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德爾系統一開始，我們講了一個孔子《論語》中的一個故事，講的是“親親相隐”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的問題，父親或者兒子犯錯了，作為親人是否應該檢舉和揭發他們呢？這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也是一個涉及法律公平公正的問題。包括我們國家在内的很多國家的法律中，都對“親親相隐”在法律層面予以了支持，親人可以拒絕出庭佐證，拒絕指證自己的親人。就像上一期内容中，就像那位拒絕轟炸自己家鄉的法國飛行員一樣，對自己親人的愛和對自己同胞的愛，是值得被尊重。

可能很多人會說，對家庭的忠誠，對家鄉同胞的忠誠，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一種偏袒呢？或者說是一種集體層面的自私呢？桑德爾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在美國南北戰争期間，一位南方的将領羅伯特·李，被林肯總統任命指揮北方軍隊，而這位将領拒絕了。

雖然他反對南方的奴隸制，但是他認為，自己對家鄉的義務要高于對美國聯邦的義務，他在對兒子的一封信中解釋說：我不能下定決心舉起我的雙手，來攻打我的親戚、我的孩子、我的家鄉，隻有在需要保護家鄉的時候，我才會拔出我的利劍。

羅伯特·李面對的不僅僅是一種情感沖突，更是一種道德兩難。一方面他堅決反對奴隸制，一方面他又堅決維護自己的同胞，是做一個旁觀者看起來正确的事，還是做一個自己認為正确的事。桑德爾說，如果我們僅僅對羅伯特·李的困境進行心理學的解讀，那麼我們就丢失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僅同情像羅伯特·李這樣的人，而且我們還敬佩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所做出的選擇，而是因為，他們選擇本身所體現出來的人格品質。

對家庭的熱愛、對同胞的維護，對國家的忠誠，不僅僅是一種情感偏好，還具有重要的道德分量和道德價值。情感會産生同情、憐憫和悲憤之情，而道德品質才可以激發我們産生由衷的敬佩。在我們曆史也有嶽飛精忠報國，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感人故事，這些故事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種情感力量，展現的更多是一種偉大的人格品質。

桑德爾說，我們所敬佩的是一種性情，這種性情将自己的生活環境看成是一種反思性的、情景的存在，并且能夠接受這種環境。我們能意識到它的特殊性，因此能注意到各種不同的主張和更開闊的視野。要具有性格，就要接受自己的各種束縛而生活。這種束縛包括對家人、同胞和國家等共同體的責任和義務。隻有當我們承認忠誠和團結，和其他道德主張一樣具有同等分量的，我們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才能被理解為道德困境。

如果康德和羅爾斯道德觀所關注的是個人選擇本身的自由和獨立，那麼桑德爾認為，我們也要關注，在選擇過程中所體現出的精神和品質，這種精神和品質同樣具有道德價值。我們不能僅僅把“選擇”看成一種權利和自由，不能隻關注“選擇”本身。我們還要看到，做出選擇時所面臨的真實情景，我們不能脫離于真實場景去評價一個選擇的道德價值。

桑德爾指出，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我們不受任何未加選擇的道德紐帶的束縛，要獲得自由，就要成為那個唯一能約束我的義務的創立者，這種道德觀是有缺陷的，因為，身處共同體之中的我們，在任何場景中，都不是一個絕對自由的人。

在康德和羅爾斯看來，權利優先于善，那些界定我們各種義務和權利的公正原則，應該中立于各種良善的生活觀念。康德認為，為了獲得這種道德原則，我們必須抽離與自己各種偶然性的利益和目的。羅爾斯也認為，為了獲得這種道德原則，我們應該擱置各種特殊的目的、情感和各種善的觀念。

但桑德爾認為，這種思考公正的方式和亞裡士多德思考公正的方式是沖突的，簡單來說，康德和羅爾斯認為，應該有一個絕對的道德原則，是優先于其他任何道德原則的，類似于柏拉圖的“理念論”所描述的一樣，理念是高于現實的，是絕對本質和完美的。但是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所秉持的道德觀卻完全相反，公正原則不能，也不應該中立于良善的生活。

亞裡士多德認為，道德本身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于養成好公民、培育好品質。道德原則本身不應該是絕對中立的，也不應該是完全無目的的。道德原則本身應該是和我們的良善生活緊密相關的，是在生活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品質，這種品質能引導人們追求更好的生活。正如桑德爾說，不關注良善的生活，而隻關注絕對的公正，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我們欲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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