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口期的好奇、疫情下的應急手段……邁進直播大軍的藝人們，經曆過流量變現，也經曆過翻車、賠錢

2019年底，李靜簽約薇娅的MCN公司，并開設了自己的明星直播間，成為早期“吃螃蟹”的明星。

主持人大左加入直播陣線後，還曾引發身邊人的不解。

張翰做客華少直播間。

二月底的北京，春雨初下，路上的行人非常少，李靜的直播間裡卻依舊熱鬧。MCN（網紅經濟運作）公司謙尋的北京分公司，一間6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被布置成李靜的專屬直播間，今晚她要在此堅守近四個小時。“這和我們錄節目不一樣，這在直播間裡就算大的了，薇娅的直播間也差不多這麼大，再大也沒用。”李靜說。

原定晚上八點開始的直播，還不到六點，李靜便開始和工作人員開會，準備晚上即将上架的産品。做了多年時尚穿搭類節目，當天上架的每一件産品都是李靜親自挑選的，而且她還為這些衣服做了搭配，“我會提前給用戶‘種草’，比如一件衣服瘦人可以搭配擴腿褲，胖人可以穿緊腿褲，職場可以搭西服，休閑時可以搭運動開衫……”開播前李靜會讓人提前做一些小視頻發到網上，就像櫥窗展示一樣，用戶在直播開始前心裡就已經有了盤算。這是她做節目積累的運營手段。

熱鬧的不止北京，位于杭州的華少直播間也正在為3月8日“女王節”籌備專場直播；林依輪、葉一茜、胡可、張棪琰等人的直播早已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近兩年，明星“跨界”直播已成為娛樂圈的新趨勢。劉濤入職天貓聚劃算，陳赫攜手抖音帶貨，林依輪的直播間每晚都有百萬粉絲蹲守……其中有活躍在影視一線的演員、歌手，也有闊别行業，如今已戲約寥寥的“過氣藝人”。但在直播的世界中，無論什麼咖位，每一個全民消費狂歡的日子，他們都會走進十幾厘米見方的小屏幕裡，化身消費者的“姐”“哥”，用盡渾身解數把手中的幾十個産品賣出去。

很多人說，明星做直播是“走下神壇”，用自己的名氣撈一筆快錢，但看似身份降維，實際上為事業發展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從明星到主播

風口下的好奇，以及疫情下的謀生

時間追溯到三四年前，互聯網收割了大部分傳統電視用戶，早有感知的李靜攜東方風行，成為第一撥兒做直播項目的電視公司。公司專門成立了給電商及短視頻平台提供直播服務的部門。在開設直播間前，她已在幕後策劃了幾百場大型直播。

直到2019年年底，某一次《非常靜距離》錄制結束，薇娅跟李靜說：“靜姐，我簽你吧。”做跨界直播，李靜單純隻是好奇。這兩年她開始投資基金，直播讓李靜發現了更多零售經濟中的可能性。很多時候一款産品開發後就直接上架售賣，通常要經曆幾個月的市場反饋後才知道名字起錯了、口味調錯了、定價有問題。但在直播間，李靜隻要在這款商品上線前賣上一輪，用戶的留言就是最直接的反饋，“我把意見反饋給廠家，他們去改進後再大規模生産，直播間完成了一次前期調研。”

若以入局的時間區分，當下仍在做直播間的明星可粗略分為兩類，一類是2019年在直播風口一頭紮進該行業的“先鋒派”，以李靜、林依輪、朱丹、大左等為代表。但直播領域的火熱讓他們産生了窺探的好奇，想在不同的事業賽道上尋求新機會。

朱丹是2019年底開始試水的。她小時候最渴望的就是擁有一家超市，可以每天在裡面整理貨架、賣貨。而直播間對她而言，就像一座虛拟的百貨大樓，主播就是“一家之主”，“那時很多同行開始進入，我就好奇。”

