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掘所獲古代遺存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比較不同區域的考古遺存，可以獲得區域間文化互動的重要信息。文化互動研究是探索考古學材料背後人群遷徙、交往的重要視角。以往學者對此多有探讨，如張光直先生提出的區域文化“互相作用圈”概念 ，就從較大時空框架内對區域間的文化交互關系的有益探索；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 在強調區域内文化譜系研究的同時，各區域之間文化交流與互動也是重要的考察對象；李伯謙先生對考古學文化互動關系進行了細緻總結，并提出了具有理論色彩的認識 。考古學研究多以一組具有地域和時代特征的器物作為考古學文化的重要構成内容，而在文化互動過程中，各類遺存代表的互動方式和内涵的差别，既體現了某些器類空間上的流通，亦代表了人群流動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吸收與調适。我們認為除了從文化變遷角度觀察區域間文化的互動過程，還應該從不同層次和類别出發，從區域間器物、技術、宗教、聚落、資源的時空特征等方面考察，有效揭示考古遺存不同層面的互動模式。本文拟以商時期中原與南方地區為研究對象，分析兩地區考古出土器物，将能反映文化互動的器物初步劃分為日用陶器、銅器、玉器三個類别。通過分析三類遺物，尋找不同器類體現的區域間的互動方式，或有助于深入探索商時期中原與周邊地區文化的互動關系。

一

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自然環境獨特，商時期這裡的陶器組合不僅彰顯了自身特色，與中原地區亦有十分密切的聯系，以長江中遊地區表現最為突出 。從商時期長江流域考古學文化的演進特征看，商文化南下無疑促進了各地域土著文化的發展，陶器在中原與南方地區文化互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伴随商文化南下，商式陶器也被帶入長江中遊地區。以黃陂盤龍城遺址 為代表的遺存是商文化在南方形成的地方類型 ，鬲、爵、斝、罐、大口尊、簋、盆、豆、甗等陶器與中原地區同類器相近，盤龍城為代表的區域文化明确提供了商人南下于此的考古證據。荊州荊南寺 、黃梅意生寺 、嶽陽銅鼓山 、石門皂市 、九江龍王嶺 、樟樹吳城 等遺址發現大量有商文化特色的陶器。早商時期 商式陶器在長江中遊地區的分布與商文化聚落的建立相對應，商文化聚落分布于長江沿岸分布，并表現出強烈的等級層次和交通網絡特征 。晚商時期長江中遊地區由于土著文化的逐步興起，商式器類少見，但商文化對該地區陶器的影響亦可尋得綜迹，如費家河文化 、吳城文化 發現商式鬲的變體，周梁玉橋文化 中的商式鬲、變體簋等均與商文化中心區有密切聯系。以陶鬲為例，早商時期長江中遊沿江地區有與鄭州地區形制相同的器形（圖一，1～4），亦有與中原地區存在差異，凸顯地域特色的器形（圖一，5～12），以及早商第三期及之後，長江中遊地區出現受商式陶鬲影響産生的地域特色器形（圖一，13～16）。雖然晚商時期商文化在長江中遊地區大範圍回縮，商文化陶器在此地的影響卻十分深遠。長江中遊各區域産生的一系列新器形與商式陶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商時期兩地的陶器流通也是雙向的，如早商時期長江以南地區發現的印紋硬陶及原始瓷器在盤龍城可以見到，中原地區的鄭州商城 、輝縣孟莊 、藁城台西 、西安老牛坡 等大型遺址中亦可找到形制近同的器物。種種迹象顯示，印紋硬陶及原始瓷器等在中原地區少見，來自南方地區的可能性較大。推測此類印紋硬陶及原始瓷器先由浙西 、閩西北 及贛江流域 等地彙聚于盤龍城，再由盤龍城輸入中原（圖二）。這樣，盤龍城作為早商時期南方地區區域中心的地位毋庸置疑。晚商時期，中原地區依然可見長江中遊地區流行的印紋硬陶、原始瓷等。最典型的是費家河文化所見的硬陶瓿 與殷墟 出土硬陶瓿形制極為相近，後者應是湘江流域器類的直接輸入（圖三）。從考古發現來看，長江下遊地區也受到了早商文化的強烈影響，江淮東部形成了商文化大城墩類型 ，鎮地區受商文化影響産生了湖熟文化 。從日用陶器來看，湖熟文化中商式陶器多與大城墩類型保持十分密切的關系 ，如鬲、簋、大口尊、帶耳罐、折腹盆、大口缸等。晚商時期，長江下遊地區少見商文化因素，多為具有地域特色的考古遺存。

