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落地執行以來，北師大張志勇教授對于“雙減”背景下的教育問題進行了系列思考，他認為，減負并非單純指向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必須從“減量改革”走向“結構調整”，面對學生的學業負擔，教育界要認清其本質，要做知識課堂的減法，也要做實踐課堂的加法，要做作業負擔的減法，更要教育質量的加法。

關于課堂和素質教育之間的關系，我聽過很多論述，“教育教學改革的主陣地在課堂”“課堂是素質教育的主渠道”等等，我沒有考查“課堂是素質教育的主渠道”這句話是從何時講起，但這句話無疑由“課堂是教學的主渠道”轉化而來。請注意，在我國教育教學實踐中，“教育”與“教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教學”隻是“教育”的途徑之一。當人們套用“課堂是教學的主渠道”這一句式，并用它來表達素質教育的主要途徑時，無異于在“素質教育”與“教學”之間畫上了等号。問題是，這個“等式”是不是成立？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在中小學教師們的心目中，“教學”的内涵究竟是什麼？

我們不能不承認，在我國教育教學視野中，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教學”看作是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的過程。盡管随着新課程的實施，人們強調新課程“三維目标”的實施，但到目前為止，在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喧嚣中，對“教學”内涵的這一傳統認識并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課堂，即在學校環境中，在教室内這一空間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是比較有利于在有限的時間、空間、範圍内，高效率地傳授學科知識的。因此，當人們說，“課堂是教學的主渠道”時，無疑是具有真理性的，或者說，是具有科學性的。

但是，當把這一句式套用到“素質教育”頭上，說“課堂是素質教育的主渠道”時，我們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傳統教師視野中的那個“課堂”，能不能承擔起“素質教育”的重要使命？我認為，以知識傳授為主旨的、在傳統教室那個小天地裡實施的“課堂教學活動”是無法全部承擔起“素質教育”的重要使命的。因為“素質教育”必須通過兩類知識的教學才能得到有效的實施：一類是人類幾千年來積澱下來的所謂“間接經驗”——課本知識的教學，另一類是“直接經驗”——實踐活動的教學。顯然，實踐活動的教學，是無法在傳統的小課堂裡全部實施的。在這裡，素質教育的概念，就其實施途徑而言，完全可以說，是與學生生活的外延相等的。因此，素質教育是無法在傳統的課堂教學時空中得到全面實施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在“教育”與“生活”之間畫上等号，否則，我們就否定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本質區别。我認為，為了有效地實施素質教育，必須擴大傳統課堂的外延，将傳統的“知識課堂”擴展到學校有目的組織實施的校内外“實踐課堂”。如此，我們才能說，“課堂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主渠道”。不過，這裡的“課堂”，包括了“知識課堂”和“實踐課堂”兩個方面。

今天的中小學生，為什麼感到學習負擔過重，為什麼對學習越來越沒有興趣？我認為，這固然與學生學習的知識的量或知識的難度過大有關，更與學生日常學習的知識太單調有關。這就像人們的日常生活一樣，海參營養再高，讓你天天隻吃海參，你不但會吃膩，而且你的營養也不會健全。可以說，今天我國中小學生“知識性學習”負擔過重，而“實踐性學習”負擔過輕。正是因為這兩種學習負擔一個“過重”，一個“過輕”，既扼殺了我國中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又扼殺了我國中小學生的創新素質。

我主張，對待學生的學業負擔問題，我國教育界既要學會做減法，更要學會做加法。教育界必須向家長、向全社會講清楚，推行素質教育，既要讓學生學習課本知識，更要讓學生學習實踐性知識。在對待學生學業負擔方面，我們不能籠統地說，要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隻能說要減輕的是學生過重的知識性學習負擔；與此同時，要加強學生的實踐性學習，或者說，要增加學生的實踐性學習負擔。

就目前中小學教育教學現狀而言，學生的學習時間，無論是校内，還是校外，幾乎都被以教材、教輔為載體的知識性學習占據了，學生根本沒有實踐性學習的時間和空間。因此，要想讓“實踐課堂”有時間“登堂入室”，就必須把學生“知識課堂”學習的時間總量降下來。

