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談古論金發布的《面對襲殺獨眼戰神僅以身免：上源驿之變與五代兩大軍事集團的決裂》寫到發生在中和四年（884）的『上源驿之變』，也就是李克用班師過汴之時朱溫陰謀襲殺李克用未成的這一事件，正如前文所述，這一事件成為了造成黃河南北兩大軍事集團的決裂的導火線，從此雙方龍争虎鬥了40年之久。

話說李克用與朱溫的梁子這就算是結下了，就像火藥桶一樣一點就炸，而還真有人來點——先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僞造了朝廷讓自己誅殺李克用的假诏書給李克用看，還告訴他這是朱溫的陰謀，對朱溫本就怒火沖天的李克用信以為真，新仇舊恨湧上心頭，8次上表請求讨伐朱溫，唐僖宗不同意，李克用就連唐僖宗也恨上了，引兵攻打長安，燒殺劫掠，把唐僖宗都給趕跑了；後來唐僖宗的弟弟唐昭宗繼位，接受朱溫賄賂的宰相張浚認為逼得先帝颠沛流離的李克用罪該萬死，必須讨伐，唐昭宗不得不派出張浚率軍讨伐李克用，結果被李克用打得大敗。

唐僖宗唐昭宗時期朝廷權威一直受到包括李克用在内的節度使挑釁。

總之，因為『上源驿之變』的舊怨，反正不管朱溫具體有沒有陰謀，李克用一概認定朱溫就是千方百計要害自己。

李克用認知的準确性當然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他不是『被迫害妄想』，因為說到底，李克用軍隊與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等各方勢力的作戰，不但敵人背後有朱溫的合縱連橫與影影綽綽的支持，而且在魏博軍之危被解，周德威、李嗣昭之敗中，朱溫的軍隊都直接走上前台與李克用部展開苦戰。

為了對付以朱溫為首的敵人們，李克用非常注重自己武裝集團的内部建設，這就來到了本文的主題。

李克用與他的十三太保在後世脍炙人口，所謂『十三太保』，就是李克用的十三位兒子（除一個親子外均為義兒假子），也是他部下的重要将領。這一賜姓義兒的制度并不是從李克用開始，事實上自隋末以來，這一方式就史不絕書，安祿山、李希烈都曾經以不同形态采用過，唐末執掌兵權的宦官也『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然而，李克用在他的時代主動選擇這一制度，有其特殊的原因，也有着特殊的性質。

『十三太保』，就是李克用的十三位兒子，也是他部下的重要将領。

李克用陣營中人在初期大多數出身在雲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代州（今山西省忻州市代縣）一帶，但是他逐漸沖破了地區與種族的界限，創造出一系列結合各地武勇豪傑之士的組合拳，吸收容納了出身各個方面的優秀軍官，用賜姓收為義兒的辦法組成了大名鼎鼎的『義兒軍』。

李克用的義兒假子據不完全統計，陸陸續續有百餘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的十三太保，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些李克用義兒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邵氏電影《十三太保》中姜大衛飾演的李存孝

通常認為十三太保包括李嗣源（867—933）、李嗣昭（？—922）、李存勖（885—926）、李存信（862—902）、李存進（？—922）、李嗣本（872—916）、李嗣恩（？—918）、李存璋（？—922）、李存審（862—924）、李存賢（860—924）、史敬思（？—884）、康君立（847—894）、李存孝（858—894）等人，考察他們的生年，我們不難發現，相比于出生于856年的李克用本人，很多義兒隻比他小十來歲，有的隻小幾歲，甚至還有比李克用年齡大的（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康君立不是李克用義兒）；相比于出生于885年的李克用親子李存勖，義兒們都比他大十幾歲以至于二十幾歲。

很明顯，因為李克用與朱溫存在着激烈的軍事競争，其親子們還年幼，李克用采取賜姓收養義兒這一方式的目的與意圖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與潛在的優秀軍事人才建立拟制的血親關系，從而最大程度地鞏固自己的軍事集團。

《畫江湖之不良人》系列中的李克用，原型即為曆史上的李克用。

李克用的這一做法确實收效巨大。上述十三太保中，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進、李存璋、李存賢、李存審在包括《武皇紀》、《莊宗紀》、《明宗紀》、《義兒傳》等在内的五代有關史傳中有着相對獨立的記叙——康君立、史敬思不在《義兒傳》中，有觀點據此認為他們不是李克用義兒——根據史書的記載，李克用集團的大将中除了周德威之外，其他人基本上無法與這些具有義兒身份的将領相比，這些『一時雄傑虣武之士』或在戰争中擔負最為艱巨的作戰任務，或者獨當一面擔任重要藩鎮的節度使，基本上都受到李克用的信任重用，賦予了舉足輕重的事權。

北宋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義兒傳》中這麼總結評價李克用義兒制度的得失：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說得非常恰當準确，義兒制度具有很大的優勢。具體來說，義兒制度這種拟制的血親關系，其最大的優點是就是打破了之前以地域作為單位的藩鎮小股職業軍人集團，而構建起了靈活機動的職業軍人集團——也就是說，中唐以後藩鎮的牙将牙兵往往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故土，主帥或他人強制行之往往會激起變亂，而李克用的義兒各自統屬的牙兵卻是靈活機動的職業軍人集團，在義兒受命出征或者屯駐藩鎮的時候，這些牙兵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如果配合其他的輔助軍隊，牙兵能夠産生武裝核心力量的作用，帶動其他輔助軍隊發揮軍事上的巨大作用。

