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卡梅隆導演的經典電影《泰坦尼克号》中，傑克與露絲的浪漫愛情故事蕩氣回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場二十世紀最大的海難中，竟還有六名中國幸存者。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沒後，幸存者被送至紐約港口。其他人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隻有這六個中國人的經曆被刻意抹去，甚至，他們的求生經曆還被诋毀報道。此後的一百多年，泰坦尼克号相關的記載中幾乎不見六人的蹤影，世人也從未得知他們獲救後的去向。

幸運的是，現今，這六位幸存者通過紀錄片的方式被提及和憶念。經過長達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時的調研工作，紀錄電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以下簡稱《六人》）試圖還原一段缺席的曆史，為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國幸存者“正名”。影片将于4月16日（本周五）上映，由詹姆斯·卡梅隆監制，羅飛導演，首席研究員施萬克講述，主創團隊希望借由此片告知世人“泰坦尼克号留下來的不應當僅僅是愛情，還有六個被抹去的中國幸存者”。

電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中國幸存者片段

露絲獲救靈感來源于最後被救的中國幸存者

作為紀錄片《六人》的監制，卡梅隆在日前的影片首映式上專程發來了視頻，他透露說電影《泰坦尼克号》中，露絲趴在門闆上等待營救的創作靈感，就來自于現實中被救起的最後一位幸存者——中國人FangLang（方森，也叫方榮山）的故事。

而且詹姆斯·卡梅隆還在《泰坦尼克号》中，拍攝了中國幸存者的這一情節，隻是在1997年上映時被剪掉了。2012年“泰坦尼克号”海難百年，3D增補版上映時，這個鏡頭得以被恢複。

據考證，泰坦尼克号上共有八位中國人，六人僥幸生還，其中一人搭上了一艘救生艇，另外四人找到了客輪右舷最後一艘破損的救生艇逃生，而FangLang抱着一塊門闆漂浮支撐了四五個小時被14号救生艇救起，他是泰坦尼克号上最後一位獲救的人。

六位幸存者中，FangLang的資料也是最多的，在當時多位幸存者的叙述中，都提到了這位FangLang，有記載說他在被凍得失去意識前，浮在門闆上，并把自己綁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一片殘骸上，被發現救了上來。二等艙幸存者夏洛特·科列曾回憶說，他們看到海中漂浮的FangLang時：“我們都以為他死了。我們朝他大喊，但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在救生艇指揮官羅威與乘客們把FangLang拖上船後，五分鐘内他就恢複了體力。後來，14号救生艇決定返回救人時，由于FangLang做過船員，看到有人不會劃船，就自告奮勇幫忙劃船。“他見身旁的水手累到劃不動槳了，就主動把水手推開拿起槳劃起來，像個英雄一般，直到我們被大船救起。”羅威也說：“……如果我還有機會搜救的話，像他這樣的人我願意再救上六次。他像個英雄。”電影《泰坦尼克号》中，将露絲救上船的軍官原型人物正是這位哈羅德·羅威，他是沉船泰坦尼克号上的五副。

詹姆斯·卡梅隆對《六人》調研團隊、制作團隊獻上敬意：“長達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時的調研工作，這是一部我深感榮幸參與其中的影片！”卡梅隆希望觀衆和他一樣，在看完《六人》後，為泰坦尼克号上不為人知的中國故事而感動：“《泰坦尼克号》應該也是中國人的故事。”

提及何以邀請到詹姆斯·卡梅隆擔任影片監制，導演羅飛透露，起初困難重重，他們不知如何才能與卡梅隆取得聯系，後來多方輾轉和卡梅隆的律師團隊及經紀團隊聯系，給他們發了郵件，結果一位律師看到電子郵件後告訴了卡梅隆。卡梅隆導演當時表示，自己很早就關注關于中國幸存者的故事，對這部紀錄電影懷有濃厚興趣，他邀請羅飛團隊面談。

随後的合作就變得簡單多了，卡梅隆對《六人》提供了無償幫助，他聯系了電影《泰坦尼克号》的版權方，幫助他們得到了在紀錄片中使用影片片段的授權，做完這些後，還問羅飛：“還有什麼我能幫助到你嗎？”導演羅飛說：“團隊預算有限，如果沒有卡梅隆導演的幫助，這些電影片段的版權就是天價。”

《六人》的調查工作從一張三等艙船票開始

《六人》的導演羅飛(ArthurJones)是英國人，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的他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曾拍過紀錄片《海神号事件》《陽關三疊》《高考2020》之《高考前,我發燒了》等。