圖一 長江中遊地區的商時期陶鬲

1.盤龍城PWZT71⑦:5 2.盤龍城PLZH8:7 3.荊南寺T5④A:1 4.荊南寺T54④A：1 5.盤龍城PWZT17⑧:31 6.盤龍城PWZT20⑨:1 7.銅鼓山T13④:15 8.荊南寺H70②：1 9.石灰山1982T10③C:4 10.意生寺T1④:7 11.皂寺TB9②：14 12.皂市M5:6 13.大洋洲XDM:608 14.陳家墩J4:3 15.溫家山K12:13 16.銅嶺T5⑨D：2

圖二 商時期南方與中原地區的印紋陶及原始瓷器

1、2.鼓腹罐（盤龍城PLWM10:2、PLWM3:15） 3.圈足尊（盤龍城PLWM1:8） 4.矮領罐（盤龍城PLZM2:49） 5.圈足壺（盤龍城PLZM1:23） 6.深弧腹罐（盤龍城PLZH1:15） 7.高領罐（盤龍城PLWH1:17） 8.筒腹罐（盤龍城PLZH25:5） 9.折腹盆（盤龍城PYWH6:25） 10.淺折腹尊（盤龍城PLZM1:24） 11、12. 鼓腹罐（積谷山M9:66、肩頭弄(四)5：2） 13.圈足尊（松柏山M1:5） 14. 矮領罐（肩頭弄（三）5：1） 15.圈足壺（角山83闆H1:19） 16.深弧腹罐（白主段M4:1） 17.高領罐（茅坦莊H7:10） 18.筒腹罐（外罩山M1:7） 19.折腹盆（鬥米山M11:4） 20.淺折腹尊（鬥米山T0815③:12）21、21.鼓腹罐（北二七路BQM2:13、銘功路C11H111:12） 23.圈足尊（南順城街H1下:229） 24.矮領罐（老牛坡85XLⅡ1G1H2:12） 25.圈足壺（孟莊XXT29H3:3） 26.深弧腹罐（銘功路C11T102②:77） 27.高領罐（南順城街H1下:227） 28.筒腹罐（紫荊山北C15H5:113） 29.折腹盆（南關外C5H5:17） 30.淺折腹尊（銘功路MGM2:1）

峽江地區早商時期有一定數量商文化因素 ，多以鬲、簋、大口缸等為代表，地域文化特色十分強烈，少見晚商時期的商式陶器。長江上遊成都平原發現的商時期日用陶器與中原相近者較少，但在青銅、玉石禮器層面兩地保持了密切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陝南漢中地區的“寶山遺存” 有商文化陶器，應是關中地區商文化的影響 。

圖三 殷墟與費家河文化的硬陶瓿

從時空特征來看，早商時期商文化風格陶器主要分布于長江沿岸及與中原鄰近的地區，之後不斷向外圍擴散，但由于長江流域的自身文化傳統，該類器物向外傳播受到較多制約，或被局部改造，或被零星接受。晚商時期南方地區少見商式陶器，僅江漢平原東部在晚商偏早階段有發現 ，其他地區多為商文化陶器的變體或孑遺，這也是諸多學者認為晚商時期商文化大範圍北縮，兩地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從文化互動角度來看，早商時期兩地間的陶器互動較為直接，互動雙方強弱分明；晚商時期兩地的聯系并沒有中斷，陶器方面的互動并不十分明顯。除了普通生活用器，長江流域在晚商時期出現了一類較為特殊的仿銅陶器，或模仿銅器的器形，或模仿銅器的裝飾，如器表附加扉棱，此類陶器的出現應與南方地區人群對中原禮器的仰慕有關，也顯示了南方與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系。

