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桂娟、史林靜

5月的河南，一輛墨綠色“牧馬人”駛離連霍高速，停在了商丘“歸德府”西南的曠野。離開田野考古三年之後，殷墟考古隊原隊長唐際根再次奔赴田野，這一次，他将和同行們一起，向世紀性考古難題發起挑戰：追尋“先商文化”再探“宋國故城”。

商丘，曆史學家心中的“殷商之源”。作為曆史上有名的黃泛區，洪積層下極有可能掩埋着商人和其祖先的遺迹。

河南商丘宋國故城遺址發掘現場。資料照片

20世紀90年代，一個在中國産生過重大影響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商丘計劃”啟動，來自中美的考古學家齊聚豫東大地，手鏟釋天書，試圖撥開“先商”文化的迷霧。那時，唐際根是聯合考古隊中年輕的一員。

然而10年發掘，尋商未果。當年的考古人，留下難以揮去的心結。唯一讓大家感到欣慰的，是發現了深埋商丘地表10米以下的老南關古城——宋國故城。

微子封宋、宋襄公稱霸春秋、西漢梁孝王平“七國之亂”、趙匡胤任節度使于此後黃袍加身、以及康王趙構登基開啟南宋新紀元等曆史故事都發生在這座古城。然而“老南關古城”是否是商朝第一都“湯所居之亳”呢？

随着現代考古技術發展，中國考古界醞釀多年的商丘考古發掘工作再次啟動，考古人集結豫東大地，開啟“尋商探宋”之旅。被黃河泥沙塵封地下的一個個曆史大事件，是否有望揭開冰山一角？

尋商，一代考古人追夢商丘

1988年10月，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院迎來一位儒雅的學者，身材不算高大，但着裝整齊，雙目炯炯有神。來者張光直，時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

考古研究所的“首腦機關”在大院深處的一間平房，本所人習慣稱之為“北屋”。張光直到達北屋門口，所長徐蘋芳便迎了出來。“寒暄之後，雙方把話題轉向學術。”張光直希望雙方在豫東、魯西南或淮北一帶選擇遺址共同開展田野發掘，尋找早商和先商的遺迹。

這就是考古界常說的“商丘計劃”，項目由張光直發起，旨在探索中國商丘地區早商和先商文明。

為何尋商？

夏商周“三代”标志着中國史前時代的結束和文明時代的開始。而中國考古學中的“商研究”，是學術界最為關注的課題之一。從20世紀20年代的殷墟發掘，到50年代鄭州商城遺址和80年代偃師商城的發掘，再到1999年洹北商城的發現，曆代學者在商王朝研究領域積累了大量野外考古成果。

尤其是安陽殷墟發現後，憑着甲骨文與埋藏在地下的各種文物的共存關系，中國曆史上的商王朝，早已從司馬遷筆下3000多字的《史記·殷本紀》，轉換成了看得見摸得着的青銅器、玉器、陶器。

“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讓我們确信商朝人盤起了頭發、穿上了彩衣、住上了四合院；确信他們以小米為主糧，掌握了複雜的青銅鑄造技術；确信他們有着狂熱的祖靈信仰；确信他們創造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成文文獻。”唐際根說。

每當人們陶醉于商朝人的智慧時，總被一個問題難倒：商王朝人從哪裡來？

“商族的起源問題，幾乎是與商王朝研究同時提出的問題。”唐際根說，“張光直認為隻有先把商文化弄清楚，才能将夏、商、周三代的關系弄清楚，而先商文化來源的研究是當前中國古代史的急務。”

左為中方領隊張長壽，右為美方領隊張光直。資料照片

為何是商丘？

張光直将尋商目光投向商丘，是受了王國維的影響。早年王國維根據文獻記載，認為商族起源地在豫東魯西南地區，提出了商族起源的“東方說”。

根據古籍和近代學者的考證，張光直認為商丘是商王朝滅亡之後，其後裔“續商祀”之地，更是商王朝先公昭明以降11個先公先王的經營地，并确信先商文化都城或聚落也即甲骨文所稱的“大邑商”應在商丘。

“他堅信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最終可以在豫東地區找到與商族起源相關的考古資料。”唐際根說。

為此，一支特殊的考古隊悄悄地組織起來，張光直任美方領隊，中方領隊由徐蘋芳擔任，後改由張長壽接替，隊員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國哈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

考古隊被賦予的使命是“探索中國商丘地區早商和先商文明”。

對此，張光直充滿自信。他想盡快找出“先商文化”的線索，一方面安排地質考古學家進行地質勘探，建立商丘地區的古地貌，一方面委托地球物理學家以地球物理學的手段尋找地下遺迹，最好能找到一座早商的都城。

