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莫泊桑（1850年——1893年）是法國19世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也是享譽世界的短篇小說大師。他在43年的創作生涯裡，幾乎是在用生命來寫作，最終積勞成疾，早早離開了人世。

莫泊桑一生總共創作了近400篇中短篇小說，以及6部長篇小說，其短篇小說代表了法國文學史上的最高成就。

在這些短篇裡，最著名的無疑是《羊脂球》、《項鍊》、《我的叔叔于勒》、《漂亮朋友》等，這幾個短篇誕生100多年以來，在世界各國産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至今被許多國家的教科書收錄其中。

我國初中語文課本雖然改版了多次，但每次都保留了以上幾個經典短篇，它們的藝術價值早已穿越了時空，慰藉着當代讀者的精神。

優秀的小說因為藝術手法豐富，人物形象生動，語言活潑，結構嚴謹，思想深刻，向來能剖析出多種解讀方式，《我的叔叔于勒》和《羊脂球》等小說，恰恰就是如此。

《羊脂球》描寫了10個人乘坐一輛馬車逃往港口的故事，諷刺了人性的劣根。《我的叔叔于勒》堪稱《羊脂球》的姊妹篇，同樣鞭撻了人性之惡。

因為意識形态的緣故，對于《我的叔叔于勒》，主流的解讀方式無非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篇經典的批判小說，似乎對西方社會“金錢至上”的價值觀諷刺得越辛辣、尖刻，才能凸顯自己的優越和美好。

抛開主流觀點不談，如果用“以人為本”的角度去解讀《我的叔叔于勒》，就會發現不一樣的風景。

莫泊桑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刻畫了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大衆的本相，因為貧窮，所以，他們很世俗，每天勒緊褲腰帶過日子，買東西會斤斤計較，做人很小氣，總是做着天下掉餡餅、一夜暴富的美夢……

小說的叙述手法很獨特，以“我”作為見證者的角色展開叙述，“我”是于勒的侄子若瑟夫。若瑟夫是未成年人，無法看清錯綜複雜的成人世界，隻能采取仰視的姿态來打量，用自己的童心，客觀地把自己的所見所聞陳述出來。

于勒曾經是一個浪子，他跟若瑟夫的父親菲利普是親兄弟，不但敗光了父母留給他的财産，還把哥哥的私人财産揮霍掉一部分，讓菲利普一家人對他深惡痛絕。

後來，菲利普找了一個機會，把于勒送上去美洲的商船，期望他去那裡淘金。從此，于勒變成了一個漂泊不定的遊子。

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家鄉是一個人的根，背井離鄉在外打拼的遊子，都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飛黃騰達以後，帶着成功的榮耀衣錦還鄉，落葉歸根，為自己，為家族争光，同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如果活得不好，甯願在外邊漂着，也不願回到家鄉給自己和家人丢臉，因為“人言可畏”。

于勒恰恰就是這樣的人。

漂泊在外，他跟家裡聯絡的唯一方式就是家書。

他先後給菲利普寫了兩份家書，寫兩封家書的目的截然不同。

第一封家書寫于他剛到美洲不久之際，遵循了遊子們“報喜不報憂”的規則。内容很短，大概說：我在美洲已經安頓下來，并且賺了點錢，希望能夠賠償你（菲利普）的損失。

菲利普收到這封短信後，一下子對弟弟于勒刮目相看，認為弟弟長大了，有了出息，曉得知恩圖報，懂得給家裡排憂解難了，并開始喜歡他。

第二年，于勒又給菲利普寫了一封家書，信中原文為：親愛的菲利普，我給你寫這封信，免得你擔心我的健康。我身體很好。買賣也好。明天我就動身到南美去作長期旅行。也許要好幾年不給你寫信。如果真不給你寫信，你也不必擔心。我發了财就會回哈佛爾的。我希望為期不遠，那時我們就可以一起快活地過日子了。

這封信的信息量很大，字裡行間透露出于勒距離飛黃騰達已經不遠，很快接近成功人士，很快就能榮歸故裡，給菲利普一家人一個大大的驚喜。

第二封家書被看作是“福音書”，被菲利普一家人到處向人顯擺。

可以說，這兩封家書都是“報喜不報憂”，隻有那些常年在外打拼的遊子，才能真正體會到自己對家鄉和親人的複雜情感，也更能明白家書的作用。

因為世俗的社會都喜歡贊美成功者，确切地說，喜歡贊美善于掙錢的人。隻要一個人能掙來大錢，就能“一俊遮百醜”。哪怕他身上有一些惡習，也會被看作是個性。哪怕他長相很醜，也會被看作是天生異相。哪怕他曾經不務正業，也會被看作是浪子回頭。

金錢在世俗社會裡的作用非常大，完全可以讓一個人改頭換面，有尊嚴地活着。

于勒本來在家裡是一無是處的人，家人見了他如同見到瘟疫一樣躲避。然而，當他說自己發了财，家人對他的态度立馬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正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個處世觀念不分國家和種族。

這就是真實的人性，沒有善惡對錯，隻有立場不同。

于勒看清了人性的弱點，因此，他用兩份家書安慰哥哥一家對自己保留希望。與其說是安慰菲利普一家，還不如說于勒是在為自己的飛黃騰達争取時間。

他受夠了别人，乃至親人的白眼和挖苦，他隻有成為有錢人，帶着成功人士的喜悅感回到家鄉，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為自己赢得尊嚴。

于勒幾乎做到了這些，在第一封家書裡他就告訴了菲利普。

小說借助一名船長之口，證實了于勒來信并非謊言。剛到美洲時，于勒做生意确實賺了一些錢，過了一陣體面的生活。

也許是受夠了他人的冷嘲熱諷，于勒決定再賺一些錢再回到家鄉勒阿弗爾。因為他知道，他的成敗與否不僅關系着自己的尊嚴，也關系着整個菲利普家族的榮辱。他必須為他們争光。

于勒帶着沉重的使命砥砺前行，也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不善于做生意的人，也許是他之前花錢大手大腳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很快破産，又回到了一貧如洗的境況。

從第二封家書寄給菲利普之後，10年之内再也沒有聽到于勒的消息。

後來，又是借助一名船長的嘴，說出了于勒的現狀：他是我去年在美洲遇見的一個流浪漢，我把他帶回了國。他好像在勒阿弗爾有些親戚，但他不想去找他們，因為他欠他們錢。

在外漂泊的遊子，總有一個執念：如果不能衣錦還鄉，是沒有臉面回去面對江東父老的，甯願在外邊忍饑挨餓，孤獨終老，也不願回家。

菲利普一家人再次見到于勒時，是10年後的事情了。

他們在一艘船上見到了賣牡蛎的于勒，此時的于勒落魄潦倒，臉上布滿被歲月和生活侵蝕的皺紋，身上髒兮兮的，完全就是一個乞丐的模樣。

而菲利普一家人又一次像見到了瘟神一樣，擔心于勒再次纏上他們，又一次遠遠地躲開了他。

隻留下“我”對這個複雜的成人世界打量又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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