二

南方地區有較多商代銅器，部分形态與中原地區的銅器一緻，部分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并顯示出地域特色 。早商時期南方地區所見青銅器較少，以長江中遊地區的盤龍城最為集中，器形大多與中原地區一緻，還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器形 ，此類銅器的出現應為商文化南下的影響相關。早商時期盤龍城等聚落的銅器均出自墓葬，且有明确的等級特征，與中原商文化墓葬制度一緻。這一時期遺址中偶見部分小型銅工具 ，可能南方地區已經掌握了簡單的鑄造技術。商代晚期，南方地區銅器分布範圍擴大，某些區域集中出土了大量銅器，如湘江和澧水流域 、贛江中遊地區 、皖南地區 、成都平原 、漢中盆地 出現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器，其形制風格、埋藏方式上與中原地區有一定差異。這種區域特征的出現與商文化銅器南下的影響及本地對商式器物的吸收并不斷地方化有關。以下主要從幾類銅器的時空特征入手，分析商時期南方地區銅器的風格，以及中原與南方青銅器的互動關系。

（一）尊

長江中遊和上遊地區商時期的青銅尊較為常見，以往學者對該類器有過細緻分析，如施勁松先生對南方發現的銅尊進行了具體分類，并探讨了其與中原銅尊的關系 。長江流域除了與中原地區相近的器形，還有一種瘦高型銅尊 （圖四，4、5），為中原地區少見，極具地域特色。南方地區銅尊的裝飾風格較為特殊，如安徽阜南朱砦 和四川三星堆尊所見虎噬人裝飾（圖四，1、2），銅尊肩部附加立鳥、獸頭或動物形圓雕等裝飾（圖四，3、4）；南方銅尊口頸部少見紋飾，而中原地區銅尊頸部則多飾各類花紋，尤其多見蕉葉紋；南方地區部分銅尊器表紋飾十分稀疏，鑄造較粗糙。器形演變上，南方地區以圓形尊為主，多折肩，頸部粗短，早期與中原地區相近，，而晚商時期的瘦高型尊，口部外侈加大，器腹漸淺，圈足變高、外鼓等特征與中原地區有所差異。中原地區晚商銅尊器形變化較大，且晚商後期出現了一種觚形尊，對西周銅尊有較大影響。整體上看，長江流域商時期銅尊受中原地區影響的同時，亦結合自身偏好在當地早期銅尊的基礎上創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器形。

（二）罍

長江流域商時期發現較多銅罍。早商時期盤龍城遺址的銅罍與中原地區同類器形制近同，口徑略小，折肩，斜弧腹，圈足略矮，器表有較寬的帶狀獸面紋。早商第二期之後新出現兩類銅罍：一類為深腹、瘦高、肩部飾獸頭 （圖四，6～8）；另一類為淺腹、折肩（圖四，10），該類器物在繼承早商同類器形的基礎上，有變矮扁趨勢。這兩類銅罍在中原地區少見，而在長江流域分布較廣泛，應是長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器類。從器形演變來看，早商一、二期的銅罍與中原地區銅罍器形基本一緻。早商三期時，長江流域所見的矮頸折肩淺腹罍、高頸深腹高圈足瘦體罍地方特色較為鮮明，并延續至晚商階段。晚商時期三星堆的折肩方罍（圖四，9）是中原與長江流域銅罍融合的體現。總體上看，銅罍與銅尊有着相同的演進軌迹，兩者在長江流域流布較為廣泛，為南方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長江流域青銅器中，鼎、爵、斝、觚等組合并不多見，以尊、罍等為代表的銅容器則在長江中上遊地區較為流行，表明以尊、罍等為代表的器類得到了長江流域人群的青睐。

