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9日秦怡老師走了之後，11日我代表劇團老老少少，代表她的同事、晚輩，最後在空曠的華東醫院院子，送了老人家最後一程。站在即将送走秦怡老師的車邊，我努力控制情緒，控制聲音說：“我代表劇團來送您。”那一刻，面對永别的秦怡老師，不敢多說也不敢多站，難過而克制着難過。是的，我們誰都不希望悲傷的情緒，點燃這因疫情而脆弱易燃的空氣。

最近，有同事給我發來一段幾年前我到醫院看望秦怡老師的視頻。其中一次，秦怡老師跟我商量怎樣把她從醫院“救出去”。當時，坐在椅子上精神十足的秦怡老師聽說劇團要舉辦一年一度的敬老節重陽團拜，就像孩子一樣，抓着我的手說，“我要去參加”，為了顯示自己恢複得很好，還說到今天主治醫生剛剛指導了她怎樣鍛煉恢複走路，“方法我都記住了，我自己會練習的”。她強調說骨裂是最小的病，隻是之前三個月一直躺着躺軟了。我說“好的，我把你‘搶’走，咱倆商量商量怎麼把你‘營救出來’。”聽到這句話，秦怡老師笑起來，一半玩笑一半叮囑地說，“你去想想辦法”，然後認真地看着我說，“能‘救’出去嗎？”我說我要是真把你“救”出去，回來要聽醫生的話，哪裡都不能去，在醫院安心恢複可以嗎？秦怡老師像是小孩一樣保證說，“好的，我不出去。”整個視頻，畫面裡充滿了笑聲。

我們常講歲月如歌。秦怡老師雖然飽經風雨，卻總能平靜笑納。臨離開醫院時秦怡老師還認真囑咐我道：“你先别告訴大家，告訴了大家，如果去了還好，萬一又去不了，大家就會失望了。”

那一年，2017年10月19日上午，在上海虹橋元一希爾頓酒店舉辦的上影演員劇團重陽節敬老活動，真是熱鬧非凡，除了征求醫院同意得以出來的秦怡老師，還有闊别劇團幾十年的王丹鳳老師、孫道臨老師的夫人王文娟老師和劇團的“女婿”吳贻弓導演都參加了他們每年盼望的劇團大團圓。今天，看着當年大家的合照，真是感慨萬千。記得當時我和上影集團的領導們親手把印有秦怡、王丹鳳、牛犇等藝術家名字的“卓越貢獻獎”送到她們的手上。雖然許多老前輩都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當時歡聚一堂的畫面，他們嘴角上揚，毫不掩飾的歡樂模樣，将永遠定格在我的心裡。

在上影演員劇團工作的這些年，我有幸和很多我非常尊敬的藝術家合作過，除了秦怡老師，還有劉瓊、舒适、仲星火等前輩。在擔任了劇團團長之後，與很多藝術家走得更近了，甚至成了忘年交。

記不得，去過多少次位于衡山路的秦怡老師的家，也急不得去醫院看過她多少回。但記得，我有一陣在外地拍戲，兩個月沒有到醫院去看望秦怡老師。回滬後看望她時，秦怡老師說，“你怎麼這麼久都沒來呀？是不是在外面拍戲呀？我現在隻能在電視上看到你。”言語之中我聽到了老人的挂念。老人看了看我又說：“嗯，曬黑了，一定很辛苦，自己要當心身體。”

秦怡老師走的時候，很多電影界的同行、上影演員劇團的同事都沉浸在難過之中。特别是熱愛她的觀衆，都自發地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影發來聲音，對上影這位著名的表演藝術家表達緬懷之情。同樣對于我而言，秦怡老師不僅僅是曾經的劇團演員，她更是上影演員劇團的一面旗幟。9日那天上午，牛犇老師就給我打電話說，“我們都知道秦怡她一百歲了，随時都有可能離開我們，可是當她真的走了，這一天這一刻，我們還是覺得很突然。是因為我們不舍得！”

上世紀80年代，我從上戲畢業，分配到上影演員劇團，就有機會和秦怡老師一起參加活動、開會、演出等等。我和劇團演員張曉林都屬于承上啟下的一代，當時照顧老藝術家也成為了我們責任。後來，秦怡老師和我共同參加了一次公益的演出，這為我們合作《青海湖畔》留下了伏筆。結束了演出，我們彼此再見的時候，她問我怎麼回去？住哪個區？我說我住在上影廠附近，她說小佟你跟我一起走吧，我住在衡山路。老人家特别誠懇，我就搭了秦怡老師的車，一路上我們聊了很多。

談到正籌備的電影《青海湖畔》，秦怡老師有說不完的話。記得車已經到了她家門口，她卻不肯下車，“把小佟先送到家吧，我正好在車上跟他聊一聊”。就這樣，秦怡老師又讓司機把我先送到家。她願意說，我聽得興趣很濃，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老人家對晚輩的關心愛護，對電影的熱愛，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秦怡老師的執着和信念，最終讓她以93歲高齡在海拔3800米高原，拍攝了自己親筆寫就的電影《青海湖畔》。

2014年上影演員劇團和上海慈善基金會共同舉辦了上海公益微電影節，當時我就想，能不能請秦怡老師來給我做顧問？這對于推廣公益微電影節會産生非常大的影響力。我和秦怡老師講我的想法之後，秦怡老師說：“做公益是好事，用電影來做公益，更是天大的好事，我當然要來，隻要你需要我，我永遠在你身後。”正像秦怡老師所說的，她永遠站在我身後，就像一棵大樹一樣可以依靠，就像一把傘一樣，和衆多的老藝術家們一道，為困難中前行的上影演員劇團遮風擋雨。

