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這一年對年羹堯來說是非常關鍵的，除了被朝廷任命為封疆大吏之外，他的命運也開始跟雍親王胤禛搭上了關系。

就在這一年，康熙皇帝對皇子們進行了封賞，四阿哥胤禛原本隻是貝勒的身份，一下子晉封為了雍親王。

由于爵位提高了，胤禛所受到的各方面待遇和配置也自然跟着提高了。而年羹堯本一家人來屬于漢軍鑲白旗，便跟随所在的鑲白旗分佐領劃分到了雍親王屬下，與胤禛形成了主仆關系。

劇中的胤禛

說起清代的八旗制度，八旗主體按照滿洲、蒙古和漢軍三種名色分編，稱為旗分佐領。

到了順治年間，八旗中的鑲黃旗、正黃旗和正白旗全部歸皇帝本人親自統領。而年羹堯一家所在的鑲白旗屬于是下五旗之一，則歸屬于多個宗室王公管轄。

根據當時的制度規定，皇子一旦封有爵位，就會離開皇宮前往各自的王府居住，他本人的戶籍就要被編到下五旗當中的一旗當中，稱為皇子分府。

八旗制度

分府之後的皇子則按照各自所封爵位的高低，與其他王公貴族一樣，也在本旗内占有一定數量的佐領，這些佐領之中的人口就成了皇子所管轄的人群。而這些佐領主要是從切割本旗、以及原來王公的佐領而來，這也是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皇權，削弱鐵帽子王實力的一個重要舉措。

就在這一年，年羹堯家所在的佐領和一些鑲白旗的其他佐領一起，從貝勒延壽的名下劃分到了新晉封的雍親王胤禛名下。根據後來的史料例外，這應該是一個偶然事件，并不是康熙皇帝特意安排的。

一般來說，宗室王公在納娶側室福晉的時候，選擇的範圍會局限于自己所管的佐領之内，因此年羹堯的小妹妹年氏才有機會成為胤禛的側妃。

年羹堯

由此可見，雍親王胤禛和年羹堯既是主仆關系，同時又是大舅哥的關系，這完全是被當時的制度強行将他們牽扯到一起的。

但是，年羹堯一直在四川、陝西擔任地方官職，期間隻是回到京城述職了一次。因此，他和雍親王胤禛見面的次數是少之又少。

年羹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又在平定邊疆的叛亂中立下了赫赫戰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與信任，成為了當時最年輕的封疆大吏。

和年羹堯一樣被分到四阿哥胤禛名下的人還有很多，他們都希望胤禛能夠從衆多的皇子中脫穎而出，成為皇帝的接班人，戴铎就是其中的一個。

康熙晚期的時候，戴铎在福建做道台，他經常寫信給雍親王胤禛，勸說胤禛多向八弟胤禩學習，多拉攏一些朝臣，從而博取賢名。

盡管胤禛對這種行為非常厭惡，但也架不住戴鋒的一封又一封來信，為胤禛出謀劃策。

與以戴铎為代表的雍親王府的屬下相比，年羹堯卻是一個例外，在和雍親王胤禛拉上關系之前，他就已經是朝廷中的一員重臣了。

雍正

在諸多皇子混戰奪嫡的政治背景下，年羹堯沒有站在胤禛的一隊，選擇孑然一身，不參與這場儲位的争奪戰。他認為，憑借着自己的過人才幹和康熙皇帝的賞識，無論将來誰當了皇帝，都會重用自己。

年羹堯是一個處事缺乏謹慎考慮的人，他既然不需要沾到雍親王胤禛的什麼好處，但卻與其他皇子也沒有保持應有的距離。

但是，在胤禛的心裡，早就為年羹堯立下了一個賬本，一筆一筆地全都記錄在案，就等待時機成熟了，再和這位目空一切的大舅哥算總賬。

胤禔

到了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二月，有一個叫孟光祖的騙子，冒充是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的差遣，在全國各地招搖撞騙，于是就騙到了時任四川巡撫年羹堯的頭上。

在太子胤礽被廢黜、皇長子胤禔被拘禁的情況下，三阿哥胤祉就成為了康熙皇帝實際上的長子，根據“立嫡以長不以賢”的規則，大家都認為胤祉将是太子的最佳人選。

于是，為了讨好三阿哥胤祉，年羹堯就送給了騙子孟光祖一些馬匹和銀兩。

孟光祖的行為被曝光之後，他就被處以了斬刑，而年羹堯這些給他送過禮的官員，也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罰。

得知這個消息，原來年羹堯不但一直跟八阿哥和碩廉親王胤禩一派勾勾搭搭，如今還要與三阿哥胤祉扯上關系，胤禛十分憤怒，但他依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直到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在年羹堯等人的輔佐之下，對儲君位置最有競争力的十四阿哥胤禵連戰連捷，名望越來越響亮。此時的胤禛終于下定了決心，必須要敲打一下年羹堯了，以避免年羹堯倒向自己的競争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胤禛給年羹堯寫了一封長信，書信中一上來就強硬地寫到：

“我可是太了解你了，你就是個輕浮浪蕩的官二代，屢屢僥幸，居然讓你混到了今天總督的高位。像你這樣的人，自然是從來不把君臣大義放在心上。”

年羹堯

除此之外，胤禛還羅列出了年羹堯的四大罪狀。

1. 給自己寫信時，落款隻稱職銜，年羹堯不稱奴才，而且屢教不改。
2. 自己的母親德妃六十大壽和長子弘時新婚大喜的時候，年羹堯不但沒有送禮物，連個道賀的信也沒有，毫無主屬之情。
3. 由于饋贈孟光祖這件事，年羹堯與三阿哥胤祉走得太近。
4. 年羹堯過去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中，寫了“今日之不負皇上，即異日之不負王爺”，這話說得簡直是無法無天。

最後，胤禛還表示說：“我現在把這些罪狀都一一保存下來，向康熙皇上上奏，請皇上定奪年羹堯的罪狀。”

然而，對于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來說，胤禛的恐吓沒有任何作用。

胤禛

信寫到最後，胤禛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要求，他要求“年羹堯把随任的十歲以上的兒子、弟弟、侄子全部送到北京來。”

從中可以看出，胤禛是想要将這些人充當人質，以此來對年羹堯加以挾制和警告。

當這封信寄到了身在四川的年羹堯手裡，他的内心五味雜陳，他隻好聽從胤禛的指示，把自己已經成年的弟弟、侄子等人全都送到了北京，交給父親年遐齡教養。

直到這個時候，年羹堯與胤禛之間一度緊繃的關系，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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