羅飛講述說，計劃拍攝《六人》是在2015年年初，當時剛拍完一部紀錄片，老搭檔施萬克提議，拍一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國幸存者的故事，羅飛當時還很好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國人嗎？”後來他跟住在上海的朋友們聊天，發現他們也從未聽說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國幸存者的事。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就撞到海中冰山，2小時40分鐘後沉沒，1502人葬身海底，700多人生還，這些幸存者留下很多故事，他們的後代會經常驕傲地講述家中長輩曾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而六位中國幸存者卻在獲救後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讓羅飛感到好奇。《六人》首席研究員施萬克也說自己拍攝這部紀錄電影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他的700多個幸存者都有後代很驕傲地講他們的故事，唯獨這六個中國人沒有後代提起過他們的故事。”

《六人》的拍攝難在資料調查上，因為能找到的資料太少，主創和研究人員就像是探案，需要利用一切可用的蛛絲馬迹以尋找結果。

施萬克透露，他們的調查工作是從一張船票開始的。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了有關泰坦尼克号的親曆者（包括遇難者和幸存者）的曆史資料。當年泰坦尼克号船東白星公司的老闆布魯斯·伊斯要求登記每位上船的乘客，所以今天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可以查到這八位中國乘客的基本情況：他們都是男性，年齡在24歲至37歲之間，職業都是海員。

這八個人的名字出現在一張三等艙船票上，這八位中國人登上泰坦尼克号，原本是計劃去紐約後，再去另外一條船上打工。當時華人在外國輪船上都是幹最髒最累環境最差的活——鍋爐工。整天為鍋爐加煤燒火，住在鍋爐房的煤堆旁，艙内溫度在60攝氏度以上，每天工作14個小時。為了節省成本，當時船務公司喜歡招華人船員，一張三等艙船票，票價56英鎊9先令11便士，可供八人使用，工資隻有同樣工作的白人船員的五分之一。

船票上隻是簡單的八個英文拼寫的名字，但是《六人》的研究團隊卻在每個名字上要聯想出很多名字，因為有的名字可能是音譯，有的可能就是小名，例如“阿林”，還有的人可能因為筆迹不清，導緻名字出現幾種可能。

這簡單的八個名字，讓研究人員猜測出了幾十個名字，對于中文名如何寫，更是多種猜測。研究人員依據這些可能的名字進行大量的調查，他們還上網查找所有關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國人的資料，在各種論壇上“尋人”。施萬克說：“我們希望能找到這些中國人的後代，因為其他700多位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國遊客都有後代，他們都能很驕傲地說出來：‘這就是我們家裡人的故事’，但隻有這六個中國幸存者沒有人說過：那是我爺爺，那是我爸爸……”

後來，在一個論壇的帖子下面，他們看到一個回複說他是一位中國幸存者的後代，研究人員想與這位發帖者聯系，卻發現這個ID已經不再使用，研究人員就根據這個人的ID，猜想了各種可能的郵件名稱，發郵件過去，幸運的是，在衆多發出的郵件中，他們居然得到了回複，被告知他是FangLang的後代，由此揭開了《六人》第一位後人的神秘面紗。

為了探訪這六名幸存中國人的故事，《六人》攝制組的十幾名成員在四年多的時間調查走訪了中國北京、台山、香港，英國倫敦、南安普敦、布裡斯多、利物浦，美國舊金山、芝加哥、簡斯維爾、紐約，加拿大多倫多、劍橋、哈利法克斯等20多個城市，查閱了大量的報紙資料，走訪了許多檔案館和資料館。制片人羅彤講述說，當時劇組結束了台山海邊最後一幕的拍攝，整理素材時發現很重要的素材卡丢失，拍攝團隊回到海灘，大海撈針一樣尋找小小的素材卡，結果高度近視的導演在一個被沙灘掩埋的小小的樹葉下面找到了這個素材卡，這種“冥冥中的注定”，更加堅定了制作團隊要将這段塵封了百年的曆史向更多觀衆展現。

中國幸存者曾被扣上“貪生怕死、懦夫、偷渡客”的帽子

這六位中國幸存者，獲救後被送至紐約，随後不到24小時内被驅逐出美國，他們乘坐“Annetta”号調頭返回大西洋，向南駛往古巴，從此在曆史上消失了。二十世紀最大的海難對他們來說隻是人生的一道小坎坷，他們在經曆了如此的颠簸後，非但沒有受到應得的禮遇，還被西方媒體污名化報道，在之後的百年間颠沛流離，隐姓埋名地度過餘生。各種“貪生怕死、懦夫、偷渡客”的帽子被扣在他們頭上，還被杜撰成了“中國人不守規矩、狡猾、狡詐”的證據。

