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搞翻譯和講翻譯的關系，免不了看關于翻譯的書。但看書當中笑得肚子疼，這還是頭一次。所以得先報告這件事。

餘光中《翻譯乃大道》（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談他當年在加州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時用的課本《中國文學選集》，談及《前赤壁賦》英譯的“大錯”：“餘音袅袅，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其中最後一句被譯為“一位寡婦在我們的孤舟上哭了起來”（a widow wept in our lonely boat），餘氏評曰“試想蘇子與客泛舟，帶一位寡婦幹什麼？ 幾個男人和一位寡婦‘相與枕藉于舟中’，在北宋時代可能嗎？”

還有一例也讓人忍俊不禁。在《聽聽那冷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這本文集裡面，餘光中認為“精确”固然是翻譯的一大美德，不過若以犧牲“通順”去追求，代價就太大了。如下面這句英文：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要保持“精确”，就得譯成“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甚至“不要咳得多于你能不咳的”。可是這樣的話像話嗎？ 其實，“能不咳，就不咳”，足矣足矣。

無需說，前者是中文理解上的錯誤，英文本身沒問題；後者則相反，理解沒問題，問題出在表達——不像話，不像中文了。貌似“精确”，實則不倫不類，不洋不土。一句話，有話不好好說。餘氏為之困擾的，更是後者。的确，理解錯了，一個詞也好一個句子也罷，改過來就是。而若通篇有話不好好說，就成了語體、文體上的毛病，改起來遠非易事。作為教翻譯也搞翻譯的教書匠兼翻譯匠，我自然深有同感。于是很快看完了這兩本書。

書中尤其讓我别 有心會的是，餘氏作為外文出身且身為外文教授，卻很少談論外文多麼重要，而是胳膊肘向外扭，更多時候強調中文何其了得。《聽聽那冷雨》有一篇題為《外文系這一行》，其中寫道：“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于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别扭，可以說大半起因于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與此相關，餘氏還為翻譯和創作在外文系、中文系不算成果而鳴不平。“中文系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鐘嵘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 同時，與其要李白繳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論文，何不讓他多吟幾篇《遠别離》之類的傑作呢？”關于外文系，餘氏表示：如果玄奘、鸠摩羅什、聖吉洛姆、馬丁·路德等譯家來求教授之職，“我會毫不考慮地優先錄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學者壓在後面”。

表現在對文學翻譯的實踐和認識上，餘氏極力反對“無條件的精确”，并為此舉了上文“咳嗽”為例。同時尖銳地指出追求如此“精确”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崇拜英文等強勢語言的潛意識。“崇拜英文的潛意識，不但使譯文亦步亦趨模仿英文的語法，甚且陷一般創作于效颦的醜态。長此以往，優雅的中文豈不要淪為英文的殖民地？ ……為了增進文體的彈性，當然可以汲取外文的長處，但是必須守一個分寸，妥加斟酌，否則等于向外文投降。無條件的精确主義是可怕的。許多譯者平時早就養成了英文至上的心理，一旦面對英文，立刻就忘了中文。”正因如此，餘氏将翻譯稱為“變通的藝術”。也因此對譯者提出一個高要求：最好成為作家。“翻譯而要成家，其難也不下于作家。能成正果的翻譯家，學問之博不能輸于學者，文筆之妙應能追摹作家。”又說“譯者其實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也就是說，譯者必定相當飽學，也必定善于運用語文，并且不止一種，而是兩種以上：其一要能盡窺其妙，其二要能運用自如”。遺憾的是，“據我所知，外文系有些教師的中文，恐怕還不如外文”（《翻譯乃大道》）。作為中國人，中文還不如外文，能搞文學翻譯嗎？ 畢竟文學翻譯“優先考慮的是文學上那些最重要的因素：是氣韻，是豐神，是格調”（童元方：《譯心與譯藝：文學翻譯的究竟》，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後來翻閱今年四月去世的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先生的《海上雜談》（廣西師大出版社2020），發現主攻翻譯理論和創立譯介學的謝氏的看法也與此異曲同工，同樣看重和譯者中文水準直接相關的文學性：“優秀的翻譯文學作品當然應有較高的翻譯質量。但這裡的質量不應該隻是指譯文在對原作的語言文字轉換層面上的毫無瑕疵，還應該指譯作能否給讀者以原作讀者同樣的美的享受，同樣的心靈感動，同樣的思想啟迪。或如草嬰先生所言，讓讀者在讀譯作時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曆其境’。”謝氏在他的另一部學術随筆集《海上譯譚》（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裡面也曾強調“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要傳達原作的基本信息，還要傳達文學作品所特有的審美信息”。為此他引用古羅馬西塞羅的說法：譯者在翻譯的時候“不應當像數錢币一樣把原文詞語一個個‘數’給讀者，而是應當把原文的‘重量’‘稱’給讀者”。并解釋說西塞羅的立場顯然是主張自由翻譯，反對字當句對的“逐字”翻譯。亦即餘光中所反對的“無條件的精确”——“不要比你能忍的咳得更多”。

也許你說，搞翻譯畢竟是小圈子裡的事，無需小題大做。問題是這小圈子影響的是大圈子以至大衆。據謝氏《海上譯譚》，聯合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統計表明，翻譯作品僅占美國所有出版物的百分之三，在英國為百分之五，而在我國則為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影響不可謂不大。而“中文不濟”造成的譯文“不濟”，“不濟”的譯文反過來對于原創中文的傷害，正是餘光中所擔憂的。他說他在大學多年教翻譯得出的結論是：造成譯文“畸形歐化”的歐化分子，英文往往很好，隻是對于英文過分崇拜以緻無以自拔，加上中文不濟，在翻譯這種中英文拔河比賽中，自然朝英文來個一邊倒。“所以為歐化分子修改疵譯，十之七八是在改中文作文。”（《聽聽那冷雨》）“畸形歐化”的譯文體對電視報紙等大衆媒體影響更是顯而易見。例如“進行”幾乎成了萬能動詞：“我們對國際貿易問題已經進行了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試驗。”餘氏質問，為什麼就不能說“詳加研究”和“用老鼠來做試驗”？

最後，重溫一下餘氏早在二十多年前語重心長的提醒應該不是多餘的：“美麗的中文，我們這民族最悠久也最珍貴的一筆遺産，正遭受日漸嚴重的扭曲與污染……翻譯教師正如國文教師，也正如一切作家與人文學科的教授，對于維護健康美麗的中文，都負有重大責任。對于強勢外語不良影響的入侵，這該是另一種國防。”

另一種國防！

且看《鄉愁》，四段八十八個字，美麗中文的背影！

作者：林少華（翻譯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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