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鈞

那嘉佐

邬浪

趙浩

董洋

作為全球頂級的電影節之一，戛納電影節一直是業内和影迷關注的行業盛事。前不久備受矚目的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将金棕榈大獎頒給了僅有兩部長片作品的法國年輕女導演朱利娅·迪庫爾諾。這一選擇幾乎赢得了所有人的歡呼，因為不管對影片的觀感如何，它代表了年輕、打破框架、沒有拘束，它代表了電影未來的無限可能。年過七旬的戛納電影節，正在以它的影響力為年輕的電影人拓展一片天地。

本屆戛納電影節，并沒有華語電影入圍長片主競賽單元，讓這場電影盛事看起來似乎與華語影壇無關。其實并非如此。今年在戛納的各個官方單元，共有十餘部華語長片和短片作品入圍。青年女導演唐藝的《天下烏鴉》摘得短片金棕榈大獎；另一位女導演鄒靜的短片《朵麗》也獲得了戛納“影評人周”單元最佳短片大獎；而三入戛納的魏書鈞的新作《永安鎮故事集》則獲得國際媒體盛贊；邬浪的《雪雲》也得到了戛納電影節副總監和電影部主任Christian Jeune的力薦……

今年的戛納，雖然華語中生代導演集體缺席，但新生代的華語電影人蓄勢待發。我們在電影節期間盡可能地采訪了多位華語電影人，試圖從不同視角去展現和直面這股生機勃勃的華語電影新力量。

魏書鈞（導演，編劇）

長片《永安鎮故事集》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

魏書鈞，中國新生代導演，90後。對普通觀衆而言，這個名字還有點兒陌生，但他已經有連續三部作品入圍戛納，正越來越多地得到國際影壇的關注。在短片《延邊少年》獲得戛納短片競賽單元特别提及獎之後，魏書鈞的長片《野馬分鬃》又入圍了2020年戛納電影節的官方單元，僅一年之後，新作《永安鎮故事集》再次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的“導演雙周”。

《永安鎮故事集》是一次瘋狂創作的産物。魏書鈞和編劇康春雷在劇組已經入駐拍攝地的情況下，用7天時間推翻了打磨三年的劇本，舍棄了包括演員合約在内的全部準備工作，完全從頭來過。這種“沖動冒險”給各工種的工作都帶來了巨大挑戰，勢必造成創作上的不完美。但另一方面，它又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活力，創作的些許瑕疵恰好與文本碰撞出了最原始的、屬于電影的魅力。也許正因如此，影片在戛納首映後便得到了國際媒體的好評，《世界報》稱這是本屆戛納“導演雙周”單元的驚喜之作。

我們在影片首映後，遠程連線了身在國内籌備新片、未能成行戛納的魏書鈞導演。

北青藝評：聽說《永安鎮故事集》的誕生過程很神奇，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魏書鈞：這部影片的原劇本是康春雷寫的一個四段式年代戲，文學性很強。我覺得原版的劇本和我自己的劇本風格差異非常大，想嘗試一下。但劇組入駐湖南郴州拍攝地，籌備了17天，我們感覺推進得非常不順利。因為我的創作習慣是把劇本裡面文學化的部分具象化，比如說拍攝一個村子，那會是一個什麼樣規模的村子？我們要拍的這戶人家，周圍有沒有人？晚上幾點熄燈？我都要把原來很文學化、一筆帶過的東西具象化，這是我的創作習慣，我覺得寫實是一個前提。而在這個習慣下，越豐富我的東西，越發現原本屬于編劇春雷帶來的美感的部分被削弱。因為劇本最終要靠導演來拍攝，但是這個東西一直擰不到一起去，我們的工作就越來越混亂，越努力越糟糕。

春雷這時忽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故事模型，一個攝制組來到小鎮，也就是片中老闆娘的故事。她幻想和劇組建立聯系、渴望改變，然而，真正的女明星來了。你知道在之前的籌備基礎之上，再去重新跳出來一個維度，去想這個事兒，對我的刺激是很大的，而且這裡面有很多我們剛剛經曆完的豐富感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們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一稿，第七天的時候完成了第二稿，最終呈現的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永安鎮故事集》。

北青藝評：《延邊少年》和《野馬分鬃》，基本上故事構架都在你熟悉的生活裡，但是《永安鎮故事集》，尤其是前兩段，已經不再局限于你以前作品關于“成長困境”的表達，故事和人物也不在你的生活體驗範圍之内了，你是如何去創作的？