同樣是2019年，主持人大左無意間聽說薇娅一晚上通過直播賣貨賣了一個億，他很好奇，通過一個人的講述就能夠誘發用戶的購買欲，大左似乎嗅到了未來的新趨勢。于是他主動向公司提出聯系MCN機構，開始了第一次嘗試。“那個時候還沒有疫情，大家的工作按部就班，他們會覺得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兒？”在疫情之前，很多藝人對直播都持觀望态度，彼時雖然有很多直播工作的邀請，但他們大多對此慎之又慎。

在大左看來，很多行業風口都是這樣，看到别人開始賺錢的時候，其實你已經錯過了最好的介入時機。直到去年很多人居家緻線上購物暴漲，不理解變成了“羨慕”，“最起碼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有個事做，而且這也成為了事業的一個闆塊。”

華少便是起初抗拒直播的藝人之一。2019年不少平台都曾邀請他跨界直播，卻被一一婉拒，“當時我還有工作，而且工作密度比較飽滿。”但疫情發生後，影視行業停擺，足不出戶就可工作的“直播”瞬間成為藝人們的“救命稻草”。和衆多投身直播帶貨的藝人一樣，華少也被大潮匆匆卷入這個新興産業。他們成為第二類湧入直播的藝人——在沉寂中以此謀生，尋找出路。

據不完全統計，去年開設個人直播間的明星至少有二十位。2020年3月，羅永浩宣布進軍直播，半個月後其直播首秀砍下1.9億元銷售額，累計超過4800萬人進入直播間。5月14日，劉濤化名“劉一刀”，在淘寶直播開啟首秀，總交易額超1.48億元；兩日後，陳赫宣布在抖音成立直播間，首秀四小時帶貨8000萬……

沒人看、翻車、賠錢……

經曆職業生涯中的艱難“戰役”

“一腔熱血”，是大部分明星入局前的狀态，但往往前幾場直播卻是“铩羽而歸”。每個人都試圖用藝人工作的經驗降維實操于直播，但這個行業遠比他們想象中繁雜且自成一派。

李靜在直播初期，就曾将訪談節目的經驗應用其中，并為直播間定位為“做内容”。直播現場布置得和《美麗俏佳人》很像，而且還是橫屏的。直到後來她才發現，用戶是來買東西的。“剛進來覺得自己是個大學生，幹了兩天發現自己是個初中生，再後來發現自己也就是個小學生。”她才明白直播也有“心理學”。作為一個主播，不僅要知道産品，還要看用戶留言，要懂流量，甚至要知道這個時段是什麼人在看，“舉個例子，晚上11點之後，我們基本不上母嬰産品，因為媽媽們都睡了。”

朱丹也曾以為直播比主持簡單，不用台本，想說什麼說什麼，能不能賣好，僅取決于主播會不會說。“這是對直播的誤解，或者說是刻闆印象。”朱丹坦言。

第一場直播在2019年年底，很短的籌備時間内，朱丹要對二三十個産品如數家珍，甚至要一一親自試過，才能知道感受，知道怎麼售賣，知道價格優惠。這些“記憶點”遠比一期晚會的内容多得多。而一場直播幾個小時，大部分反饋都隻能來自于直播間裡的評論。直播帶貨平台有自己獨特的粉絲聚攏模式，即使在其他平台已經擁有成熟的粉絲群體，在直播帶貨賽道依舊要從零開始。朱丹首播時評論很少，偶有一些粉絲不斷刷屏，她隻能強行自說自話，甚至自嗨。“我看到别的主播都特别亢奮，也以為要那樣的狀态，結果把自己弄得特别累，特别焦躁，語速也快到别人都聽不清我在說什麼。”直到一年後，朱丹才調整到相對舒服的狀态。

