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 朝花時文

文/ 李佳怡

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簡單上口，婦孺皆能成誦，是以千餘年來流傳不衰。

時至今日，這首本來極簡單的詩，因為一個“床”字，變得不那麼簡單起來。

傳統注解，“床”即坐卧之具。李白夜不能寐，在床上輾轉反側，看到月光透窗而入，灑于地下，明若嚴霜，擡起頭看看月亮，然後低頭思念起了故鄉。

有論者認為，把“床”訓為坐卧之具是不對的。他們說唐代窗子很小，而床腿又很低，月光是照不到床前的，李白躺在床上也沒法看到月亮。他們說此“床”應為“井欄”。李白并非在黑乎乎的房間裡躺卧，而是在院子裡散步，看到井欄前月光如霜，于是擡頭看看月亮，低頭想想家鄉。他們認為這樣解釋才合乎邏輯。而李白詩中凡與“床”有關的詩，隻要“床”字單用，全部都是指井欄。比如“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在房間裡怎麼能騎着竹馬繞床弄青梅呢？所以應該是圍着院子裡的井玩耍。

最早将“床”與井欄聯系起來的，是元代的熊忠。他在他的著作《韻會》裡說：“唐人謂井欄為銀床。”明初《洪武正韻》與清代《康熙字典》因襲其說。《康熙字典》更舉例曰：“後園鑿井銀作床。”以此看來，床又作“井欄”似是确鑿無疑的。

然而奇怪的是，比這幾部韻書更早的《廣韻》和《集韻》，卻俱無此條義項。《廣韻》與《集韻》俱為北宋官方編修之音韻學著作，其去唐代更近（而宋以前的音韻著作俱已佚亡），卻何以将這麼重要的一條義項反複無視呢？

原因恐怕有二：其一，宋人治學态度沒有後人嚴謹；其二，宋人根本沒認為“床”又是井欄。

就算認為“床”又訓為“井欄”的人，恐怕也不敢不作辯議便非議宋代學者的學風。那麼，是不是第二個原因，宋人并不認為“床”是井欄呢？

據“井欄論”者講，所謂井欄，并非在井周圍立的栅欄，而是井口上凸起于地平面的部分，作固井之用。而這個“井欄”，就是唐朝人所謂的“銀床”。

那麼問題又來了：井欄弄這麼高，安全誠然，但是怎麼汲水？難道古人長大以後，一個個身高一丈開外？抑或每次打水都要搬張梯子，顫巍巍登梯以汲？

所以，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就算許進雄先生輩真的看到了那麼高的上古井欄，也必然是因年代久遠，井周地貌發生的變化，比如土層挖移，以至井欄高突了。否則打個水跟打仗似的，這種生活誰受得了。

那麼，“床”到底是井欄嗎？我們再看看《康熙字典》舉以為例的那句詩：“後園鑿井銀作床”。此詩出自《樂府詩集·舞曲歌辭·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漿。”金瓶是盛水之具，素绠是提水之繩，這是無疑問的。可是，如果“床”不是指井欄，那麼從這句詩裡還看不出到底應該是什麼。

還好古詩中相似的句子還有很多。譬如梁簡文帝《雙桐生空井》：“還看稚子照，銀床系辘轳。”又，後蜀花蕊夫人《宮詞》：“雞人報曉傳三唱，玉井金床轉辘轳。”從這兩句詩來看，所謂“銀床”，還真不是井欄，而是安放辘轳的軸。

李賀的《後園鑿井歌》印證了這個推斷。詩中有句：“井上辘轳床上轉。水聲繁，弦聲淺。”井上頭的辘轳在“床”上頭轉，不是插辘轳的軸是什麼？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康熙字典》引證的那句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漿。”以銀色的物體作辘轳軸，套上素绠，系上金瓶，搖到井下去打水，在邏輯與情境上豈非更通順？

所以，“銀床”之稱，并非唐人才有。唐人所謂的“銀床”，指的是辘轳軸，而根本不是井欄。宋人沒有那樣寫，是完全正确的。熊忠治學不夠精嚴，輕謂“唐人以井欄為銀床”。所可怪者，《洪武正韻》與《康熙字典》都是國家大型文化工程，編撰者都是當世宿學，居然以訛傳訛。可為一歎！

