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的成長經曆?【特别關注】作者：楊伯江、盧昊（分别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安倍晉三的成長經曆?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安倍晉三的成長經曆

【特别關注】

作者：楊伯江、盧昊（分别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街頭演講時突遭槍擊身亡，享年67歲。安倍遇刺震動日本政壇乃至國際社會。作為前首相，安倍憑借自己創曆史紀錄的超長期執政以及對日本國内保守勢力的強大影響力，在戰後日本政治史、國家戰略演進中占據了一個顯要位置，留下了難以忽視的政治影響。盡管安倍本人已成為曆史，但對日本未來國家發展趨勢走向的審視，仍可從安倍“政治遺産”的視角出發加以探究。

“安倍時代”與日本社會心态

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于1993年7月首次當選衆議員，成為當時日本最年輕的國會議員，2006年9月當選首相，成為首位在戰後出生的首相，但任職不滿一年即黯然下台。此後經過5年的蟄伏蓄力，2012年9月安倍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并于12月再度出任首相，長達7年零8個月的“安倍時代”由此拉開序幕，安倍成為日本憲政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2020年8月卸任後，安倍經短暫休養重新回歸政壇，聚攏政界保守勢力。2021年11月，安倍接任自民黨最大派閥細田派會長，細田派因此易幟為安倍派，繼續強勢影響政壇局勢。

除超長任期外，安倍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彼時的國際環境與國内政治形勢。從2007年安倍辭職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5年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深度依賴美西方國際體系的日本深受沖擊。自民黨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權以及後續的民主黨三屆内閣均陷入困局。美歐霸權相對衰落，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越日本，并不斷拉大彼此的差距。國際權力結構、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化，各領域秩序、規則、話語權之争日趨激烈，日本的對外危機意識、國際博弈意識日益增長，對“強人政治”的需求更趨迫切。當時《讀賣新聞》社論曾這樣說，由于頻繁更替首相，外國領導人甚至無法記住日本領導人的名字，“這對日本而言是一種恥辱”。這種具有“悲情”色彩、更加強硬對外主張的戰略心态與輿論氛圍，成為安倍再度上台并得以維持長期執政的重要前提。

再任首相後的安倍憑借派系資源與政治手腕，掌控了黨内最高權力，率領自民黨連續6次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同時，安倍将自身右傾保守政治觀與國際形勢以及日本國民心态的變化緊密結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理念，即通過戰略行動，讓日本“重新強大起來”。實際上，早在首任首相期間，安倍就開始推動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國民投票法》，出台《海洋基本法》等。2012年後的超長任期中，安倍系統性強化日本在政治安全領域的“自立”與“自主”，試圖拓展更大“戰略空間”。不容忽視的是，安倍在曆史問題上通過進一步修改曆史教科書、否認“村山談話”等既有曆史表态、推動“戰後外交總決算”等方式，加速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在亞洲鄰國中引發普遍擔憂。

“戰略性外交”與地緣競争思維

“安倍時代”，是冷戰後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發展的重要階段，是日本努力适應金融危機後世界格局、國際秩序變化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安倍路線”的基本思路是，以安全領域的“突破”為切入點推動國家戰略轉型，利用多元化外交手段提升“綜合戰略活躍度”。國際社會，特别是亞洲國家對這些突破的擔憂和疑慮顯而易見。

除推動修憲議程、支持自衛隊入憲外，在安倍主導下，日本在2013年出台首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成立日本版國安會（NSC），兩度提前修訂《防衛計劃大綱》；2014年以内閣政令方式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出台新“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2015年出台《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持法案》即所謂“新安保法”；積極強化“自主防衛力量”，探讨擁有對敵攻擊能力并引進大型化、攻擊性武器裝備平台，積極推動對外防務合作，推動外交政策安全化。在安全領域，安倍所推動的“改革”全面涉及戰略體制、法制框架、執行機制、力量建設各層面，不僅承襲了戰後日本保守勢力謀求突破戰後體制、實現“安全自主”的基本思路，更進一步加速了日本安全戰略的外向性和攻擊性。其極力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加速推進日本“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這些動向預示着日本的安全政策、防衛政策和防衛力量建設目标出現巨大轉變，給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威脅。

