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午門星軌。視覺中國供圖

編者按

2020年7月31日，中國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國自主建設、獨立運行的北鬥三号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已全面建成，中國北鬥開啟了高質量服務全球、造福人類的新篇章。北鬥，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的星辰名字，北鬥七星信仰，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它連接星空與人間，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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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鬥星是北半球星空中的重要星象，由7顆星組成。《春秋運鬥樞》雲：“第一天樞，第二（天）旋，第三（天）玑，第四（天）權，第五（天）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因七星排列形狀曲折，酷似飲食器具鬥勺，且位于北天，“居陰布陽，故稱北鬥”。其中第一至第四星為“魁”即鬥身，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即鬥柄，“合而為鬥”。

确定季節、推斷月份、導航方向

北鬥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北鬥七星信仰是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

距今一萬年前的内蒙古翁牛特旗白廟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發現有早期北鬥七星岩畫。距今6500多年前的山東莒縣淩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出土過刻有北鬥星鬥形的陶器，用7個圓圈象征七星。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遺址中，發現有蚌殼堆積塑造的三角形與兩根人胫骨組成的北鬥形象，蚌塑三角形代表鬥身，胫骨代表鬥柄。殷商時期的甲骨文蔔辭中，有大量拜祭北鬥的記載。1978年，湖北随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上更有彩繪的北鬥天象圖。

北鬥星成為古人最早的膜拜星宿，與其确定季節、推斷月份、導航方向的功能密不可分。

《史記·天官書》有言：“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鬥。”北鬥七星随着不同季節的變換，出現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其鬥柄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一周，就是地球公轉一年，四季交替一周期。古人便依據七星旋轉規律和黃昏時分鬥柄指向确定春夏秋冬、厘定二十四節氣等時令——這就是我國古代天文曆法中經常提到的“鬥建”。

據《鹖冠子·環流》記載，“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鬥柄運于上，事立于下；鬥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我國最早的曆法夏曆《夏小正》就是以北鬥星為準，确定節侯。葛兆光先生認為，《夏小正》《鹖冠子》等書中皆記載了古人以鬥柄建時的方法，說明北鬥在古代建時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确定四季的基礎上，古人把北鬥星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一周的天空劃為十二等分，以天幹命名，用“招搖”星即鬥柄端處的第七星“搖光”的指向确定月份。“招搖”指向十二天幹的寅位為正月，“十二月指醜，一歲而匝，終而複始”。

北鬥七星是古人觀察農時、管理農事的重要依據。《逸周書·周月解》有“（一月）鬥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的說法。《尚書·舜典》中有舜即位後“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的記載，《史記》對此的解釋是“北鬥七星，所謂‘璇玑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意即舜通過觀察北鬥七星運行規律，勘定節序，判分寒暑，辨别四季輪換，帶領民衆安排農業生産等事務。

北鬥七星接近北天極，終年常顯不隐，在北方夜空中非常容易辨識，由此成為夜間指示方向的重要參照坐标。《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言，“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

掌握人間陽壽，主控世人富貴

因北鬥七星能厘定時節、導航方向，古人逐漸賦予其掌管天下衆生富貴壽夭命運的神性。古人認為北鬥是宇宙的中心，藏布元氣，繁衍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随北鬥鬥柄的指向而變換，北鬥在信仰世界中成為造化之樞機，人神之主宰，有回死注生之功，消災度厄之力，民間由此把北鬥稱為“延壽司”。

大約漢末三國時期成書的《三輔黃圖》中，記有西漢時長安百姓“就北鬥星辰求長命”的習俗。東漢桓靈之際，辭賦家趙壹才華橫溢，傲視權貴，遭遇黨锢之禍被株連，幸得友人解救才免于一死，感歎朋友搭救之情如“收之于鬥極，還之于司命，使幹皮複含血，枯骨複被肉”。據東晉幹寶《搜神記》記載，三國管辂曾言，“南鬥注生，北鬥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鬥過北鬥。所有祈求，皆向北鬥”。北魏大臣崔浩在父親病重時，“夜在庭中仰禱鬥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明朝《三國演義》小說中，諸葛亮為興複中原，點七星燈，踏罡步鬥，祈禳北鬥延壽，也源自北鬥主控生死壽數的信仰觀念。

在古人的觀念中，北鬥除掌握人間陽壽，還主控世人富貴。在天樞、天璇等名字外，古人給北鬥七星另取了7個别名，“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從七星名稱上看，北鬥操控着官員仕途上的福祿、将軍戰場上的勝敗等。