《六人》監制詹姆斯·卡梅隆道出了六位中國幸存者遭遇的不公：“他們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當時的美國不再向中國人開放，這種排斥隻針對中國人，這些被長期利用的中國廉價勞動力要被美國驅逐出去。”六位中國幸存者的遭遇，正是美國在1882年至1943年實行的不公正的《排華法案》的縮影。

六位中國幸存者劫後生還，可是迎接他們的卻是各種抹黑，有說他們假扮成女人，上了救生艇，有說他們是從甲闆跳進救生艇裡去的，還踩傷了艇中的女乘客。還有說法是其他乘客都非常“紳士”，讓老人、女人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而這些中國人卻不顧這些，搶先上了救生艇并藏在座位下面……在當時種族歧視的背景下，這些中國人的幸存，并非是機智或者幸運，而是依靠種種手段。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中國青年不顧婦女兒童的自私自利。

在這種污蔑之下，國内的《申報》在1912年4月22日也登載：“有華人六名，潛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諸艇升至卡帕西亞号後，始經人尋出。内有二人因搭客疊坐其上，壓爛而斃。”《申報》是英國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盡管1909年已賣給該報華人買辦席子佩，但一份報紙幾十年形成的傳統不會因創辦者離去而立即中斷。該報接連數日對海難的“同步”報道多采用船上英國人的故事及英國人的視角。

為六位中國幸存者正名

然而，在一百年後，真相終于被揭曉，泰坦尼克号的700多名幸存者中，頭等艙生還率62.2％，二等艙生還率41.5％，三等艙生還率25.2％，等級制度一目了然，而且這些幸存者中，男子占了一半，英美男子又占了其中一大半；最早離開泰坦尼克号的七隻救生艇裡，幾乎全是頭等艙的男女乘客，且大多空了一半座位。

《六人》的調查也證實，這六個中國人得以生還，是靠他們自己的堅韌和幸運。八名中國人，六位幸存者，這麼高的生還率，也成為當時西方媒體抹黑的一個原因。《六人》的研究顯示，這些中國人都是漁民出身，水性好，加上從事鍋爐工這種苦活累活，他們的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當然要比船上的達官顯貴要好很多。此外，當時這幾位中國人正在靠近船頭的位置，這個位置給了他們最先看到災情的機會，也給了他們施展自己技能逃生的機會。

至于被說成是假扮女人，導演羅飛認為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體型小，且留着辮子，在當時慌亂的情況下，有可能會讓一些白人誤解。

而那些“不顧老人女人以及偷偷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等指控，則更是無中生有。《六人》劇組做了一個實驗，還原當時救生艇上的情況，結果發現中國人登上的是最後幾艘救生艇，和之前的救生艇不同，這幾艘船是在船頭船尾懸挂的小型簡易救生艇，座位有的是用紙盒子疊成的，所以不存在他們可以躲進底下的情況。因此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這六名中國幸存者是通過打扮成女子和躲在座位底下蒙混獲救的。而且調查發現，救生艇上還有空位，但當時救生艇周圍并沒有婦女或者孩子等着上船。

導演羅飛表示，據他們調查的證據顯示，這六名中國幸存者當年應該是和其他一些男乘客一起，在頂層甲闆等婦女和兒童先乘救生艇離開後，才登上最後一艘有座位的救生艇。施萬克也說，這六位中國幸存者的故事，展現的是勇氣和智慧，不是懦夫行為，這六位中國幸存者理應和其他幸存者一樣被記錄、被流傳。

一百多年來，關于六位中國幸存者的這段曆史不曾被提及，但人們卻不該忘記，這不僅是六名中國幸存者的遭遇，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這些問題依舊值得人們正視和反思。

令人遺憾的是，這六位幸存者留下的資料并不多，大部分後代對他們的父輩經曆都所知甚少，對此，羅飛導演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非常内斂，對于經曆了泰坦尼克号海難，他們不覺得是什麼大事件，值得向家人大講特講；二是他們會覺得，自己活了下來，而夥伴卻去世了，“這件事情不值得炫耀。”

但令人欣慰的是，盡管這六名中國人作為第一代移民，一生中經曆苦難颠沛流離，但是劇組聯系上的他們的後代，大多數人已經過上了平靜幸福的生活。羅飛說：“我們找到了其中一些人的後代，他們特别歡迎我們來确認他們先輩的身份，為他們正名。”而在影片的尾聲，五副羅威的後代與FangLang的後人相見，100多年的時光，在這一刻，終于沒有縫隙地拼合到了一起。

羅飛導演說，紀錄電影《六人》在現實中并沒有結尾，“這隻是開始，希望這部紀錄片能引起更多人對泰坦尼克号、對那段曆史和有關人士的關注。”

供圖/子漪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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