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農村大集上銷售的山寨“小白兔”奶糖。圖/IC photo

在正規食品和三無食品之間，有這樣一個灰色地帶，遊離着另一類獨具“特色”的包裝食品。它們通過打擦邊球起名，模仿知名品牌包裝，在食品市場占據了一席之地，這類食品被人們戲稱為“山寨食品”。

近日有研究機構發布調研報告顯示，“山寨食品”大規模流通于城鄉接合部及山裡鄉村，除地區監管力量較為薄弱外，還因當地的消費者往往是“市場中的弱勢群體”，辨别産品真僞的能力較弱。

“山寨食品”在侵權和違法上并不模糊

消費者的弱勢、辨别能力的缺失，雖然是“山寨食品”能夠大規模流通的原因，但這種“受害人有錯論”本不應成為“山寨食品”存在的原因。從生産到流通，再到終端銷售，有多道環節和程序可以封禁“山寨食品”，這些跟終端消費者是不是弱勢、有沒有辨别能力并無關聯。“山寨食品”存在的背後，有極為複雜的綜合因素。

還有論者指出“山寨食品”并非有害食品。如前引研究報告就認為，從性質來看，“山寨食品”實際上是遊走于模糊地帶的“侵權産品”。這種“模糊地帶”說較具代表性，也極具迷惑性。“山寨食品”并非法律術語，被歸入“山寨食品”的，既有“三無食品”，也有“侵權食品”。一種新版的“三無食品”，并不是指“無生産日期、無生産廠家及無質檢證明”，而是指“無毒、無害、無營養”。

這些根據，多是從“僞劣産品”的角度來判斷的。“山寨食品”主要是“假冒産品”。“雷碧”也好，“康帥傅”也罷，這些傍名牌的“山寨食品”在侵權和違法上并不模糊，而是公開的、明顯的、赤裸裸的。已有數以千計的司法判決可以證實這一法律判斷。

比較有代表的一宗個案是，2021年5月10日，上海知識産權法院二審認定，上海雅滋食品有限公司的商品糖紙裝潢與冠生園公司（“大白兔”花生牛軋糖）的糖紙裝潢構成近似，會導緻相關公衆産生混淆，已構成侵權。法院判決雅滋公司立即停止不正當競争行為，并賠償冠生園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50萬元。

當然，也有個别傍名牌的“山寨食品”被告上了法庭，并未（或至今尚未）被認定為侵權。抄襲也有全抄、半抄、部分抄，尤其對于部分抄襲與合理借鑒之間，的确存在一些模糊地帶。但這同樣不是“山寨食品”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對“山寨食品”還需提升打擊力度

從立法和政策上說，嚴厲打擊“山寨食品”并無空白地帶，更不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雷碧”“康帥傅”“大個核桃”等就擺在鄉村的小賣部公開售賣，廠商自己“山寨”了哪個名牌産品心裡自然有數，賣家進貨什麼價自己當然也很清楚，問題是，打擊力度仍需繼續提升。

3年前，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曾專門印發《假冒僞劣重點領域治理工作方案(2019-2021)》，在《方案》的第二條第（三）款具體部署了大力加強“山寨食品”治理。《方案》從生産源頭、流通渠道、消費終端入手，強化對“山寨食品”的全面治理。到2021年，市場監管綜合執法能力和監管現代化水平明顯提升，工作機制更加完善，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消費者買得更加放心，用得更加放心，吃得更加放心。

但“山寨食品”的存在，侵犯消費者權益，擾亂市場秩序，無疑也暴露了相關治理環節還存在一些薄弱地帶。這一頑疾在鄉村明滋暗長，禁而不止，打而不絕，當然也不是市場監管一家的責任。從根子上解決，就得生産流通終端全鍊條發力，企業部門社會全方位共治。

“山寨食品”首先是生産出來的，過去的“三無食品”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産品包裝上找不到生産廠家。現在“山寨食品”很多都是由合法廠家生産，這些廠家還不怕打官司，就怕所傍的名牌廠家不來打官司。市場的淨化、輿論場的引導固然都是藥方，深究其裡，還是維權的艱辛與懲罰性賠償的缺位，讓“山寨”者獲利遠大于風險。

當然，安全食品是生産出來的，也是各方面共管出來的。遏制“山寨食品”，不但源頭要嚴防、标準要嚴謹、管控要嚴格，處罰更要嚴厲。對那些以“山寨食品”牟利的從業者，一旦依法認定就應讓其“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同時，也應建立健全食品生産經營失信懲戒機制，讓“山寨食品”的黑心從業者，在合乎法律規定的要件後，終身不得從事與食品相關的職業。

總之，隻有真正扭轉“山寨”的風險與獲利比，讓違法“山寨食品”生産者随時面臨傾家蕩産的懲罰，才能真正鏟除這一頑症滋生的土壤。

而對違法者給予必要懲戒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形成保護知識産權的社會共識。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産權經濟，無論對于生産者、加工者、商家還是消費者，真正樹立起保護知識産權的法律意識并自覺行動，最終都會是市場受益者。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 | 遲道華

實習生 | 呂怡然

校對 | 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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