七星之中，尤以二星武曲、四星文曲最為百姓津津樂道，人們認為名臣名将多為兩星下凡。《水浒傳》開篇《引首》言宋仁宗朝“文有文曲，武有武曲”，說的“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二人一文一武輔佐仁宗打造清平之世。

給帝王打上北鬥印記

人間最能操控世人富貴命數的，莫過于皇帝。天上星辰萬萬千千，都随北鬥七星圍繞北極星旋轉，有“衆星拱北鬥”之說，所以北鬥又和帝王有深度關聯。

在古人的天文信仰中，北極星為帝星，北鬥七星自然為天帝之車。《史記·天官書》有“鬥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的說法，意即北鬥星是天帝的座車，由它的轉動帶動衆星運行。《漢書·五行志》曰“北鬥，人君象”，可以出号布政，控禦四方。故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曾下令建造專門祭祀北鬥的祠廟。

在古代天人感應的政治氛圍中，給帝王身上打上北鬥神秘印記的做法，既增強了帝王的神聖性與權威性，也給制約皇權留下了很大的操作餘地。

古人認為，“北鬥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北鬥七星的明暗變化，可以作為君主德行好壞的象征、國家治亂興衰的預示。《白虎通義·封禅》有“（皇帝）德至天則鬥極明，日月光，甘露降”的說法；《史記正義》言，“鬥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開元占經》也保留了古人“七政星明者，其國昌；不明者，其國有殃”“北鬥星明，王者治”“王者逆道，則北鬥不明”等觀點。

古人甚至将這種天象政治學細化。《詩緯含神霧》曰“七政星不明，各為其政不行”，北鬥七星中每一星不明，都代表着天子在某方面履職不力，德行有虧。《孝經援神契》言，“天子不事祠名山，不敬鬼神，則鬥第一星不明；數起土功，壞決山陵，逆地理，不從谏，則第二星不明；天子不愛百姓，則第三星不明；發号施令，不從四時，則第四星不明；用樂聲淫泆，則第五星不明；用文法深刻，則第六星不明；不省江河淮濟之祠，則第七星不明”。這就要求天子根據北鬥七星各星的明暗，反思施政得失，順應天道，刷新政治，具體就是多行敬天順民、從谏如流、不勞民力、關愛百姓、不奪農時、清心寡欲、執法平恕、慎罪恤刑、興修水利等仁政。天象政治學雖然是荒誕的，但在古代制約君權上有着特殊的正面作用。

古人以北鬥喻君，鬥柄由此獲得權柄之含義。天子所在京城的建築布局，也往往模仿北鬥之形，使京城位于天地之中，以彰顯天子權威，同時祈求得到上天庇護，實現江山萬年、長治久安。

西漢長安城即是如此，其北城牆西北段蜿蜒曲折，形如北鬥；南城牆中部突出部分和東段曲折如南鬥，後人便認為長安城設計藍圖是對北鬥星圖的模仿，模拟“鬥在天中，周制四方”之義。加之渭水環繞長安，恰好對應天上銀河位置，所以長安城又有“鬥城”之名。《三輔黃圖》有言，“（長安）城南為南鬥形，北為北鬥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鬥城’是也”。

北鬥所擊，不可與敵

正因古人的信仰世界賦予七星如此多的功用，北鬥又成為力量的象征。《淮南子·天文訓》曰：“北鬥所擊，不可與敵”，認為北鬥鬥柄所指之處得到上天庇佑，所向匹敵，無法抗衡。早在先秦時，軍隊就将北鬥畫在戰旗上，求天意護佑。秦漢時期軍隊出征前，都要舉行祭祀北鬥儀式，借助七星神力鼓舞士氣，确保出師大捷。

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漢朝征讨南越，“以牡荊畫幡日月北鬥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武帝告禱太一神後，将畫有日月、北鬥、登龍的戰旗交于太史，在作戰時指向所伐之地。是年冬，南越國滅，其地劃為大漢九郡。

中國古代對北鬥七星的信仰，無疑發轫于其定明四季節氣、辨明東西南北的功能。在天上北鬥與地上人間的關系互動中，人們掌握了以北鬥七星為代表的星辰運動規律，把無序變為有序，将天象變幻轉換為人世圖景。

從厘定節氣到指引導航，從掌控壽數富貴到神化限制皇權，從規劃都城到克敵制勝，北鬥七星廣泛影響了華夏先民的生産生活，深刻參與了華夏信仰文化的生發生長，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博士）

吳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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