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關遺址出土的千秋萬歲瓦當 丹鳳縣博物館/供圖

　　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交通發展實現顯著進步的曆史階段。秦漢交通建設對于此後的交通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西北大學曆史學院教授王子今多年來将秦漢交通史作為其深耕細作的重點研究領域。1984年4月，在西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王子今從西安出發騎行至秦嶺深處大山之中的商南縣，往複考察武關道。他後來又數次與友人對武關道遺迹、傥駱道遺迹、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迹等進行實地考察。以這些考察成果為基礎，王子今與友人合寫了《古武關道棧道遺迹調查簡報》《陝西丹鳳商邑遺址》《子午道秦嶺北段棧道遺迹調查簡報》等文章。他撰寫的《秦漢交通史稿》，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考察秦漢交通史的權威著作。近日，本報記者就秦漢中國的交通這一主題，采訪了王子今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為何将秦漢時代交通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

　　王子今：秦漢史籍中“交通”往往取交往之意。《史記·黥布列傳》：“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說，灌夫“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漢書·江充傳》載，趙太子丹“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奸，吏不能禁”。《禮記·樂記》：“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交通”與“四達”并稱，言交彙通達，無所不至。而陶淵明《桃花源記》所謂“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則更近于今義。今人所謂“交通”，意義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交通，指有意識地完成的人與物的空間位置轉移。廣義的交通則還包括通信等信息傳遞方式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關于“交往”的論述，實際上涉及一般所謂“交通”的更廣層面的社會文化意義。郭沫若1948年的譯本就譯作“交通”。交通除了人員與物資的直接轉運輸送，還應包括社會交往的若幹其他形式。在這一認識的基點上讨論秦漢時期交通發展的現象和規律及其對于社會文化面貌的作用，應當是有意義的。我們基本贊同這樣的意見：交通為諸社會現象生成不可避的必然的手段。換句話說，政治、經濟、宗教、軍事，與其他一切社會現象之成立，當依賴于交通之支持。因此，交通發達當直接影響于上述各方面。由此出發設計的研究路徑，除對當時交通發展的具體形态進行必要的技術層面的考論，進而研究交通的具體的生産機能，分析交通的直接經濟作用之外，對交通的社會功用和文化機能也投注相當多的注意力，對交通發展狀況之于社會文化史進程的影響，交通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希圖有所探索，以增進對曆史的全面認識。

　　秦漢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特别重要的時期。中華民族實現思想文化的真正統一，也始于秦漢時期。交通事業在秦漢時期得到空前的發展。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備的交通運輸系統，成為秦漢王朝存在與發展的強大支柱，為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秦漢交通的主要框架為以後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考察秦漢時期交通發展的狀況，我們看到，在這一時期，溝通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經濟區的交通網已經基本形成；舟車等運輸工具的制作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路橋等交通設施的建設出現新的形式，運輸動力也得到空前規模的開發；交通運輸的組織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完善；連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線已經初步開通；在當時堪稱世界先進的交通條件下，以華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共同創造的統一文化——漢文化已經初步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考察秦文化的特征，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具有某些利于交通發展的傳統因素。您能從考古與史料方面談談您的研究嗎？

　　王子今：秦國交通發展的一個突出例證，是車輛制作技術的進步。中國早期車輛均為單轅。單轅車須系駕二頭或四頭牲畜，雙轅車則可系駕一頭牲畜。陝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BMl03出土兩件牛車模型，牛一牡一牝，兩車車輛形制相同，出土時陶車輪置于牛身後兩側，其間有木質車轅及軸、輿等車具朽痕，可以看到車轅為兩根。這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雙轅車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雙轅車産生的實物資料。雙轅車的出現，體現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進步。兩件牛車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為一牡一牝，還可以說明秦國民間運輸生産資料的普及程度。此外，對于交通道路條件要求甚低的使用輕巧靈便的新車型——獨輪車，很可能也是秦人最早使用。

　　秦國善于“遠攻”，較早創造了大軍團長距離遠征的曆史記錄。秦穆公謀取鄭國，即派遣大軍“徑數國千裡而襲人”。秦軍還曾遠至宋、楚等國境内作戰。秦統一戰争中，調動數以十萬計的大軍連年出擊，無疑也需要憑借強大的運輸力量保證後勤供給。以秦滅楚的戰役為例，秦軍出動兵力達60萬，以秦漢時通例折算，每天士卒口糧就多達66667石，若無法由當地征集，以車載25石計，則需要2667輛運車轉送，如若運程超過4日，則每日軍糧都需萬輛以上的辎重車隊承運。這一數字尚不包括軍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戰事持續長達“歲餘”，軍運數額之巨可以想見。顯然，秦國優越于其他各國的交通條件，是能夠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完成統一的重要因素。

　　由于交通條件比較完備，交通技術比較先進，運輸力量比較雄厚，使得秦國軍隊可以适應長期遠征的艱難條件，不斷得到充足的兵員、物資的補充，因而軍力強盛，百戰不疲。此外，秦國交通的發展，有利于秦人向東西南北全方位地接受和吸取其他地區文化的積極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較為開放的富于進取性的特點，于是“地無四方，民無異國”，“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秦人交通建設的優勢，無疑也是秦國能夠順應曆史大勢，連年東進，在秦始皇一代完成統一大業的基本因素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根據您的考察和研究，秦時期的“南陽南郡道”，是漢代的“武關道”嗎？

　　王子今：秦始皇實現統一之後，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以“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急切需要加強交通以鞏固統一。于是立即緻力于全國交通網的建立，在戰國交通的基礎上，“決通川防，夷去險阻”，經過修整與溝通，将各國道路納入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系統之中。在秦始皇時代，大緻由“南陽南郡道”這樣一些主要交通幹線縱橫交錯，結成了全國陸路交通網的大綱。

　　秦時期的“南陽南郡道”，出武關東南向，經南陽至于南郡，使關中平原與江漢平原得以溝通，又通過水陸交錯的形式“南極吳、楚”，與長江中下遊衡山、會稽地區相聯系。商鞅封地就在這條古道上。戰國時期，這條聯系秦楚的古道發生過很多故事。商鞅經由這條道路出使楚國，張儀以“六百裡”之約詐楚，楚懷王被秦人扣留于武關，都發生在這裡。秦昭襄王時，秦“予楚粟五萬石”，是先秦可以明确運輸量的最大規模的交通行為，車隊規模應當達到了兩千輛運車。藍橋河棧道，當時可能已經應用。學者史念海認為，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歸及三十七年南遊之途也”。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廿八年，今過安陸”的證實。其實，在實現統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遊至郢陳”，很可能也經由此道。也就是說，這條道路秦始皇或許曾三次經行。秦末，劉邦由這條道路先于項羽入關。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即由此道行洛陽。這條大道漢時又稱為“武關道”。由《史記·貨殖列傳》“南陽西通武關”可知，因南陽“成為當時聯絡南北地區的最大商業城市和經濟重心”，這條道路形成交通盛況。

　　《中國社會科學報》：秦漢陸路交通網的形成，對後世交通道路的規劃和建設，有哪些影響？

　　王子今：秦漢時代，重要的交通幹線已通達各主要經濟區，由東向西在彭城、荥陽、長安結成交通樞紐。此外，又有疏密交錯的交通支線結織成網，形成全國規模的交通系統，其中有的支線在曆史演進中又發展為重要的幹線。有些看起來并未形成明确線形結構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發生着重要的作用。秦漢陸路交通網的形成，不僅對于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為後世交通道路的規劃和建設，确定了大緻的格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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