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作為我國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名聲之大超過了一般帝王，商鞅變法作為一個重大曆史事件，曆來受到人們的熱議。那麼，商鞅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有人說他是一位推動了曆史發展的偉大改革家；又有人說他為人刻薄寡恩，好刑名法術之學，是一個酷吏。其實，商鞅并非隻懂刑名法術，隻是他一生的功業表現在了為秦國變法圖強上，因此曆史給他貼上了“法家”的标簽。商鞅早年間是魏國公叔痤的門人，深受魏國西河學派的影響，身上也有儒家的文化基因，問題是商鞅以成功為目的，他要的是名爵，那就必須拿出讓君王滿意的東西來。有史料記載，商鞅為了找工作，準備了三套方案去秦國參加面試，他托了一個叫景監的宦官幫忙引薦，得到了面見秦孝公的機會。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談的是帝道，所謂帝道，就是三皇五帝之道，可見商鞅立意頗高，想輔佐秦孝公成為堯舜這樣的聖君，可是孝公認為人生苦短，建功立業需争朝夕，實行帝道見效太慢，寡人等不了；商鞅第二次見秦孝公，談的是王道，所謂王道，就是夏禹、商湯、周文之道，孝公聽了仍然覺得不滿意，認為不合時宜，況且寡人要享樂，不喜歡仁義道德這一套說教；商鞅第三次見秦孝公，談的是霸道，所謂霸道，就是齊桓晉文之事，孝公聽了大悅，同時跟商鞅約時間再詳談一次。商鞅出來後感歎道：“唉！我雖然可以幫助秦富國強兵進而實現稱霸之志，但是離王道越來越遠了，達不到理想的治國境界啊！”

變法之争

商鞅面試成功後，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變法活動拉開了序幕，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守舊派與商鞅圍繞着“要不要變法”展開了論戰。甘龍說：“聖人不易名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老實講，甘龍等人的觀點也有道理。商鞅反駁說：“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在論戰中，商鞅占據上風，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這場注定要載入史冊的改革運動正式展開，分三個波次逐步推進。商鞅變法的重點，是以法令來保障加強中央集權，移風易俗，重農抑商，打造國家戰争機器。具體内容是：廢分封、行郡縣，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制分家，規定一個家庭不能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廢井田、開阡陌，發展以小家庭為生産單位的農業經濟；按軍功授爵，廢除世卿世祿制，提高人們的戰鬥積極性。

應該說，商鞅的變法具有時代進步意義，尤其是廢井田、開阡陌，鼓勵墾荒的經濟政策，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适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對後世影響深遠，甚至可以說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另外，“法律公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法治”原則的确立，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事實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太子嬴驷犯了法，也隻是處罰了太子的“師”跟“傅”，于太子本人毫發無損。

上面我們談了商鞅變法的利，接下來我們再談一談商鞅之法的弊。商鞅變法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急于求成，隻強調法律的權威，而忽略了文化建設，或者說是有意而為之，商鞅燔詩書以明法令，大搞愚民政策，認為老百姓隻有傻乎乎的，沒有思想，才好管理，就會像動物一樣順從，被驅使。在商鞅的制度設計裡，國家除了國君以及幫助國君管理老百姓的臣僚之外，隻允許兩類人存在，一類是農民，負責給養，另一類是士兵，負責征戰，沒有一幫文人在那裡搬弄是非，江山就會永固。秦的法律是出了名的嚴酷，輕罪重刑，鼓勵告奸，大興連坐，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制造冤假錯案，人民一旦被捕，便沒有辯護的權利，就連商鞅自己最後也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不得不無奈地感歎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如果道德建設跟不上，一味地講求嚴刑峻法，久而久之會使社會彌漫一股暴戾之氣，導緻人心叵測，就連偉大的秦始皇後來也被奸人所圖，秦朝最終落得個二世而亡的結果，令人唏噓。秦本是一個偉大的王朝，但是卻成了反面教材，時時警示着後來者：法律應當嚴明，但是不能嚴酷，更不能嚴苛，苛法乃為政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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