魏書鈞：是的，前兩段是完全超出我生活體驗範圍的。比如第一段故事裡小顧的角色，她是一個在小鎮環境裡面的年輕媽媽，我完全沒有小鎮生活經驗，我在北京長大。怎麼去接近她，怎麼去拍出一個讓大家願意相信的角色，确實很有難度。但我覺得這個人物能否可信，取決于她和環境的關系是否是準确的，更取決于這個人，我們給她描摹的心理狀況是不是全面、妥當的，如果這些東西能抓準，其他方面都是可以補救的。

她的生活經驗、體驗是可以通過觀察、通過做資料或者是田園采風獲得的，這些都能幫我們補充經驗。其實，最核心的還是要把“人”寫出來，我覺得把人物，把人物和周圍環境、生活處境的關系寫準了，就可以成立。

北青藝評：之前入圍戛納和獲獎的經曆，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魏書鈞：首先當然是鼓勵。對我來說，讓更多人知道你，然後就會有更平等的談判機會。大家期待跟你合作，還有人會想辦法找到你，跟你聊一聊。而去戛納之前，可能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你要跟人家去介紹自己，說自己有什麼樣的能力，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創意等等。所以，在戛納獲獎之後，我覺得幫助非常大，這很現實。

其次，我覺得戛納也讓我挺開眼界的，看了好多片子，看到世界上最先鋒的電影人，他們在創作什麼樣的東西，以什麼樣的姿态面對創作，不同地區的人拍攝的東西，代表着不同民族特色的東西，我覺得特别豐富，非常受益。電影節讓我的創作能刨除一些很保守的觀念，看到可能性。人家把它做出來并且做得很好，那麼說明我們從創作初期的時候就不應該給自己框定太多，這是去戛納之後，我才很清楚意識到的。而之前，我覺得戛納隻是一個舞台，是曝光率，那種認識是很片面的。

那嘉佐（導演，編劇）

長片《街娃兒》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

大光頭，粗耳環，一副嘻哈朋克造型。那嘉佐導演很像他片子裡的“街娃兒”，身上有一股“混勁兒”。然而采訪時才發現這位30出頭的青年導演溫和有禮，這也讓我理解了為什麼他片子的煙火氣裡流淌着詩意。

《街娃兒》的故事發生在四川，“街娃兒”是四川話裡街頭混混的意思。東子就是一個為了給父親治病混迹街頭替人收賬的“街娃兒”，他有一個混了大半輩子現在因心髒病住院的“混賬”老爹、一個愛而不得的“老大”的女人九兒，這些人各有各的故事，他們一起構成了一幅21世紀初中國小城市的市井畫卷。

北青藝評：你并不是四川人，為什麼會選擇在四川拍這個故事？

那嘉佐：因為川渝地帶有特别極端的兩種美學。第一種是綠水青山，能讓你内心平靜；另一種就是市井煙火氣，特别接地氣，特别風塵。這兩種美結合在一塊兒，特别像這些人的内心世界。一開始我也沒有确認是四川，我是拿着劇本去看景，沿着長江走，因為我确定我的電影裡一定要有水。我從長江中下遊開始，走遍了湖南、湖北和川渝，最終選擇川渝的原因是它周邊有山，是一個盆地，人都在框裡頭，很難出去的感覺。

北青藝評：為什麼要表現“街娃兒”這樣一個群體？

那嘉佐：因為我比較熟悉，同時我對一些生活中被人們忽略的角落特别感興趣。2000年左右，中國有一個遷徙潮，很多人奔去了大城市，也會有一批人留下來，我覺得世界各地都是這樣子，而留下來的這些人的生活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我覺得他們身上有一種大城市的人沒有的東西，一種原始的生命力。

邬浪（導演，編劇）

短片《雪雲》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短片主競賽單元

邬浪不是科班出身，大學雕塑專業畢業後，跟着中國著名電影人周傳基先生學了兩年電影，然後拍紀錄片、學剪輯、畫畫、交響樂，靠拍廣告為生。這是他第一次拍自己的電影。在難熬的等待和自我懷疑的循環中，邬浪決定把自己的長片劇本先拍成短片，就是這部《雪雲》。

北青藝評：《雪雲》是你的第一部作品，聽說創作過程很不容易。

邬浪：拍第一部電影總是會比較艱難，就像一個人走向山頂的過程，走走停停。投資人會比較希望先看到你的電影才考慮投資，隻有當你拍出點什麼後，你才有機會被看到。

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使長片劇本已完成，也依舊是等待狀态。而人在等待的煎熬中又總是陷入自我懷疑，會不斷審視自己的創作觀、電影外部環境等等。為了避免這種循環，我決定先拍短片，當時我的制片人頓河投了一部分錢，我自己和身邊朋友也拿了一些。後來錢又不夠了，我又從身邊的朋友處借了一些。那會兒就一個信念，一定要拍出來。