（三）铙

長江中遊及鄰近地區晚商階段發現較多銅铙，尤以湘江中下遊、贛江、皖南地區最集中。殷墟所見銅铙年代最早的為殷墟第二期，延續至西周早期。中原的銅铙形制較小，多成組出現，且出于等級較高墓葬中，是具有明确禮儀、祭祀意義的銅器。以往學者對商周時期銅铙多有研究 ，綜合前人研究成果，雲紋铙最早應分布于贛江流域（圖四，11），然後向周邊地區傳布，陽新發現的獸面紋銅铙 應為最早者（圖四，12），湖南湘江流域所見獸面銅铙 年代大多為殷墟二期及其之後（圖四，13～15），部分乳釘紋铙、齒紋铙已進入西周。埋藏方式多是以單類器置于土坑内，埋藏數量不等，與中原地區區别較大。中原地區自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都有銅铙，演變特征不甚明顯，一般器形較小，且多為大小依次成組随葬。兩地銅铙的功能、形制、埋藏環境等都有較多區别，長江流域銅铙在中原地區銅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認識還需要更多考古資料的支持，但不可否認長江流域晚商偏早階段的銅铙在紋飾方面受到中原早商銅器的強烈影響，之後逐步形成了器形碩大、紋樣豐富、特殊埋藏等地域特征，與中原地區銅铙形成了較大差異。

圖四 南方地區商時期區域風格銅器

1、3～5.銅尊（阜南朱砦、阜南朱砦、江陵八姑台、華容東山出土）2.銅尊（三星堆K1:158、258）6、9、10.銅罍（三星堆K2②：70、K2③:205、205-1、城固五郎廟1964CHWaT:1） 7、8.銅罍（沙市市郊、嶽陽鲂魚山出土） 11.銅铙（新幹大洋洲XDM:65） 12～15.銅铙（陽新白沙铙、1993年甯鄉老糧倉、浏陽柏嘉、1959年甯鄉老糧倉出土）

（四）面飾及人物形象

長江流域發現的銅面飾較多，有人面飾與動物面飾兩類。人面飾見于三星堆、新幹大洋洲、漢中盆地（圖五，1、3、4），亦偶見于殷墟 （圖五，9、10），甯鄉發現的銅方鼎 亦有人面紋裝飾（圖五，5），立體人像主要見于成都平原三星堆器物坑（圖五，2）；動物面飾在三星堆、盤龍城、漢中等地有發現（圖五，6～8），而關中地區老牛坡遺址的人面或獸面飾應與漢水上遊地區關系密切。從年代來看，盤龍城遺址出土的銅獸面飾年代較早，其他地區的人面飾、人像及獸面飾多為晚商階段，安陽殷墟出土的人面飾亦為晚商階段。由于地理環境、文化内涵及宗教禮儀差異，尚不能确認長江中上遊地區此類器是否有相同的禮儀或宗教功能。長江中遊史前玉器中就較多地表現了人面或獸面，如石家河文化流行的獸面玉器 ，良渚文化、淩家灘文化亦有較多人形或獸面形玉器。由此可見，長江流域有将人形或人物變體的器形作為禮儀或宗教用器的文化傳統，長江流域的商代青銅人面形器應當是對此類傳統的繼承與延續。中原地區不流行青銅面飾，多用抽象的神獸形象，殷墟的青銅面具應是對長江流域面具的吸收與借鑒。

