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攝像頭有什麼用?姚華松随着各種網絡覆蓋城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農村老家安裝攝像頭，主要目的是可以實時觀察與監控留守老人的身體狀況，萬一發現不對勁的，我們可以及時應對不像從前，子女們對老人的狀況知曉得并不多，因為不少老人的心态是報喜不報憂，不想讓子女擔心，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住宿攝像頭有什麼用?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住宿攝像頭有什麼用

姚華松

随着各種網絡覆蓋城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農村老家安裝攝像頭，主要目的是可以實時觀察與監控留守老人的身體狀況，萬一發現不對勁的，我們可以及時應對。不像從前，子女們對老人的狀況知曉得并不多，因為不少老人的心态是報喜不報憂，不想讓子女擔心。

這不，國慶假期返穗後，我第一時間購買了兩個攝像頭，寄回家裡，聯系上門安裝。安裝完畢，我高興極了，甚至有點興奮，我可以随時随地看到老家的情況：爸媽在幹什麼，午餐有幾個菜，晚餐我爸有沒有喝一點酒，雞有沒有進堂屋裡拉屎，鳥有沒有偷吃谷子，野貓有沒有進我家的雞窩，我都盡收眼底。

每當爸媽經過的時候，我就會找個相對安靜地地兒隔着攝像頭和他們聊上幾句，我真實感受到了高科技産品對于滿足我鄉愁的重要作用，一個小小的攝像頭，讓在廣東廣州的我和在湖北黃岡的爸媽實現了無縫連接，極大便利了我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

但沒過幾天，我發現了一些不對勁的地方。

攝像頭一定程度幹擾了爸媽的正常生活。從前，我媽早上起床後都會在院子裡梳半小時的頭，穿着也相對随意；現在，媽媽不太會蓬頭垢面地出現在院子裡，衣着也相對正式一些。

上述不經意的改變，背後反映了攝像頭的初始功能——監視，攝像頭成為一種技術控制手段與工具，監控了我爸媽的任何行為，他們的日常都被記錄在攝像頭裡，他們的舉手投足與喜怒哀樂，都在我和弟弟的眼皮底下。他們不得不改變他們習慣了一輩子的行為習慣，适當修正他們熟悉了一輩子的生活方式。有了攝像頭後，爸媽反而變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了。讓年逾古稀的人活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顯然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現代技術對老年人的異化，對老年人的行為的建構與形塑過程。

攝像頭讓媽經常失望，因為她“想象”的希望幾近破滅。自從安裝了攝像頭，我媽出現在院子裡就會習慣性擡頭張望攝像頭，甚至在攝像頭下逗留很長一段時間，她看看，然後走走，再看看，再走走，我媽一天中會重複很多次這樣的動作，她大概會想：“此刻，我大兒子，大兒媳、二兒子，二兒媳、三個孫子和孫女在看我嗎？你們會突然和我說話嗎？你們如果說話了，我不在，那多不好啊。所以我得候着你們，直到你們和我說話。”

其結果是，我媽一直等，一直候，我們一直沒發聲，一直沒與她互動，因為我們都各忙各的事。換言之，攝像頭給了她一種假想與期盼——她可以随時和我們進行交流，我們卻無法兌現她的假想與期盼。長久的無望期盼，無疑會增加媽媽的失落感與剝奪感。

事實是我們想要攝像頭，而不是父母想要。試問，作為子女的我們，真實地陪伴了他們多少呢？我們沒空，我們忙事業，于是我們選擇了安裝攝像頭，但這是權宜之計，因為大部分人根本做不到陪伴父母和照顧家裡。表面上，安裝攝像頭是一種行孝之舉，但卻真實地折射出長久以來我們沒有辦法行孝、沒有辦法侍奉父母的事實。

也就是說，攝像頭很大程度滿足了我們标榜與維系作為“孝子”的身份需求，卻反證了長久以來我們難以盡孝的事實。

甚至還可能存在一種觀點：“我已經安裝了攝像頭，對家裡的情況一目了然了，我用不着那麼頻繁地回家了。”

很顯然，這種觀點龌龊且危險。

在我們與年邁父母的關系裡，錢（寄錢回家）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實打實和面對面地高質量陪伴，給她們更多精神慰藉，消除她們的孤獨感，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扪心自問，我們一年中真正陪伴了他們多少天呢？和媽媽飯後牽手散步了多少次呢？和爸爸酒後漆足長談了多少回呢？恐怕少之又少。這種真實的陪伴，是多少個攝像頭都無法替代的。

（作者系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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