剛開始做直播時，大左也經曆過一段低谷期，他記得自己第一場直播後，“工作人員都沒敢跟我說數據。”直播間經常在線人數就幾十個，即便在線人數漲得特别高，但根本沒什麼人下單。“剛開始是賺不到錢的，甚至是賠錢，但我覺得既然做了，就要堅持下去。”至今，大左都覺得直播的成功學是無法複制的，每個人都截然不同，“可能會有一些算法和打法，但别人問我，我還是覺得是一種玄學。”

自帶流量與銷量

品牌商青睐，性價比遠超代言

如果将直播比喻成大型的鬥秀場，明星便是其中出場自帶背景音樂的“熱門選手”。

在朱丹看來，明星身份的加持，起步的時候确實會讓網友更願意傾聽，同時相信，進而購買，“建立信任的周期會比别的直播間快很多，粉絲的聚攏也會更快。”明星的知名度和社會形象，同樣令品牌趨之若鹜。當華少與短視頻平台簽訂合作，還沒确定直播日期時，便有不少品牌聞訊找來。

銀河衆星是一家專業的經營明星直播的MCN公司，深耕明星主播，一定程度上不僅看到明星直播的風口趨勢，同樣考量到品牌對藝人的強烈需求。公司聯合創始人莊主表示，過去藝人大多隻能通過代言，以圖片肖像、廣告、宣傳活動等方式為品牌賦能，但究竟能否轉化為實在的銷量，很難有具體的數據佐證。而直播提供了更靈活、直白的合作模式。例如，銀河衆星與品牌簽訂合作協議時，明星肖像權的使用也起到了品牌加持的作用，品牌可以在商品宣傳頁上加上明星照片，并寫明“某某推薦”的字眼；與此同時，明星直播時會為商品提供口播、細節講解，相當于為商品背書，直播間也會将消費者直接導流進店鋪，轉化為銷量，“收益轉化率會比代言模式更直觀，性價比這一塊也會劃算很多。既可以帶來流量，也可以帶來銷量。”

此外，明星直播也為新國貨帶來全新生機。以往，大多藝人在選擇品牌代言時，會以知名品牌、成熟品牌為優選。但直播不同，從費用而言，明星直播的服務費遠低于其代言費用，選入門檻較低，且相比品牌知名度，明星反而更在乎商品質量、品牌态度。

“事實上，直播電商給予了中國每個行業每個品牌重新再做一次的機會。”華少坦言。過去明星做一場宣傳活動、拍段廣告，究竟能覆蓋多少人永遠是個抽象數字，但電商直播是具象的。若同時在線兩萬人，就相當于在大城市的中央體育場舉辦一場大型活動。

出了問題到底該找誰？

選品要謹慎，質檢、客服得到位

“明星主播的優勢可能就是别人會多點進來看你一眼，劣勢就是大家會對你要求更高。”華少曾為回饋消費者，自掏腰包在老幹媽經銷商那裡買回1000瓶老幹媽，進行“1元秒殺”。但一位買家收貨後稱瓶子壞了，找到華少售後，華少直接給他寄了兩瓶。但對方表示瓶子還是有問題，要求再賠償，不然就去平台投訴。最後華少不僅自費賠償了六瓶老幹媽，還将1塊錢退給對方。“很多用戶，特别是一些新用戶，他會對明星主播有更高的要求，容忍度也更低。”華少說。

新京報随機調查了261位消費者，其中近一半看過明星直播間的用戶表示“買着放心，相信他們（明星）不會欺騙消費者”，而68%的人則坦言，在明星直播間下單是因為“信任”。

明星的影響力，是其開設直播間最直接的流量、招商轉換；同樣，相應社會責任的背負，以及消費者更大程度的信賴，令其對選品質量的保證也成為存活底線。

朱丹的選品就極為謹慎小心，她甚至會在自己的直播間買品，家裡用的都是直播間要上的産品，“有些東西需要長時間使用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