我很感激那些最初相信和幫助我的人，他們從五湖四海彙聚在海南，有的沒有酬勞，有的自付差旅，這讓我更加堅定與堅信，并且用盡全力珍惜拍攝的機會。

北青藝評：短片中文名《雪雲》和英文名《Absence》似乎沒有什麼關聯，是出于什麼考慮？

邬浪：短片的英譯是Absence，缺失之意，後來将中譯改成“雪雲”，緣于長短片之間的關聯。短片故事是我從長片故事裡拿出來的一組人物，延展而出的一個關于重逢與道别的故事，但并非長片的段落。拍攝短片的目的，是想嘗試從空間出發，去描寫一對闊别重逢的男女關系，或濃或淡、或隐或現。

我記得在電影宮德彪西廳全球首映後，晚上Christian Jeune跟我說，他從短片構建的空間氛圍裡，感受到了這對男女的情意，并表示期待在《雪雲》長片裡看到如何展現時間的變遷。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很感謝他選擇短片《雪雲》。而同名的長片作品目前也在籌備中，是一個關于愛與生活的情感故事，時間跨度十餘年。

北青藝評：很巧合，今年魏書鈞導演的《永安鎮故事集》和那嘉佐導演的《街娃兒》都有“離開”的情節，也都有着生活的困境和迷茫。為什麼這個主題會吸引如此多的中國年輕創作者？你本人為什麼對這個主題感興趣？

邬浪：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無論是小鎮青年的迷茫，還是水面漣漪後的平靜，都是對“融入”既渴望又抱有不願妥協的态度使然。大家也似乎都在續寫與自己有關的寓言，一方面是尋找慰藉，另一方面也是在發出一種警示。離開與留下都算是生活的常态，是不斷尋找自己“邊界”與“坐标”的過程。

趙浩（導演、編劇、攝影）

董洋（導演）

短片《訪客》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影評人周”短片競賽單元

趙浩和董洋都有海外電影教育背景，此次聯合執導的短片《訪客》入圍“影評人周”。影片以一個小男孩的視角，記錄了他在父親的重組家庭裡體會到的疏離與格格不入。在受訪者中，隻有趙浩和董洋沒有制片團隊，兩人親力親為地完成了從拍攝到電影節投遞的全過程，沒有外部資金，自掏腰包，最終完成了這部《訪客》——一部與兩位導演自身成長經曆相關的影像梳理。

北青藝評：你們是怎麼開始自己的電影專業和電影生涯的？

趙浩：我本科是學生物的，山東大學微生物實驗室。但我是我們高中的電影放映員，我就負責挑片子，經常去淘碟。然後，大學的空閑時間就看了很多電影，自然而然就接觸電影了。

董洋：我高中就想要學電影。大學在麻省理工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做戲劇導演。我當時在麻省理工大學做了一個《殺戮之神》，很多人來看，但我在台下就很寂寞，因為戲劇開演，演員在上面演，舞台上的呼吸是他們掌控的，有突發情況他們會自己去調整，而導演隻能坐在下面，那個時候我就想要轉去做電影。

北青藝評：短片常常是電影作者非常自我的表達，很少見聯合執導的情況，你們為什麼決定一起來做這個片子？

董洋：我們一起聊天，我聊起一個很原始的感受，說我想做這個（短片），然後我們就決定一起弄。因為我們兩個對那種原始的感受很類似，在這個故事表達的終極目的上有很強的共鳴。

趙浩：我們原本是在聊彼此的感受，然後才産生了做這個片子的想法。這個短片并不是很傳統的叙事，我們開始想要做這個是因為我們的家庭經曆相似，都有過在父親的家裡面感覺到自己是個外來者的經曆，這部分感受是完全相同的。

北青藝評：這個作品是你們自身成長經曆嗎？你們希望用它跟自己的父親和解嗎？

趙浩：我們的父親都知道我們拍這個片子，但我們沒給自己的父親看過，我爸要求過，我搪塞過去了。因為裡面有很多真實的、私密的細節和台詞。我們拍這個片子就是因為覺得沒有辦法和自己的父親談論這個事情。

董洋：“理解”和“和解”不是一回事，“和解”也并不代表能承受。你可以接受這個過去，但不代表你就放下了，隻是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了。“和解”也不意味着能完全放下。

北青藝評：你們都是第一次來戛納，感受如何？

董洋：感受就是“影評人周”對短片導演很關注，可以和評委一起吃飯、随便聊，成為朋友。

趙浩：以前，戛納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想象，但“影評人周”給我們的感覺是回到了一個家，我們跟其他導演關系都很好，和他們，還有選片人都有充分的交流。本版文/帼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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