2018年，劇團重新搬回武康路舊址，我跟住院的秦怡老師彙報這個消息時，她萬分高興。我們在病房窗口一起望着劇團的方向，她跟我說：“小佟，劇團回家的時候，我要回來。”我說：“好的，您一定得回來。”沒想到，後來秦怡老師骨裂住院。留下了一個遺憾，等我再到醫院看望秦怡老師時，她說在電視上看到了劇團搬遷武康路的報道，她很為劇團高興。我們還是一起在窗口望着劇團的方向，她說：“等我好了，你把我推回劇團，我要回到劇團好好看一看。”

在我們劇團，小老前輩牛犇老師跟這些比他更大一點的老前輩秦怡、王丹鳳、黃宗英老師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和同時期的演員，每次秦怡一見到牛犇，就會說，“小牛子，你來啦。”看着她和她那種親切，我在邊上站着，也覺得萬分幸福。後來大家都知道，牛犇老師在他84歲的時候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我們和牛犇老師都希望秦怡老師能來當他的入黨介紹人。到醫院征求她的意見時，秦怡老師說當然可以，并寫下了，“牛犇是個好同志”，這段佳話，相信會永遠記在中國電影的曆史上。

再說說《青海湖畔》的拍攝。記得我一下飛機到青海，見到她的時候，秦怡老師特别激動，“謝謝你團長，你那麼忙，還過來幫我。”興奮得像個孩子。她又說：“你看我昨天感冒，今天就好了，我現在身體特别好。”說話的樣子，簡直看不出來已經是一個90多歲的老人。後來，我倆一起化妝，一起拍戲，一起到高原，一起在高原上吃盒飯……當時，我内心非常非常感動。有時候哪怕我已經覺得非常疲憊，可是秦怡老師始終飽含激情，車上還一直跟我在對詞，每天路上來回就要五六個小時的汽車颠簸，她這種精神令我非常敬佩。

跟她一起拍攝《青海湖畔》的時候，我還拍攝了一個紀錄片，最後剪出來時就一直在想這個片子應該叫什麼名字，叫“美麗的秦怡”，“堅強的秦怡”都不合适，後來突然冒出兩個字：“非凡”。《非凡》記錄了我和秦怡老師共同在青海拍攝的這部《青海湖畔》戲裡戲外，那些永遠無法再捕捉到的寶貴瞬間。我想說，《青海湖畔》這部凝聚了秦怡老師心血的作品，是一座豐碑——她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部電影。

在高原，除了演好戲之外，我們大家也都為秦怡老師捏把汗。93歲高齡上高原拍戲，還有從山坡上滾下來的戲，她看到劇組找來替身特别生氣，表示自已行可以不需要替身。從青海回來，秦怡老師的身體就沒以前那麼好了。但我特别能理解她的選擇，與其抱着遺憾活到120歲，還不如就這樣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了。我身邊有很多老藝術家，都還有一點創作的沖動，想在有生之年再好好拍一兩部電影，但真正能夠付諸行動的，這麼高齡，隻有秦怡老師一個。正如吳祖光先生對秦怡老師的評價——身處逆境而從不灰心喪志，能夠以極大的韌性迎接苦難克服苦難，永遠表現為從容不迫。

秦怡老師去世的當天早上，她女兒給我來電話，說秦怡老師走得很安詳。我覺得，這種安詳，是因為後半生她為自己而活，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沒留遺憾。這使我想起了《哈姆雷特》當中的一段台詞，“是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還是挺身反抗人世間無涯的苦難，在鬥争中把他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毫無疑問，秦怡老師選擇了更高貴地活着，并掃清了命運暴虐的毒箭！

秦老師的美，來自于外在，也更來自于内在。在拍《青海湖畔》的時候，有一次别人請她題字，突然發現有一個字寫得不夠好，秦怡老師說：“不行，我一定要再寫一遍。”最終在七八幅裡選了一幅。後來她要把其他沒寫好的都撕掉，當地的人說這個我們也留着，秦老師一點沒有客氣就全撕掉了扔到了垃圾桶。老人家始終希望留給大家的，都是最好的。

還有一次，我到華東醫院去看望她。當時是過年，每次去秦怡老師都會在房間裡面，可這一次我沒有看到她，護士告訴我秦怡老師去燙頭了。雖然生活賜她滿身風雨，她依然選擇美麗地高昂着頭。她很少教育我，但卻總是影響着我。

秦老師得到過很多榮譽，“最美奮鬥者”“人民藝術家”，但我想說，秦怡老師不僅為這個時代，為中國電影留下了很多最鋼毅、最美麗、最勇敢的銀幕形象，在生活當中她同樣是令人尊敬的前輩。她為觀衆和上影演員劇團的後輩們留下的不隻是美麗，為劇團和中國電影留下的不隻是電影！

有人曾經這樣描述秦怡，“有一種美麗，能夠笑傲歲月，有一種美麗，可以曆久彌香”。而秦怡自己曾經說過：“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再多的錢也好，别人再怎麼說你漂亮也好，得再多的獎也好，總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東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最最要緊的東西是什麼？還是一個價值。就是自己給予了這個世界什麼。别人不會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這是秦怡樸素而精彩的價值觀。

秦怡老師，我一直說，您是劇團的一棵大樹，您在，就會為我們遮風擋雨，今天您走了，劇團将來遇到急風驟雨的時候我會想您的。

最後我還想說，能成為您的同事，能與您從事共同的電影事業，這是我一生的幸運，和幸福。

秦怡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2022年5月20日（佟瑞欣 上影演員劇團團長、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副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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