（五）虎紋及其它寫實動物形象

長江流域青銅器上的虎紋裝飾主要發現于成都平原、贛江中遊、皖西、湘江流域等地，如廣漢三星堆銅器群和安徽阜南的的銅尊都有虎食人形象，新幹大洋洲銅器群中有立體虎形器（圖五，18），并在銅鼎立耳、扁足等部位塑造虎的形象，湖南出土的虎食人卣極具地方特色 （圖五，19）。中原晚商時期高等級墓葬或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上有虎形裝飾，如婦好墓銅钺 和侯家莊司母戊方鼎有虎食人形象 ，部分裝飾及玉器也有虎形象。中原與長江流域的虎形象有虎食人形象和單體虎紋兩類。前者數量較少，後者在長江流域較為常見，特别是新幹銅器群中有較多圓雕立虎。已有學者專門讨論了虎紋 和虎食人形象 。根據分布區域、數量、裝飾風格等，長江流域是虎紋特征最鮮明的地區。從出土環境來看，殷墟的虎紋銅器、玉石器或皮質器多出于大型墓葬，說明此類器多為社會高層所用。因此，此類虎紋在晚商階段主要流行于長江流域，特别是長江中上遊地區，中原地區的虎紋裝飾應借鑒了南方地區銅器的裝飾風格。

長江流域流行寫實的動物形象，如牛、豬、象、虎、鳥等（圖五，11～19），該類銅器在中原地區亦有發現，多在較高等級墓葬内。整體上看，南方地區的動物形象銅器寫實風格突出，多為立體圓雕。尚無材料證實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此類銅器存在交流。

綜上所述，早商時期中随着商文化南下，有商文化特征的銅器開始在長江流域流布。至早商第三期及之後，長江流域不僅有商式銅器，并且形成了較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器形和裝飾，其中部分因素特别是地域風格的紋飾又被中原地區吸收。這一時期，長江流域出現了多處銅器集中分布的現象，并逐漸形成小區域特色。晚商時期具有商文化風格的銅器遠遠超出了商文化風格陶器的分布範圍，前者在福建 、廣西 、湖南南部 等地都有發現。陶器與銅器分布範圍的差異反映了南方地區各區域并非全面接受中原文化因素，而是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選擇接受其中适應本地文化特征的因素，并使其地方化。

圖五 商時期青銅面飾、人像及動物形象

1.銅人面飾（新幹大洋洲XDM:47） 2.銅人像（三星堆K1:2） 3、4.銅人形面具（三星堆K2③:119、城固1976CHBSXT:15）5.人面銅鼎（甯鄉出土） 6～8.獸面飾（盤龍城P:015、三星堆K2③:228、城固1976CHBSXT:25） 9.人面飾泥範（安陽王裕村出土） 10.銅人面像（武官村M1400:R1116） 11、12.牛尊（洋縣張村1981YZHCT:2、衡陽出土） 13.象尊（醴陵獅形山出土） 14. 豬尊（湘潭九華船形山出土） 15～17.銅立鳥飾（三星堆K2③:107 、洋縣1979YXFT:45 、新幹XDM:26）18.銅虎飾（新幹XDM:68） 19.銅虎噬人卣（日本泉屋博物館藏）

三

玉器是先秦時期往往被賦予宗教、禮儀性質。商時期玉器亦發現較多。商時期中原地區有禮儀意義的玉器對南方地區産生了重要影響，後者不僅模仿了中原地區的器形，還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玉器的禮儀意義。以下從玉璋、戈、“T”形環三類玉器說明中原與南方地區的文化互動關系。