如何讓學生“知識課堂”的學習時間總量降下來？一種辦法是适當減少學生知識學習的量，降低學生知識學習的質（難度）；另一種辦法是，以教育科學為指導，大幅度地提高學生“知識課堂”的教學效率。我認為，前者固然需要，但更關鍵的是後者。濰坊市教科院的調查研究充分表明：目前中小學課堂教學效率非常低。在保證中小學雙基教學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提高中小學課堂教學效率，大幅度地降低中小學生“知識課堂”的學習時間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隻要以教育科學為指導，大力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就完全可以在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前提下，在基本保證原有知識教學質量的同時，逐步減少學生的知識性學習時間，從而為學生留出足夠的課外實踐性學習的時間和空間。一句話，課内的教學要在課内完成，不能再延伸到課外，不能再擠占課外的時間，在這方面，目标教學的基本經驗和做法仍然是可行的，值得認真研究、總結和推廣。

創造良好的教育生态，除了“知識課堂”和“實踐課堂”之外，還要做好兩個維度的加減法，一是處理好必修與選修的關系，要打破必修課程一統天下的局面，适當增加選修課程，為此，在中小學我們曾經提倡每周為孩子提供半天的自主選課日。有條件的學校，希望從半天逐步到一天、兩天、兩天半，也就是最終做到從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天必修課、半天選修課。二是處理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的關系。系統的分科課程強調知識掌握的系統性、完整性，是我國基礎教育的優勢，但是面對未來社會的不确定性和複雜性，尤其需要通過開設跨學科綜合課程培養學生的跨學科素養。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借鑒美國的STEAM教育、芬蘭的現象教學改革等。

“雙減”改革有兩個重點，減輕學生的校外培訓負擔和作業負擔。作業負擔如何減輕？顧先生講過一句話，一切都在課堂。如果課堂教學質量不提上去，作業改革是沒有邏輯基礎的。所以，“雙減”的首要舉措實際上不是作業改革，而是“大力提升教學質量，确保學生在校内學足學好”。

調查發現，八成多的教師認為，實施“雙減”改革，社會與家長對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提出了更高期待。而要做好教學質量的加法，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轉變育人方式

那種以知識傳承體系為主的教學方式，始終在主宰着課堂，尤其是我們的課堂。所以國際委員會主席薩赫勤-沃克·祖德說：“教師應該以問題和項目為導向帶動學習，多采用讓學生參與、協作的教學方法。”中國教師的專業素養在這個問題上面臨巨大的挑戰。

我講過多次，有一位老師在美國學習半年後，帶回了美國的一堂課，叫做《曆史大事年表：美國動蕩的60年代》。如果放在國内，教科書肯定對每件事情的發生背景、過程以及它産生的曆史影響等等寫得很清楚，知識體系非常完整。但美國沒有這些，而是讓孩子自己到計算機教室裡尋找美國動蕩的60年代發生的20件大事。找完之後，老師還要求學生對這20件事排序，說明這些事件的影響力是什麼，如何證明它們的影響力可信。用兩個課時的時間準備完這些東西後，學生要在課堂上進行彙報、對話、交流。整堂課完全是任務驅動的、活動建構的教學方式。

所以王晶華老師看了這堂課之後，說了這樣一段話：

“這樣學曆史真不簡單！原來死記硬背是一種多麼懶惰而粗放的教學方式！這樣的作業不僅培養了學生查閱資料、收集信息、自主探究等學習能力，而且學生的獨立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的能力也潛移默化地培養了起來。這樣獲取的知識，學生自然能深刻理解，對知識的掌握也是最牢固的。”

我由此在想，當年美國的教育家布盧姆提出了教育目标分類學，我們把記憶、理解、應用看作低階學習，把分析、評價、創造看作高階學習。我們的教學行為以講解、訓練為主，都在低階學習的層面，但是我們又試圖實現深度學習，達成素養的養成。如果我們的育人方式不走出以講解、訓練為主的教學方式，試圖實現深度學習、培養學科素養就是緣木求魚。

二、改革評價方式

中小學考試評價，要從“貼标簽”、“搞排隊”的競争性教育評價陷阱中走出來！這種評價違背了教育的初心，扭曲了教育評價的功能，制造了日益嚴重的教育焦慮。評價是解放兒童的，評價是讓兒童看見自己成長，評價是讓兒童找到方向的。所以，我主張評價改革要從“結果認證教學評價”到追求基于數據的“成長型教學評價”。