在外交領域，安倍積極推動“戰略性外交”，任内訪問了80個國家和地區，飛行總裡程158萬公裡，相當于繞地球39圈多，創下曆任日本首相之最。安倍還高調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自由開放的印太”等概念，力圖彰顯“道義”色彩。但事實上，安倍外交以高度的現實主義、實力主義及地緣競争思維為底色，大國博弈是其關注的核心問題。安倍力圖在中美間維持總體平衡，以利“左右逢源”，在堅持強化日美同盟前提下，以同盟“體制内發展”方式，借助美方戰略資産增強自身行為能力；安倍還主張融合推進對外政策，綜合運用經濟、安全乃至文化手段，加強與“中等力量”特别是歐洲、印太國家的全方位戰略合作。從日本國内政治視角看，安倍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此前日本外交的收縮态勢，提升了日本的國際話語權，但身後也留下了諸多争議和難題。

安倍身後的日本政治圖譜

安倍創下日本曆任首相中執政時間最長的紀錄。然而，政治人物的政績并非以時間長短來評判。雖然他對内滿足了右翼勢力的要求，對外緊追美國的步伐，但少子老齡化、數字時代發展、重大外交難題都沒有“來得及”解決。事實上，2020年8月安倍辭任首相後，圍繞其“政治遺産”的争論一直在持續。

安倍“政治遺産”雖具有其鮮明的個人色彩，但同時也代表着戰後日本保守政治勢力對國際秩序、日本國家發展的解讀。這種解讀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以“正常國家”論、“政治軍事大國夢”的形式，影響着日本國家戰略方向。

一直以來，安倍聲稱自己是“開放的保守主義者”，對推廣自己的保守政治理念、凝聚個人的政治圈子相當熱衷。經過長期經營，安倍身邊已經彙聚了一大批保守派政治人物，其中不少人占據着自民黨及政府高層要職，成為“安倍主義”的追随者與執行者。安倍作為當今日本政壇保守勢力的“精神領袖”，他的去世不僅不會中斷其追随者的追随，反而可能會刺激他們更執着的行動，并以完成安倍“未竟之志”的姿态，争取共情與支持。作為安倍後繼者，菅義偉與岸田文雄在人脈與公職經曆上與安倍及其親随關系密切，盡管兩人也有擺脫“安倍色彩”、突出自身執政特色的傾向，但從菅時代政策以及岸田政權目前為止的政策看，其政策仍總體上沿襲“安倍路線”。岸田積極推動的自主防衛政策、“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其内涵與安倍何其相似。就連岸田為彰顯自身特色而提出的“日本式新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政策，也有因政策空間不足而退回到“安倍經濟學”之虞。

與此同時，需要看到，安倍的“政治遺産”不可能完全左右日本的政治現實。在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安倍探索日本“戰略主體性”“能動性”的主張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繼續發揮指導作用。但是其中過激的成分，比如日本單獨擁有或與美國共享核軍力、大幅提升日本攻擊性軍事能力等，短期内不會成為政策現實。在台灣問題上，安倍所宣揚的美日軍事介入“聯防台灣”等虛妄主張更難以成為日本的現實政策。在對朝鮮半島、對俄外交上，現任政府也在尋求改變安倍以往的思路，以适應當前形勢的變化。當前俄烏沖突背景下，日本借助國際危機推動國内戰略轉型、擴大對外戰略影響的做法，顯然有安倍時代的影子。但在面臨國際秩序變革與國家戰略轉型時，日本的具體應對措施不會一成不變，安倍“政治遺産”中非理性、非建設性、非可持續性的内容，終将被舍棄并遺忘。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10日08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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