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曾經說過:“萬物皆備于我矣。”他認為，世上最可寶貴的東西是内在于每個人自身的，這就是人的道德品質和精神境界。這些精神财富的價值遠遠高于外在于人的物質财富和權力地位。依此價值标準，孟子對他所追求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作了描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氣節，他們決不向權勢低頭，決不無原則地順從。他們立足于仁義禮智，隻向真理和正義低頭。當自信正義在自己手中，哪怕面對千軍萬馬，也毫不退縮，甚至都不會眨一眨眼。反之，如果正義在别人手中，即使他再下賤，也坦然地向他屈服。

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氣”。什麼是“浩然之氣”，孟子自己也感到說不清，但他指出這是一種“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之氣。“浩然之氣”可以理解為受信念指導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種心理狀态或精神境界。這是一股凜然正氣，是對自己行為的正義性的自覺，具有偉大的精神力量。

孟子以為，有了這種“浩然之氣”，就可以說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了。如何實現“大丈夫”這一人格理想呢?他認為主要靠人的内心修養，大緻有以下幾條:

(一)持志養氣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即人的志向，或信念與追求;持志，即堅持崇高的志向。一個人有了志向與追求，他就會有相應的“氣”——精神狀态。所以，孟子要求士人必須“尚志”。志與氣又是密切相聯、互為因果的，“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孟子自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就是“養氣”的方法:一方面是“志于道”，堅定不移;另一方面是行每一件應行之事，也就是“集義”。明道不移，集義既久，浩然之氣就會毫不勉強地自然而生。所以，人的精神境界是靠“養”出來的，是靠一件件平常的善言善行積累起來的，不能通過拔高的方法為之“助長”。

(二)動心忍性也就是意志鍛煉，尤其是要在逆境中得到磨砺。孟子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他以為，人的聰明才智得之于艱苦的磨煉，環境越是惡劣，對人的造就就可能越大。孟子列舉了曆史上如舜、傅說、管仲等有成就者，說明“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的道理。

(三)存心養性雖然人人生來就有仁義禮智的善端，但善端要成為實在的善性善行要靠存養和擴充。孟子以為，存養的障礙來自人的耳目之欲。這些被他稱為“小體”的感官不具備理性，因此易受外物引誘而入歧途。所以，孟子主張寡欲，“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個人欲望很少，那善性雖有所喪失，但也很少;反之，如果一個人欲望很多，那善性雖有保存，但也很少。要真正做到寡欲，就必須發揮人的“大體”——理性思維的作用。

(四)反求諸己也就是“厚于責己”。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當你的行動未得到對方相應的反應時，就應當首先反躬自問，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後對人做得更到家。同時，面對超過自己的人，不能怨恨，也同樣應當反躬自問，從自身找原因，并且“樂取于人以為善”。總之，凡事須嚴于律己，時時反思。“大丈夫”的提出，反映了孟子對人類精神生活的理解和體會。

在曆史上，“大丈夫”曾對我們的民族起過激勵作用，甚至可以說:“懂得了這個詞彙，才可以懂得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精神。”

選自《中國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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