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命題,這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社會理論的胚芽。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實踐,這句話放在今天來講也是不無道理的存在。
大家仔細觀察會發現,今天的社會已在悄然發生變化,婚孕率下降、大齡單身男女比率增多、生活成本增加,很多人會覺得一個人過得剛好合适,結婚顯然已經與車、房、高額彩禮畫上了明顯的等号,是婚姻的必要條件。而且有多少又是結了婚因為沒錢沒有經濟而離婚,買一套房要一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諸如此類的種種社會現象都向我們提出一個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問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到底是誰決定誰?
有人會說中國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代表着中國發展得到了一個突破,還例舉了日本、新加坡等國家。但我想說的是在這一塊我們國家也具有一定的符合國情的必要,人口下降對我國來說顯然是不符合目前的社會形态的。
上層建築并不是我們看得到的實體建築,而是指科技、法律、政治、宗教、藝術等而這些又是由社會意識形态所決定,我們應該試着抛棄我們原本對這個世界的印象,重新審視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在這種“向錢看”的時代裡,束縛了太多太多的社會創造力,科技發展也似乎到了一個瓶頸期。過去幾十年靠房地産拉動了中國經濟,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但是這終将過去,在大環境整體受限的條件下,尋找新的杠杆支點已是迫在眉睫。而科技發展必然需要的是科技人才,人才又很容易被現在的社會形态所埋沒,因為他們也在一生被迫追求車房而沒有将天賦用在得道之處,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上層建築在反作用經濟基礎。
在當今的新時代,我們依然需要做好一場革命性的鬥争,那就是以上層建築為中心,對目前的經濟基礎進行變更,讓經濟基礎充分為上層建築服務,充分展現他們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否則,當沒有經濟利益或者經濟利益太小時,經濟基礎就會決定上層建築發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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