既然“床”不是井欄，那麼《靜夜思》所謂井邊月光之說，也就不能成立了。

不僅從物證和詩學上可以證實彼說不能成立，從語言學上亦可駁之。“床前明月光”的“前”是方位介詞，隻能用在面向性比較強的事物之前，比如朝向明确的房屋、靠壁陳設的器物等等。所以，我們可以說“房前”，可以說“桌子前”，可以說“門前”。但如果是沒有明确面向性的事物，比如桌子上一個圓溜溜的蘋果，或者庭院裡一張小圓桌，就隻能說“蘋果旁”“圓桌邊”，而不能說“蘋果前”“圓桌前”。

再來看看“床前明月光”。如果把床理解為坐卧之具，靠牆而放，那麼說“床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如果是井欄呢？井欄一圍之大，獨處庭院之中，請問哪一面才是“井前”？且井周四面八方皆有明月普照，怎可能隻有“井欄前”才有明月光？所以，以“床”為“井欄”的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馬未都認為“床”誠然不是“井欄”，但卻是胡床。李白挺在房間内的床上的确無法對月生情，所以李大師事實上是提了張胡床，悠閑地坐在庭院裡，看看床前的滿地月光，再想想家裡的老婆孩子。他說這樣看上去才更有詩意。

至于胡床規制，馬先生說好比是現在的馬紮，方便易攜帶，所以李白要搬着它去庭院裡看月亮是累不到的。

床有多種形制，胡床是其中之一。李白詩作中是胡床的都會寫明，比如“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再如“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但此詩中李白并未明說是什麼床，馬先生又何所據而認定是胡床呢？

胡床

退一步說，就算是胡床，李白要在庭院裡散散步看會兒月亮，還需要搬個小馬紮？如果要說詩意的話，在滿院月色下緩步空庭更具情境，還是搬個小馬紮坐那兒發呆更有詩意？再說，一個小馬紮擺在庭院裡，哪是前哪是後？就算硬指個前後，難道也隻有馬紮前才有月光？李大師坐在馬紮上，面對滿庭清輝，卻隻對“馬紮前的月光”有感？

不懂詩、也不會寫詩的人妄談詩境，往往隻能想象其表面，而不明白其中的物我情景與感懷邏輯。比如“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難道歌聲僅僅圍着屋梁轉來轉去嗎？外行人談詩，往往犯這種生搬邏輯的毛病。這正如他們認為詩人在房間裡不會有詩意，也不可能看到月亮一樣，一切都是想當然。

可是，唐朝的房子窗戶真的很高很小，而床腿又很低，所以月光照不到床前，詩人也看不到月亮嗎？

事實上，唐朝的窗戶并不小！唐朝建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雄闊，唐朝國力雄渾，人們也氣派頗足，喜歡住大房子。不僅宮廷大戶如此，平民居舍亦求軒敞。白居易曾在廬山造一所草堂，臨時憩居。房子很簡樸，“三間兩柱，二室四牖”（《草堂記》）。草堂共三間，以兩根梁柱分隔，中為廳堂，兩側為室。兩室共有四個窗子。每室兩窗，已然不少。而唐朝的窗子，最具特點、也最普遍的是直棂窗，即以豎格的木條為窗棂。唐朝建築以木為主，所以窗子是比較大的。國内現在已基本沒有唐朝農居遺建，但日本奈良基本上是按照唐朝的建築格式建造的，至今尚有許多遺存，可以一窺唐朝建築風格之一斑，同時也就知道唐朝的窗戶到底小不小了。

至于床，中國人使用的曆史極早。許慎《說文解字》：“床，身之安也。”就是坐卧之具。《易·剝卦》：“剝床以足。”說明殷商時期中國已經有了床，而且是有足的。但是此時的足比較短，漢魏之前，中國人習慣席地坐卧，床是一種比席簟更高一點的家具。那時床的功能很多，可以出現在任何場合，包括朝堂之上。《晉書》：“武帝會宴。衛瓘以手撫帝床曰：‘此座可惜’。”可知在晉代，皇帝會宴大臣，還是坐在床上。随着南北朝五胡亂華，胡人的生活方式滲透入漢人中來，漢人的床腿也開始越來越高了。到了唐代，有着鮮卑血統的李氏帝國的床，也高得跟現在差不多了。

于是，某一天晚上，月光透過窗子，照到卧床之前，在房間内黑暗的襯托下明白如霜。四方漫遊、流竄天下的李白大師忽然夜不能眠，于是擁被而坐，或者披衣下床，隔窗望着夜空中那輪明月，一時鄉愁勃發，若有郁郁不勝之感。于是乎，脍炙人口的《靜夜思》就誕生了。

（刊于2019年5月9日解放日報朝花周刊·品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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