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慶利（遼甯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顧颉剛先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中論到“周代人的用詩”，将它們分為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谏，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又說：“詩用在典禮與諷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應用；用在賦詩與言語上，是引申出來的應用。”（《古史辨·三》）可見，前二者是《詩》本身所體現出來的作用，後二者則是時人對《詩》的運用。我們這裡所指的是後二者，這種情況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多有出現，而于《左傳》中尤為集中。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見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傳》的表達藝術，以及《詩》的經典意義。

細井徇《詩經名物圖解》 資料圖片

一

從《左傳》對“春秋時事”的記述中可見，時人或進行激勵，或看待他人，或議論事件，特别是作者評判人與事、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時，常常引詩為證，把《詩》作為典範、依據、準則與證明。宣公十一年，晉國的郤成子向周邊衆狄希求結盟，衆狄紛紛響應，晉諸大夫想要召集衆狄在晉地盟會，郤成子沒有同意，他說：“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于是當年秋天，盟會在狄欑函舉行。引詩出自《詩經·周頌·赉》篇，以文王之勤政作為榜樣，勉勵衆人。昭公二年，魯國的叔弓到晉國訪問，晉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賓館，叔弓一再謙讓，強調“寡君使弓來繼舊好”，晉國叔向十分贊賞，稱他“知禮”，并說：“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詩出自《大雅·民勞》，原為對執政者的告誡，這裡用為對叔弓的贊美。昭公七年，晉國的韓宣子出使楚國，楚國沒有派人郊迎。楚公子棄疾出使晉國，晉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說：“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晉侯派人郊迎。引詩見《小雅·角弓》，原詩為勸告周王不要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這裡叔向用以提醒晉君為人行事将為民衆之典則，所以應該尊禮為善。可見，《傳》中人物常常以詩論人，以詩釋事，《詩》俨然成為修身立德的典範和行事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傳》作者評價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書中還以“君子謂”“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語表達同樣的意思。據統計，《左傳》以上述語言直接表達觀點者共88處，而用詩者竟達38處，涉及45篇次！《左傳》用詩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對颍考叔的評價：“君子曰：颍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匮，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君子曰”的插入，不僅不讓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簡潔明快起到了點化的作用；而《詩》的引用不僅使評價有了縱橫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詩》的典範意義。

二

《漢書·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谕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稱詩喻志，即賦詩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還能夠觀國家興亡，可見意義重大。昭公十六年，晉卿韓起訪問鄭國，訪問結束，鄭國的子齹、子産、子大叔、子遊、子旗、子柳等六卿為他餞行。席間，韓起請六卿賦詩，并明言“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産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遊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各以詩表達了對韓起的贊美、對鄭君的感恩、對未來的期許，所賦詩又均在《鄭風》，因而韓起聽後贊賞道：“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賦詩的原則是“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賦詩者不僅要賦詩成誦，還要連類所及，合于場景；而聽詩者不僅要理解對方賦詩之意，而且能夠以詩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魯國的季武子到晉國拜謝晉為魯出師，晉侯設宴招待他。範宣子代表晉君賦了一首《黍苗》，這首詩見于《詩經·小雅》，是一首贊美召穆公經營謝地的詩，顯然意在借此稱贊魯君，當然也有點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聽後馬上起身，拜謝道：“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首先以小國安定來自大國庇護的認識，表明感謝之情；又以詩中“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謝意之強烈；同時對詩意加以引申，表明對時常得到晉國庇護的期待。最後，季武子又賦了一首《六月》，詩在《小雅》中，為歌頌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獲得勝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贊美，也是希望。

在《左傳》的記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詩》常常成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當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衛國侵占戚國東部邊邑，殺掉晉國戍卒300餘人。于是晉與魯、宋、曹等國在澶淵會盟，并讨伐衛國。衛獻公被迫到晉國并試圖參加會盟，卻被盛怒中的晉人抓了起來。當年七月，齊景公和鄭簡公相約到晉國為衛獻公求情，晉平公設宴招待他們。席間，晉平公賦《嘉樂》（今《大雅·假樂》），詩中有“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之句，既贊美兩國國君，也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國景子代表齊君賦《蓼蕭》，詩中有“蓼彼蕭兮，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之句，既表達見到晉君的歡喜和感謝，又向晉君提出以兄弟之義看待各位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鄭簡公賦《缁衣》，詩中有“适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說，我們這次來到貴國的朝廷，回去的時候希望能夠得到君主美好的賜予。可見，三人的賦詩都表達了情感，後二人也傳達了訴求。

在這裡，詩是對思想的一種修飾，也是對語言的一種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達極為委婉，極為詩意，使得語言的風格極為婉緻，極為典雅，可稱“筆舌妙品”（錢鐘書語）。所以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都是從小就開始學《詩》，無論是攝職從政的男子，還是待字閨中的女子，也無論是中原各國，還是異族蠻夷，都必須爛熟于《詩》，做到随時稱引。在當時，不能賦詩或聽不懂别人賦詩含義的人是被人所鄙視的。在諸侯争霸、戰亂頻仍的春秋時代，賦詩言志為血腥的政治鬥争蒙上了一層文質彬彬的溫柔色彩，的确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

三

在《左傳》的用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間雜着一些引者的解釋，應該說這些解釋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有許多是牽強附會的，不合于原詩的意義。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種傾向性，從這裡我們可以窺見時人對詩的一些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是最早的關于詩的評論。宣公十五年，羊舌職稱《大雅·文王》中的“陳錫哉周”是說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評價晉景公時引詩“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敬之》），強調“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韓無忌引詩“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召南·行露》）并解釋道：“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昭公元年，趙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賊，鮮不為則”後，解釋說這是“信也”！在解釋《詩》的背景時，用詩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層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前，申叔時評論楚軍時引《周頌·思文》“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句，突出“德正”“時順”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時贊美兄弟情誼的詩，而在富辰的眼裡卻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的警誡之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記載的“季劄觀樂”是難得的一份學術史資料，季劄論周樂時秉持着“美”與“善”的雙重标準，“美”主要贊美其藝術形式，“善”主要評價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經蘊含着孔子“盡善盡美”的文藝觀念。僖公二十七年，趙衰推薦郤縠為城濮之戰晉軍元帥時，說他“說（悅）禮樂而敦《詩》《書》”，并說：“《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評論之語中，更是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謂也”“求善”“敬主之謂也”等話語，涵蓋了忠、信、仁、善、敬、禮等許多觀念，以德義釋詩。以德義論詩，既體現了時人對《詩》評價的着眼點，從而奠定了儒家論詩的基調，也蘊含着以詩為教的思想，是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精神的倡導者和先行者。

《左傳》用詩雖然多“斷章”而“餘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見《詩》在春秋已經具有的高度的經典意義，以及在上層貴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達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溫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養和政治情懷的共識标準，是評價人事得失和政治成敗的鮮明法則。不僅如此，引詩為證，還直接影響了漢代韓詩說的形成；賦詩言志，後來逐漸演化成為文人雅集賦詩唱和的文化盛景；論詩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論詩樂的價值标準。《左傳》的記事強化了《詩》的經典意義，推動了《詩》的經典化過程。

《光明日報》（ 2019年02月25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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