明星直播間同樣需要配備更強有力的客服。華少起初認為，直播客服應等于品牌客服，直到他在直播間送了一輛地攤車，中獎者想折成現金，通過各種方式找到華少，“很多時候真的說不明白。”包括很多消費者隻認識明星，不認識品牌或者不願意找品牌，因為直接在明星社交媒體下留言就可以達到投訴，抑或是埋怨。直播需要長期、大量面對消費者維權，對明星公衆形象的維護是一場巨大的危機考驗。

這也是銀河衆星近半年加強、擴增運營、質檢、客服團隊的重要原因。想進一步提升流量和銷量，形象維護與口碑建設必不可少，“我們也不希望藝人來這兒直播後對自己的公衆形象有所影響。”莊主坦言。

明星直播團隊

團隊配置

華少起初的直播團隊隻有十幾個人，其中還包括相當一部分電視節目制作的團隊，“一直在組建，招人就沒停過。”而後，華少設立了市場、招商、公關、短視頻運營、客服、副播管理、副播運營培訓等多個專業部門。“團隊是伴随着業績的增長而增加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我預計會在100人左右。”

相較華少獨自成立團隊，大部分藝人還是選擇了與專業直播團隊或MCN公司合作，例如李靜、大左簽約了薇娅所在的謙尋公司。李靜稱，起初直播時公司董事長董海鋒每一場都要看，并快速給出意見。朱丹接觸了大量的直播團隊，最後選擇了一個較為年輕，卻在直播方面具有經驗的團隊。目前朱丹的團隊分為直播間運營、直播間商務和内容運營三個部分。

汪涵、胡兵、黃英等藝人則簽約了MCN公司銀河衆星。公司聯合創始人莊主介紹，銀河衆星搭建了内容、運營、供應鍊、商務、宣傳、流量采買等多個專業部門，從貨品端而言又細分為選品、質檢等團隊。MCN完善的内容制作團隊以及完整的直播團隊，可以極大減輕藝人的壓力，并幫助彌補藝人對直播的不熟悉。“明星本身經紀團隊是不需要有太多直播相關經驗的。”

定位

朱丹在直播初期曾經嘗試過護膚和美妝産品，但生活中很少化妝的她，對于這些品類非常陌生，講解時很辛苦，“甚至産生過不想再播的念頭。”

在朱丹看來，明星直播的産品還是應該貼和本人的定位和生活狀态，否則直播會變成非常辛苦的事。這也是為何她的直播間逐漸變成了“母嬰天地”。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朱丹非常喜歡分享自己的育兒經驗，她也加入了很多的母嬰群、媽媽群，在和寶媽交流過程中，了解到媽媽們的需求，接收到大家對各種産品的反饋，“我的直播團隊同事說當我介紹繪本時，整個人會發光。”

而MCN公司銀河衆星為胡兵直播間打造了“第五空間艙”的專屬IP，貨品主要覆蓋高消費生活場景。莊主表示，由于胡兵的模特身份，在某些領域會比一般藝人更具備專業優勢。例如某個主播在安利一款包時，可能隻會介紹價格更低，但胡兵可以拓展到什麼場合背這個包，以什麼樣的衣服搭配更合适；護膚品他也會更多考慮年齡、皮膚狀态的區别。“不一定貴的就是好的，明星需要對商品更了解，才能輔助消費者真正選到合适的産品。”

選品

華少籌備一場直播，大概需要一周到半個月。公司首先會舉行策劃會，制定下一場直播的主題。主題和主播身份以及即将到來的時令節氣都息息相關。而後，招商部門會挑選合适的品牌，以及旗下合适的産品。待第一輪篩選結束，第二輪的樣品全部寄到公司後，華少便着手參與其中，試用、比價、了解産品，評估是否适合主題，包括售後、客戶評價等，華少都要親自把關每一個流程。