『及其亡也，亦由焉』說的則是義兒制度存在的缺陷，這有幾個方面：一方面，義兒人數衆多，負責軍事行動的義兒同樣人數衆多，他們之間的惡性競争會造成内讧彼此抵消實力最終影響李克用集團的整體實力，比如李存孝與李存信之間關系惡化最終導緻逼反李存孝使得其落到車裂的下場（包括李克用本想借諸将說情赦免李存孝而妒忌他的諸将無人說情）；另一方面，随着時間的推移，義兒的下一輩與自己叔伯輩乃至同輩之間關系逐漸疏遠，隔膜沖突的現象在所難免，比如李嗣昭次子李繼韬與後唐莊宗李存勖之間的尖銳矛盾，李存進之子李漢韶與後唐末帝李從珂之間的尖銳矛盾，都發展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北宋歐陽修組織編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大量運用春秋筆法。

總體上看，李克用的義兒制度的優勢遠遠大于其存在的缺陷，歐陽修在《新五代史·義兒傳》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比較全面得評判了這個制度的利弊得失，但是站在一個儒家學者的立場，他又對義兒制度痛心疾首，感慨道：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幹戈起于骨肉，異類合為父子。

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

其實，這隻是講究春秋筆法的歐陽修在他的時代，已經無法理解出自沙陀遊牧傳統的軍事兄弟會形式的制度内核——被認作義兒假子不是羞辱，而是對勇武之士的褒獎與培養。

然而，李克用之後，曾經得以廣泛實施的義兒制度就不再見于史冊。這是因為一方面義兒制度的實施者需要具備李克用這樣的相對開放的心态與相對公正的态度；另一方面大部分的義兒畢竟需要從少年時代就開始培養，也就是說制度的實施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儲備。而五代中原王朝的君主在位時間都比較短，又顧忌義兒的勢力威脅自己親生的嫡系後代，因此此後的義兒隻有一些零星的記載，不成規模氣候。

李克用臨終以三支箭遺命李存勖要消滅劉仁恭、朱梁與契丹。

後唐莊宗李存勖在位隻有3年多時間，他本人年紀也較輕，因此他雖然大肆賜姓，但是賜姓的對象都是這時早已成名的大将，比如李紹真（霍彥威）、李紹英（房知溫）、李紹奇（夏魯奇）等人，明宗李嗣源即位之後沒有多久，這些将領都紛紛改回原來的姓名，可見僅僅通過賜姓方式建立起來的精神獎勵關系與李克用賜姓認為義兒的拟制血親關系其緊密牢固的程度可以說有着霄壤之别。

然而，李存勖也有着比父親李克用做得更加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視野超越了李克用時代為主的河東集團，廣泛吸納河北人士，使得其麾下的武裝集團擴大為河東河北集團。

魏博藩鎮的主力銀槍效節軍、後周太祖郭威、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都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

後唐開國的同光元年（923）也就是梁晉将近40年龍争虎鬥結束的那年，後唐莊宗李存勖本人39歲，後唐明宗李嗣源57歲，後唐末帝李從珂39歲，後晉高祖石敬瑭32歲，後漢高祖劉知遠29歲，後周太祖郭威20歲，而根據曆史記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開國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以及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唐末帝李從珂都親自參加過河東河北集團與河南集團之間的戰争，為打敗後梁立過或大或小的功勳。

李存勖、李嗣源、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郭威都參加過建立後唐的戰争。

從相貌看就可知後晉高祖石敬瑭是河東沙陀人。

從相貌看也可知後漢高祖劉知遠是河東沙陀人。

後周太祖郭威則是河北漢人。

後梁之後五代中原王朝的更叠，主要就是河東河北集團内部領導權的争奪，因此即便改朝換代，也隻有極少數人受到影響，大部分的武臣武将都會按照不成為的慣例繼續留用。據不完全統計，連續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與北宋任職的武臣有高懷德、符彥卿、王彥升等20人，加上在後唐還沒有官身的王彥超等人，這個數目有24人之多；而曆任後唐、後晉、後漢、後周4朝的有高行周等27人；曆任後晉、後漢、後周、北宋的有31人——既然皇位的更叠并不影響整個河東河北集團的存續與利益，同樣為歐陽修痛心疾首的『五代無全臣』、『其仕不及于二代者』絕無僅有、寥若晨星其實從根本上也無從說起。

後周時期皇帝寶座轉到河北漢人這裡，我們在史書上看不出這種轉移在種族上有何矛盾。

由此可見，從李克用實施義兒制度開始，河東武裝集團就有着超越地域派系的相對開放的姿态，使得唐朝藩鎮将士安土重遷的狀态有了根本的改變，以義兒假子結合河東豪傑，彙聚『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形成強大的軍事力量；而經過李存勖等人的進一步努力，河東武裝集團通過吸納河北武勇之士擴展成為河東河北武裝集團，打敗了以後梁為代表的河南武裝集團。黃河以北的職業軍人集團取後梁而代之，成為從後唐開始，曆經後晉、後漢、後周以至于北宋時期的核心統治階層，所謂『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本身說明血緣不是這個職業軍人集團的第一考量，這一風尚與習慣追根溯源也與李克用的義兒制度有關。

後人多論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長于軍事而短于政治，然而從上述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出于同一個軍事集團這一點來看，『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當初根據形勢而設計的發展壯大自身集團的策略，在很大意義上，稱得上具有深謀遠慮的前瞻性。

至于莊宗李存勖死于亂軍之中以後，李克用一系子孫失去了天下，這是許多客觀環境與偶然因素作用的結果，不足為制度設計之病，而明宗李嗣源獲得皇位後改朝換代并非難事，卻還對李克用、李存勖保持一份香火之情與大義名分上的認可，實在堪稱義兒制度形成的拟制血親關系持續發生的效用，也說明李克用制度設計的高明程度，并不能低估與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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