現代管理學的開創者彼得·德魯克在70多歲寫了一本書《旁觀者》，在書中他提到：“在教過我的老師當中，我認為一流的隻有兩位，也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9月學年開始時，埃爾莎小姐告訴我們，一連兩三個星期都要進行測驗和考試，看看我們學習的成效如何……聽來雖然可怕，其實挺有趣的——她要我們為自己評分，并和同學相互打分數。考了三個星期後，她和我們個别會談……你覺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表現得比較好？……現在，再說說你表現得不好的地方吧……你低估了自己的算術能力了……以前教我算術的老師常常罵我，因此我總以為自己的算術很糟，聽了埃爾莎小姐的話，我不禁大為驚訝。”評價的目的就在這裡，看見自己，找到方向，這是評價的初心和本質。教育教學評價隻有回到育心初心，才能讓學生找到目标和方向，進而激發出學習的内在動力。

三、完善現代治理

有一位老師給我寫了許多信，我很感謝他。那位老師說，校園的民主環境塑造很重要。他說，“教師職稱評聘的文件幾乎年年都變”“學校裡沒有多勞多得，而是證件多報酬多。大家都是為證件工作的，不是為教育工作的”。他說，教育權利的政治化和私密化帶來的不公平性，影響非常大。學校有很多東西是不公開的，很多文件是不傳達的”。他說，“教師是一種職業，是勞動者，應該受《勞動法》和《工會法》的保護”，等等。我們應該如何健全學校内部治理體系？如何激發老師的活力？尊重老師的主體地位，真誠地聽取他們的意見非常重要。建設善治學校，方能激揚教師活力。校長的權利不是無限的，校長必須學會讓渡和分享權利，必須革新校長的權利觀和領導觀，要堅持由直接利益相關方行使管理權。

在我看來，減負絕對不是一味地要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減負”必須從所謂的“減量改革”走向“結構調整”。具體講，“減負”最要緊的是做好“五件事”——講科學、調結構、轉方式、提質量、重個性。

“講科學”，就是“減負”首先要減掉那些違背教育教學規律和學生學習規律、成長規律的負擔，讓中小學教育回到尊重規律、依靠科學的軌道上來。以考試評價為例，日常考試的功能不是要給學生排名排隊，而是為了診斷和改進；再如，晚上孩子們做作業做到十一二點，搞得第二天上午聽課精力很差，學習效率很低，這樣的加班加點不但無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反而導緻學生學習的惡性循環，是得不償失的。諸如此類的負擔，難道不需要減掉嗎？

“調結構”，就是“減負”必須減掉那些因為教育結構失衡導緻的學生片面學習的過重負擔。在這裡，“減負”必須做好“加減法”。我們講學生的學習負擔過重，主要是指在應試教育背景下，學生圍繞考試升學需要的考試科目的學習負擔過重。因此，要适當減少文化課學習的時間，增加德育、美育、體育、勞動學習的時間；适當減少書本學習的時間，增加實踐教育的時間；适當減少單純知識技能訓練的時間，增加學生綜合素養培育的時間；等等。

“轉方式”，就是“減負”必須走出“時間 汗水”的教育教學路徑依賴，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上下功夫。要轉變教與學的方式，教師要着力調動學生内在的學習積極性，更多地在激發學生興趣、教會學生學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質量”，就是“減負”必須減少學生單一的知識學習負擔。要走出知識本位的教育質量關，在提高學生綜合素養上下功夫。要減少重複、低效的機械訓練負擔，增加能夠調動學生積極思維的、具有挑戰性和創造性的教育教學活動，以提高教育教學的質量。

“重個性”，就是“減負”必須減少學生過重的同質化的學習負擔。中國的教育特别強調統一性，強調對學生的控制，走進學校，你會發現，當今的教育從早到晚，都把學生的時間給控制了。控制學生時間的方式大概有三種：一是統一的上課，二是統一的分學科自習，三是統一的作業。在這種教育生态下，我們的孩子們所接受的教育，越來越統一化、同質化了，何談什麼個性發展？不僅如此，這種教育同樣在扼殺學生學習的興趣，同樣在扼殺學生的發展。因為孩子們既沒有了揚長補短的時間，也沒有查漏補缺的時間。這種教育隻讓孩子吃“桌飯”，不讓孩子吃“自助餐”，其結果必然是學生學習主體性的缺失。

因此要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為每個學生提供适合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當減少統一的強制性的學習負擔，增加學生多樣化的自主性的學習活動。

來源 | 本文綜合整理自張志勇教授近期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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