“最痛苦的就是食品和洗發水。”華少笑着調侃道，“因為你不可能一個選品會洗六七次頭發。食品也很麻煩，人的飯量是有限的，每次選品會吃完（那麼多）之後其實（胃裡）都很難受。”但華少還是堅持每個品類都試吃試用，親自把關。緊接着，大量的商品會退回到商家，剩下的一部分入庫，一部分列入備選名單。而最終直播間會出現哪些産品，通常會在第二次選品會上由華少和工作人員一同投票決定。

實際上由于工作密集，大部分藝人在直播前，隻能參與一到兩次的選品，因此大部分産品的試用要交給專門的工作人員。但對于與MCN公司合作的明星而言，“一票否決權”代表着其對直播間的重要把控。銀河衆星的選品就會适配明星直播間的定位，汪涵隻推薦優質國貨，胡兵則是天貓奢品全球主理人。通常選品要曆經為期二十天，近四輪的篩選，才會羅列出初步名單送到藝人手中。緊接着藝人将參與最終的選品環節。“像汪涵老師本人不僅要參與選品，還要提前試用所有我們選出來的産品。在商品審議會上，他會提出自己的使用感受。其次他要求每一期直播間一定要有公益品或助農産品。”莊主透露，藝人參與直播流程會一直延續到售後、銷量及産品評價等環節。

如今，主持人華少的直播間“肥仔華百貨公司”做得風生水起，每逢營業，都能迎來幾千萬消費者簇擁圍觀。不少明星朋友聽聞，也前來華少直播間走穴，順帶讨教經驗。“我會建議他們不要做。”

華少感慨，“如果想走穴，我們可以幫忙，但如果是創業，現在不是最好的時間。來我這兒試試水就行了，自己搞電商直播其實挺累的。”

自2020年明星直播賽道萌芽、激增，至今迅速壯大，有人留下，有人離開。留下的人，不乏日觀看量破百萬，但銷售額卻是無法說的秘密；有些則推掉了戲約和商演，隻為堅守着那幾萬個（粉絲）不穩定的流水……當直播行業的金字塔逐漸趨穩，明星直播不再是“走下神壇”的低價演出，接下來明星主播或将面臨與頭部主播在各大購物節争搶品牌，以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即一段時間内的成交總額，多用于電商行業，一般包含拍下未支付訂單金額）數據一決高下，以及消費者“隻看低價，不看名氣”的殘酷現實。

這條新的事業捷徑，他們究竟還能走多遠？

消費者

無論是導購、網紅還是明星，最後都要站在同一起跑線——産品。消費者大多還是奔着産品去的，誰家優惠力度大，誰的東西當下需要，她就是誰的“粉絲”。

直播間不是飯圈，買的是商品

3月8日“女王節”，是小白（化名）今年第三次選擇在明星直播間下單。起初對明星直播間的“新鮮感”，如今已變得“輕車熟路”。即将成為準媽媽的她，近半年除了堅守着朱丹直播間的“鐵粉”名号，同樣也關注了不少母嬰品牌的素人直播。

“誰價格低，我就買誰的。”在她看來，當直播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主播也早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出身”界限。無論是導購、網紅還是明星，最後都要站在同一起跑線——産品。消費者大多還是奔着産品去的，誰家優惠力度大，誰的東西當下需要，她就是誰的“粉絲”。

消費者對直播間“去明星、網紅化”的态度，在新京報的調查中也可見一斑。新京報記者對261位消費者進行了一項随機調查，約75%的人看過明星直播間，但有近一半不曾為其消費。其中“明星直播間價格不便宜”“明星推薦的産品不喜歡”，是導緻他們不關注的主要原因；下單的人也大多因為“産品恰好是自己需要的”“價格優惠力度大”。而當問及“你是否會因為是明星直播間而下單？”近57%的消費者均予以否認，“還是要根據商品和價格”。當明星“刷臉”帶貨這件事變得稀松平常，好的“産品”成為他們立足數據戰場的唯一武器。