作為中方考古隊員，1994年3月，唐際根跟随張長壽、高天麟抵達商丘。自此，這批中外考古人在中國商丘的大地上開始了早商文明的探索。

宋國故城，意料之外的成果

受張光直委托，美方隊員荊志淳負責商丘的古地貌研究。他帶着包括洛陽鏟、地質鏟在内的鑽探工具，在商丘大地上打了無數探孔。

1996年5月，荊志淳帶着幾位隊員，照例在商丘縣南的王營、胡樓村附近鑽探。他提醒大家，若發現料礓石一定要告訴他。

為何？

料礓石是黃土中的一種鈣結核，是黃土長期淋濾後鈣物質富集的結果。西漢末年以後，豫東平原受黃河水患困擾，黃河泛濫帶來的沙泥和古地表土結構不一樣，因此也不會有料礓石。

“由于從當年的地表取土，古老的城牆一定含有料礓石。”唐際根說，這可能是找到3000年古遺址最直觀的“指标”。

茫茫豫東平原，找到料礓石談何容易？

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一天，長期跟随荊志淳鑽探的技工突然“内急”，躲到老南關村附近的麥地裡上廁所，無意中撿到了一個土疙瘩，一看是料礓石，考古隊瞬間喜出望外。

大家立即奔向麥地，追随着料礓石的線索開始勘探。

“我在北大讀書時，課本上有兩周時期的齊國故城、魯國故城、趙國故城等，唯獨沒有宋國故城。真沒想到，宋國故城最後會在‘商丘計劃’發現。”唐際根說，自此春秋戰國時期大諸侯國的都城全部都找到了。

宋國故城，平面呈平行四邊形，東牆長2805米，西牆長3010米，北牆長3555米，南牆長3550米，面積為10.5平方公裡。夯土築成的城牆剖面為梯形，有5處城牆缺口。城牆上窄下寬，最寬處有30多米，用黃色土摻拌螺殼、料礓石夯築而成。

基于發現地的“描述性命名”原則，宋國故城被命名為老南關古城。随後發掘與鑽探表明，城牆主體可确定為春秋時期的宋國故城，但城牆下部最早的牆體的年代很可能早到西周甚至更早。參考周邊鹿邑長子口大墓的發現，考古隊員認為這座古城很可能與商王朝末年“微子封宋”有關。

一座城浮出曆史的水面，是人為的邂逅，也是城本身的魅力使然。“對于同時期其他大國如晉、秦、齊、魯、楚、吳、越等，考古學均提供了豐富的地下資料。而長期以來，我們對宋國的了解僅限于《左傳》等文獻，宋國故城以及宋國墓地的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唐際根說。

驚喜還遠不止于此。

唐際根說，由于商丘地處黃泛區，曆史上的古城被大水沖毀再建，呈現出地下古城“新城疊舊城”的現象。“宋國可能隻使用了該座城址的某一個時段。”唐際根說，後續的發掘也證實，老南關古城遺址上層層疊壓着宋國故城、漢代梁園城、隋唐睢陽城、隋唐宋州城、宋代應天府城、明代歸德城等古城，呈現出“新城疊舊城”的地下奇觀。

那，層層洪積層下是否還掩埋着商人及其祖先遺迹？

張光直和張長壽曾在《河南商丘地區殷商文明調查發掘初步報告》一文中寫道：從宋城往上推，一直推到嶽石和龍山文化，在推的過程中也就将早商和先商給擠出來了。如果能找到商城，在商城裡面找到商王朝精美的手工藝術品、青銅器、玉器、基址和祭祖的檔案等重要文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铩羽而歸，“尋商”人抹不去的心結

盡管“商丘計劃”成果豐碩，然而，“尋商”過程并不順利。

曆經10年，并未發現明顯的商文化遺迹。

铩羽而歸，學界對項目成果的評價也褒貶不一。

有學者認為，商丘項目以尋找早商和先商文化為目标，但最終并未發現與鄭州商城所代表的考古學文化相關聯的大型商代遺址，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動。

聯合考古隊并不這麼認為。

“從既定學術目标上說，商丘項目确實未達成目的。但商丘項目的成敗，應該從它對整個考古學科的推動來看待。”唐際根說，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建立了商丘地區商代以前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聯合考古隊以商丘潘廟、虞城馬莊和柘城山台寺三處遺址的發掘為基礎，結合豫東地區其他考古工作成果，建立起商丘地區商代以前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以馬莊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山台寺遺址以及潘廟、馬莊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以潘廟遺址代表的嶽石文化——以早年發掘的孟莊遺址為代表的商文化。

這也是首次清晰列出商代以前豫東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四個階段。不少學者認為，雖然“豫東計劃”并未直接發現大型商代遺址，但豫東商代以前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立，是考察和研究商文化的基礎，為尋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遺址創造條件，也是認識史前中國的重要條件。

唐際根說：“尋找商族起源，不同學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國學大師王國維采用的是‘文獻法’。他通過整理傳下來的各種文獻後認為，商人的先祖最初應居住在商丘一帶。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采用的方法可以概括為‘陶器法’。通過研究安陽殷墟、鄭州商城等可确認的商遺址中出土的陶器，鄒衡發現商朝人普遍使用的陶器是‘以鬲為代表的灰色繩紋陶器’，但商丘地區發現的年代相當于商早期甚至更早的陶器，普遍是以甗為代表的素面或者素面帶刮抹痕的紅褐色陶器。因此他堅信這是兩批不同的人，因而商族人不可能起源于商丘。”

