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四年秋》

作者：夏堅勇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兩宋三百多年的曆史中，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這個小小的引子，不僅回答了慶曆新政的失敗“宿命”，同時也讓人性的陰暗面昭然若揭

禾刀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作為千古名篇，範仲淹的《嶽陽樓記》早就為許多國人所熟記，尤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更成為至理名言，也是千百年來士人的精神坐标。殺儒無數的洪武大帝朱元璋，曾有意判處禦史範從文死刑，但聽說範從文是範仲淹的後人時，“沉默少頃，命令左右取來錦帛，寫了兩句話賜給範從文，并下旨：‘免除你五次死罪’”。

與其說曆史比想象的精彩，倒不如說是兇險得令人膽顫心驚。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夏堅勇近年來繼《大運河傳》和《紹興十二年》後，又推出一本《慶曆四年秋》。此書以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為時間切片，以慶曆新政為時代背景，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細節描畫，“盡可能地還原曆史現場，追逐當事人的心路曆程”。

東方不亮西方亮

慶曆四年當然不隻誕生了一篇《嶽陽樓記》。從時間上看，這一年，“自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已經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難北宋覆亡還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說，在北宋王朝的曆史上，這一年恰好處在中點上”。

這一年，困擾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與北遼的“邊患”終得和解。不過，曾經風生水起的慶曆新政因為“外憂”暫時的消除而喪失了動力，改革派被悉數貶出京城。有道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改革的失敗，反倒激發士人們在文字中尋找抒發雄心壯志的靈感，居然“成就了中國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參與支持新政而被貶黜的文人士大夫雖然星散四方，卻以他們在文學上的建樹而星光燦爛”。

夏堅勇坦言，自己寫作此書是“有一點野心的，那就是力圖讓散文這種文體的疆界有所拓展。拓展的一頭侵入小說，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頭侵入學術，這是就史識而言。我希望在自己的筆下既能呈示細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對于天下大勢縱橫捭阖的宏觀把握”。

正是這種兼具文學和史學恰到的熟稔拿捏，使得本書情節邏輯銜接緊密，驚心動魄，扣人心弦，蕩氣回腸。精彩文字的背後，相較于人性善惡的躍然紙上，人性之複雜更是令人驚歎。

慶曆新政的失敗“宿命”

夏堅勇以慶曆四年秋季底層官僚蘇舜欽等人的一次尋常聚會為切入點，又以這波人在官場的“灰飛煙滅”為結局。要說，在兩宋三百多年的曆史中，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這個小小的引子，不僅回答了慶曆新政的失敗“宿命”，同時也讓人性的陰暗面昭然若揭。

相較于曆史帝王的喜怒無常，宋仁宗算得上“宅心仁厚”。他謹遵宋太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從的佳話。宋仁宗的自律意識在曆史帝王中極為突出，頭腦始終極為清醒。當梳頭太監勸皇帝拒絕谏官的忠言時，雖為親信，但宋仁宗仍将其削減出宮。

雖貴為天子，宋仁宗卻是曆史上有名的節儉皇帝，節儉二字貫穿了他的衣着、出行還有飲食。當他聽說一枚蛤蜊千錢，就不肯再吃了。有次“半夜批閱奏章，餓了，想吃羊肉。但又怕開了這個頭，禦膳房從此便成為慣例，每夜都要殺羊，隻好忍住”。這些細節，如小說筆觸豐富細膩，人物個性形象更加鮮活，曆史恍若眼前。

宋仁宗之所以重用改革派，是因為廣開仕路(每屆科舉錄取名額多達千人以上)，加之無節制的蔭封，“冗官冗吏局面日趨嚴重”。尤其在西夏與北遼邊境壓力下，原本捉襟見肘的财政遭遇花錢如流水的軍事開支早就難堪重負。

改革就是少養人，而少養人必然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是那些平頭百姓，而是手握重權的豪門貴族。曆史上的改革無一例外均付出相應代價，熟讀詩書的宋仁宗又豈能不知。正因如此，“外患”一旦消除，雖然“歲賜”開支不菲，但比起龐大的軍事開支還是小巫見大巫。在一心求安求穩的宋仁宗看來，與其冒險改革，不如退而求安。

“據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這從側面也折射出宋仁宗的優柔寡斷、瞻前顧後、變化無常。

在位期間他還六次改元，亦見其“鴕鳥”思維。他的軟弱性格變相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放權”，從而為社會工商業發展還有文化藝術的興旺提供了有利條件，盡管這些可能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有人說，慶曆新政為25年後的王安石變法埋下了伏筆，但也需注意，這首先意味着宋朝錯失了一次改革機遇，否則，還能有王安石什麼事呢?

被激活的人性基因

曆史是一個畫闆，任何自以為高明的小聰明，都會被一一記錄在案。在本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歐陽修的連襟、詩才造詣同樣不薄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蘇舜欽以傾範仲淹”，結果“為公議所薄”，在曆史上落得千古罵名。

不過，王拱辰并不是後世所想象的那樣一壞透頂。史書載他曾“數論事，頗強直”。王拱辰對新政極盡攻讦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對新政深惡痛絕，事實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實并不反對，但他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拔人，“那一拔人因新政而風頭大勁，擠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說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燒的妒火使然。

忌妒，總是官場的大忌。曆史無法假設，王拱辰的“成功”除了佐證其人格分裂外，再就是為宋仁宗的騎牆帝王之術及時輸送了彈藥。其實，改革派與保守派并不是後世所想象的那樣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堅勇看來，這兩個看似針尖對麥芒的官僚群體之間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與人之間心理、性格、官場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場就像是人性的考場。士人在這裡施展宏圖抱負，自私自利者則努力鑽營，甚至極盡構陷之能事。不過，人無聖賢，許多時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時候表現出像王拱辰這樣的複雜性。

當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場“競技”時，那些原本被深深隐藏的人性基因，極可能因為外在利益被激活。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現出為人稱道的士人精神，還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測的人性深淵，既取決于個人的内在修養，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公開的外在約束機制。

令人感慨的是，慶曆新政的核心之一便是期望在後一方面發力，然而，偏偏遭遇到隻求苟安的宋仁宗。

責編：高恒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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