“我身邊看直播間的朋友，都不太關注什麼明星效應。我喜歡朱丹的直播間能科普一些實在的母嬰知識，但如果今天她賣的不是我看上的牌子，或者價格沒其他平台便宜，我照樣去别的地方買。”小白猶記得李湘在2019年剛參與直播的時候，160餘萬粉絲在線觀看，但某件高達四千多塊錢的水貂毛羽絨服卻一件都沒賣出去，“剁手黨都交過不少智商稅，但也是相信産品。直播間不是‘飯圈’，我們買的還是商品，不是明星一笑。”

事故頻出，信賴程度大打折扣

“明星公信力”能否持續，也成為消費者與明星直播間相互選擇的考量因素。近兩年，關于明星刷數據、直播翻車、貨不對版等争議不絕于耳。例如，某明星在一次直播中以一千多元的價格售賣某大牌奢侈品包，但當消費者試圖在第三方平台轉賣時，卻被鑒定為疑似假貨。羅永浩直播售賣某大牌羊毛衫，卻被網友質疑收到做工粗糙的假貨。而後羅永浩也在微博發聲明承認售假，并表示供貨方涉嫌蓄意欺詐，同時聯系購買産品的消費者進行三倍賠付。

“信用危機”成為懸在明星直播間的達摩克利斯劍。在新京報的調查中，近一半關注明星直播間的人都表示，相比李佳琦、薇娅等專業主播，更相信明星不會欺騙消費者；有68%的人表示是因為“信任明星”才下單，但約84%的消費者會在下單前，仔細查看正品保障以及貨品來源，可還是有約18%的人曾經買到假貨。

欣欣（化名）是李佳琦、薇娅直播間的“鑽粉”，今年才開始關注幾位明星的直播間，“他們商品種類更多，平價商品也多。”但與前者幾乎均是“旗艦店”出品不同，欣欣曾在幾個明星直播間裡看到過非“旗艦店”的産品，“專賣店”“工廠店”等字眼，以及比旗艦店便宜過多的價格，讓她對商品質量存疑，“雖然有明星背書，賣家也保證假一賠十，但還是覺得不放心。”她曾經在某明星直播間看到一輛電動車，有消費者留言提問電動車的性能問題，但明星卻含糊地讓大家咨詢商家客服；還有明星在直播間推銷一款加濕器的時候，直接錯誤地倒了茶杯裡的溫水。

在欣欣看來，原本大家都相信明星對羽毛的愛護，但假貨、水貨、刷數據等醜聞頻出，讓消費者對明星直播的信賴程度已經打了折扣，“現在我都不看是不是明星，或者誰觀看量高了。誰的價格合适，誰真心推薦，消費者都能看出來，我們會貨比三家，合适再買。”

明星&MCN公司

真當事業來做，才能存活于此

疫情趨穩，藝人的工作回歸正軌，直播也由臨危受命的主業正式退居二線。不少藝人離開“直播一線”。

2020年10月20日，胡兵在橫店劇組拍戲，直到次日淩晨1點收工。他迅速坐上車，3點抵達位于杭州的直播棚——胡兵“雙十一”狂歡節的主要陣地。來不及休息和補覺，他便開始和工作人員對21日晚“雙十一”定金首日的直播台本，并為10月27日的第二場直播選品，一直持續到早上7點。五個小時的短暫休息後，中午12點胡兵再次現身直播間參與當天的直播彩排，檢查确認燈光、裝潢、台本等一系列細節。直到晚上19點半，直播開始，胡兵從舞台上有儀式感地走到直播位，圍巾、項鍊、包包、服飾日用品等26個産品逐一上架。整場直播持續了近5個半小時。22日零點30分胡兵下播，但工作并沒有結束，來不及卸妝的他，抓緊時間和團隊确認10月27日的直播台本以及11月1日的直播選品。直到22日早7點，他坐車回到橫店繼續拍戲。

随着疫情趨穩，近半年間，藝人的工作回歸正軌，直播也由臨危受命的主業正式退居二線。不少藝人離開“直播一線”，例如陳赫、戚薇、胡海泉等，每月僅保留一至兩場直播；還有一些藝人徹底離開這棵“救命稻草”。