鄒衡的理論在考古學界擁有大批信從者。面對這一說法，張光直提出一個迂回解釋：或許用灰陶者代表的是商王朝的普通人，而用紅褐色陶器的是商王朝的統治者，即商王族人的祖先。“說到底，張光直仍然信奉王國維的結論。”唐際根說。

當年，張光直信念堅定，認為在宋國故城的地層下面，一定掩埋着商代早期的都城南亳城，堅持繼續挖掘。但由于當時各種條件的局限，他主導的“商丘計劃”在本世紀初被擱置了。

2001年，聯合考古隊美方領隊張光直去世。

2020年，聯合考古隊中方領隊張長壽去世。

這一堅持終成遺夢。

集結，再次向世紀性考古難題挑戰

尋商探宋，追夢未已。

“商丘計劃”成了不少考古人的心結，再啟商丘考古項目也成了唐際根心裡的一塊石頭。

2021年5月，考古界再次組建聯合考古隊，挺進商丘大地。此次聯合考古隊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學、河南大學等機構組成，由唐際根出任領隊。這也是繼“商丘計劃”之後，又一豫東大型考古勘探發掘項目。

20年前铩羽而歸。今天，唐際根因何再次重拾夢想？

唐際根說，再次返回商丘，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按文獻和甲骨文記錄，國祚長達550年之久的商王朝由商湯奠基，但商湯建國之前還有14位“先公”，他們對應的曆史稱為“先商”時期。考古界通過鄭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發現，确認了商王朝建國之後的早商、中商和晚商，因而尋找“先商”日益緊迫。其二，他認為早年的“商丘計劃”雖然沒有解決尋找先商文化的問題，但為向這一學術難題發起新一輪挑戰奠定了重要基礎。

唐際根所說的重要基礎，指的是宋國故城的發現。他相信其與“微子封宋”有關，這很可能成為解決先商文化的敲門磚。

“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長子、商纣王的長兄。宋國故城是周初宋微子的封國之都。微子封宋，按文獻說法是‘奉其先祀’，這一說法似乎暗示周初微子所封之地，是其先祖所居。這就為我們尋找商族起源帶來一絲曙光。我們可能通過‘都城法’來追溯先商文化。”

“文獻法、陶器法、都城法，其實可以交互使用。但關鍵是要有田野考古證據。宋國故城的發現，使得‘商族起源商丘’的理論再次出現曙光。眼下要做的，是确認宋國故城的始建年代，以及尋找它與商王朝的關系。”唐際根說，宋國的下面不排除有商代、先商的東西。

“另一個重要目标是探索城内布局，尋找宮殿、宗廟等大型建築遺迹，找到城牆基槽和城内的古地面。”唐際根說，此番考古工作，除了考古發掘以及利用傳統的洛陽鏟、汽車鑽等手段外，還将利用磁力強度、電阻變化、地震波、氡氣濃度、噪聲強度等地球物理勘探技術和精細測年手段，尋找地下遺迹和确立這一地區的古地貌和古環境。

探宋是為了尋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再次發掘不僅是為了揭示春秋時代的宋國故城城址面貌，還希望更古老的商代和可能的先商時期的城址，揭開商丘地區夏商古代文化的神秘面紗。

再次挺進商丘大地，考古隊面臨重重困難。

首先需要面臨的是黃泛區遺迹淤埋深、水位淺等特殊環境。“黃泛區一般挖到6米就進水了，宋國故城3到5米就有地下水位，可這個城埋深埋到11米以下，發掘過程中的降水、排水是個大問題。”唐際根說，降水以後，能否辨認出古代的遺迹，還未可知。

“宋國故城的考古啟動有重要意義，但降水比較難，降水以後還容易塌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志清說，此次考古發掘做好降水排水預案是關鍵。

由于曆史上黃河多次奪淮入海，在黃泛區展開田野工作，考古隊還不得不面對深厚的泥沙沉積。“淤沙層極易塌方，發掘過程中的保護極為重要，要做好抗壓工程，防止坍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說，這将對整個黃泛區考古都有重要參考意義。

除了艱難的田野環境，學術觀點上的博弈也讓“尋商”變得遙不可及。

由于鄒衡的“先商文化”在豫北冀南地區的觀點有諸多考古實物支持，而将目光轉向豫東的商丘地區，無異于“叫闆”了一大批中國學者。

究竟豫東地區是沒有商族起源的考古實物，還是暫時沒有找到這一地區的考古實物？唐際根也不敢斷言。

但他認為無論最終能否找到“先商文化”，通過進一步調查和發掘找出豫東地區完整而細密的古文化序列都是有益的。“隻要序列完整建立起來，商文化和比商王朝更早的先商文化一定會反映到這條完整序列上，下一步任務隻要從中辨識出來。”唐際根說。

在現實和理論挑戰的大背景下，能不能順着宋國這個“藤”摸出商這個“瓜”，一切還未可知。“哪怕是折旗而返，前功盡棄，還是要堅持清理至底，一探究竟。”唐際根說，這大概就是考古的永恒魅力所在吧。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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