代社會相對靜态。一個政權乃至王朝政體制度基調一旦定下，除制定者之外，其他任何敢于挑戰之人（包括在任帝王），都會冒有極大風險，身敗名裂不說，甚至是搭上全家性命。因此，曆史上寥寥無幾的改革家們，也多是在皇帝支持下，主持各類變法，比較著名的人物有商鞅和王安石。如此即使變法失敗，也有人替帝王背鍋，如果成功，功績自然也歸屬于帝王，便于永垂青史。

但是推行“一條鞭法”的張居正和推行“攤丁入畝”的雍正皇帝都不屬于上述情況。

上圖_ 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在推行“一條鞭法”之時，萬曆皇帝正值沖齡，說不上支持與否，但是從後來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的這一行徑來看，不論出于何種目的，足以說明他并不支持“一條鞭法”，這也是“一條鞭法”最終未能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張居正在任内閣首輔之時，盡管能夠做到大權在握，但是對于突破祖制這類涉及根本之事的時候，顯得底氣不足。舉個例子，就在“一條鞭法”如火如荼推行之時，本來已經無用甚至與變法背道而馳的“賦稅黃冊”，十年一造還得依舊進行。這麼一來，黃冊質量與準确性那就更不言而喻了。類似這種“無用功”，可以說在此時的大明王朝是司空見慣。這也側面反映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的不徹底性。

上圖_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而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是由皇帝親自披挂上陣領導的改革。這種在承平盛世之際，由皇帝帶頭挑戰祖制的壯舉，在曆史上可謂是鳳毛麟角，甚至是絕無僅有。

此外，雍正皇帝對于推行“攤丁入畝”可謂是刻不容緩，不遺餘力。雍正元年，面對政敵林立的動蕩局面，毅然推行改革，這份勇氣确實可嘉。在推行改革期間，面對各方阻力，雍正皇帝以不成功不罷休之決心，以絕對皇權之優勢，是殺伐決斷、披荊斬棘，最終在十三年皇帝生涯不懈的努力下，總算是确立了“攤丁入畝”的執行方針，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得以施行。乾隆皇帝繼位之後，繼承父皇遺志，最終将“攤丁入畝”推行于全國。

上圖_ 乾隆皇帝便裝

其實，這第三方面才是“攤丁入畝”能夠獲得成功的最關鍵之所在。此外，是否能夠後繼有人，更是關鍵之中的關鍵，顯然，雍正皇帝照比張居正幸運的多。

實際上，在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隻有帝王才是王朝命運的主宰者，成敗真的是在此一人。

作者：王金百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顯微鏡下的大明》 馬伯庸/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風雨張居正》 郦波/著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3】《雍正大傳》 關河五十州/著 現代出版社

【4】《雍正傳》 馮爾康/著 人民出版社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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