如今很多藝人都是兼職直播，但實際上真正能做下去的人，至少要為這份工作付出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而不是玩票。“做直播，明星一定要當作一份事業，才能長久。”MCN公司銀河衆星聯合創始人莊主說道。“向美好出發”直播間，采用周播形式，一周一次或一個月三到四次，但汪涵會提前為直播預留出足夠的準備時間，“我們會合理規避掉明星排期沖突。但藝人也不是有空才來做，胡兵會主動推掉很多的戲約和演出活動，從而保證直播間品質。”

華少則創立了一家全新的MCN公司，成了電商直播的創業者。“我不是來收割的，我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明星直播。我是電商直播公司的創始人，同樣也是生産工具，我更在乎的是怎麼把每一場做好。”

華少坦言，當風口過去，直播不再是明星生存、曝光、盈利的新機會，其實很多藝人對銷售這件事是不擅長的。“因為大部分藝人的生活狀态、生活邏輯都不一樣，你覺得自己講得很好，不代表大家會買。”而成為創業者，華少看得更長遠，在他的願景中，他希望自己的直播事業至少要做三到四年，未來能通過積累用戶，打出“肥仔華百貨公司”的品牌，開發自己的品牌供應鍊。

如今，李靜也在直播間找到了自己的節奏，并認識了一群生活習慣、消費習慣都與其很接近的粉絲。當粉絲累積到一定程度，很多産品李靜不介紹，粉絲也會買單，他們喜歡聽李靜講更多關于生活态度，關于産品延伸出來的知識。“我希望通過我的直播間，能讓更多人像我一樣精力充沛，有質量地活着。”

直播也已經成為大左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月至少不低于12到15場。”2020年複工後那段時間，他幾乎每天早上4點多起來拍戲，收工後再準備直播，經常忙到夜裡。“2020年是我長這麼大最累的一年。”大左深吸了一口氣說。

經濟學專家

雖有經濟效益，但可持續性不強

明星選擇直播帶貨，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另一個職業，而明星的時間配比畢竟更多是放在影視行業中，很難有精力去投身直播經濟。

很多人認為，明星直播間最大的優勢是“明星效應”以及“表現能力”，但數據證明，明星效應的收益轉化率并不全然理想。根據小葫蘆大數據顯示，3月8日“女王節”某電商平台直播觀看量較高的葉一茜和林依輪，其三十日（2月15日-3月15日）内場均銷售額分别是277萬和504萬元，與薇娅場均1.19億、李佳琦場均8417萬元仍有不小的差距，多位網紅主播也達到了場均1000萬元以上的銷量。

而品牌方對于明星直播間的态度，也處于“聊勝于無”的疲憊之中。據悉，某演員曾在去年直播首秀中帶貨某款化妝水，品牌方托人花了25萬元坑位費。幾十塊錢的商品僅賣出50單，還不算第二天退款的。反觀明星直播間的坑位費卻水漲船高。某MCN公司負責人曾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明星直播間對商家而言不再是稀缺資源，除非是需要所謂“曝光度”或明星背書，如今他們邀請明星直播都會多加考量。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表示，直播經濟領域重要的其實不是流量，而是品質。當前的頭部直播從業者自身都對營銷、帶貨有着深刻的了解，其背後的團隊在選品、議價上也是非常的努力，直播間裡幾小時的直播背後是數天選品、議價、了解的過程。明星選擇直播帶貨，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另一個職業，而明星的時間配比畢竟更多是放在影視行業中，很難有精力去投身直播經濟。至于未來明星直播間能否有經濟效益，盤和林認為還算樂觀，但可持續性并不強。“直播行業還是需要深耕的，而且前期的競争已經結束，現在進入很難吃到初始的發展紅利。”（新京報記者 張赫 張坤玉）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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