（一）玉牙璋

在南方地區，夏至早商階段玉質牙璋就已分布于成都平原 、澧水流域 等地。大緻相當于晚商時期，牙璋的分布範圍更加廣泛，如在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 、黃陂中分衛灣 、漳州虎林山、漳鋪眉力 、揭陽仙橋山前 、香港大灣 等都有發現，越南境内也發現了一定數量的玉、石牙璋發現 。根據目前資料，刃部凹弧或斜弧的牙璋最早出現于山東龍山文化（圖六，1）。龍山時代晚期的陝北石峁遺址發現了大量牙璋 （圖六，2、5），形制應略早于二裡頭遺址的同類器。二裡頭遺址的牙璋是對龍山時期器形的繼承（圖六，6），之後鄭州 、許昌 等地的早商時期牙璋則與二裡頭文化同類器形制相近（圖六，3、4）；與此大體同時，該類牙璋已見于長江中遊 （圖六，7、8），長江上遊亦發現較多（圖六，9～12）。晚商時期嶺南地區發現了一些的玉、石牙璋（圖六，13～18）。前端分叉的牙璋最早見于石峁遺址（圖五，5），二裡頭遺址也有此類牙璋 。南方地區出土此類器最多為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 等遺址，漢中盆地有形制類似的銅質牙璋。嶺南地區發現此類牙璋較少，僅在揭陽采集到2件刃部分叉的石質牙璋 （圖六，17、18），似乎說明該類牙璋在嶺南地區不甚流行。

中原早商時期的牙璋在繼承二裡頭文化時期同類器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而成都平原的牙璋應與二裡頭文化對該地區的影響有關。嶺南地區的玉、石牙璋器形模仿和借鑒長江流域或中原地區的同類器。晚商時期牙璋的流布範圍猛然增大，不僅見于長江中、上遊，在九龍江、珠江甚至越南的紅河流域也有發現，分布遠遠超出了晚商青銅器向外的播及範圍，體現了南方地區對不同種類中原禮器接受程度上的層次差異。

圖六 夏商時期的玉、石牙璋

1.大範莊77：2 2.石峁 SSY85 3.許昌大路陳村 4.鄭州二裡崗楊莊58:1 5.石峁SSY17 6.二裡頭75YLⅦKM7:5 7.石門桅崗M1:04 8.黃陂中分衛灣 9.三星堆K2③:201-4 10.三星堆K1:03 11.三星堆K2③:174 12.三星堆K2③:314-2 13.虎林山M19②:4 14.雄仁81:1 15.南丫島大灣 16.漳浦眉力出土 17.揭陽JY21:2 18.揭陽JY21:2

（二）玉戈

玉戈分布地域十分廣泛，且延續時間較長。學者已有細緻研究 。早商時期中原地區玉戈較為流行，一般見于大型墓葬或級别較高的聚落，形制變化與銅戈有相近的演變趨勢，即由二裡頭文化時期的窄長趨向寬短（圖七，1～5）。長江中遊的盤龍城是商人在長江流域設置的重要據點，其貴族墓葬有與中原形近的玉戈，部分器形較大（圖七，9～11）。早商第三期及之後，吳城、新幹大洋洲的玉戈與盤龍城的相近（圖七，12、13）。長江上遊三星堆遺址出土較多玉、石戈（圖七，14），産生了戈與璋結合的新型牙璋（圖六，10）。閩江、九龍江流域晚商之前未見玉、石戈，而多見石锛，這與粵東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十分近似，福建 、廣東 等地區在晚商出現了大量玉、石戈（圖七，15～17），尤其墓葬中多見，如虎林山墓葬随葬玉、石戈，石矛，以及銅戈、矛等 ；大埔斜背嶺M20有石戈發現，亦見玉玦等 ，這些玉石器的出現應與贛江流域吳城文化對嶺南地區的影響有關。可見，玉戈最早見于中原地區，早商時期傳播至長江流域，晚商階段再傳播到嶺南地區。中原地區的戈有嚴格的禮制意義，多随葬于高等級墓葬，而長江流域則玉、石并用，嶺南地區多為石質，且形制變化，器形多短小，出于墓葬或遺址，推測其功能與中原地區相比也有變化。

圖七 夏商時期的玉、石戈

1.偃師二裡頭87YLⅥM57:21 2.偃師二裡頭75YLⅥKM3:11 3.鄭州白家莊C8M7:9 4.鄭州北二七路BQM2:14 5.鄭州北二七路BQM1:17 6.安陽小屯西北地M11:5 7.安陽郭家莊M26:2 8.安陽殷墟西區M701:06 9.黃陂盤龍城PLZM1:33 10.黃陂盤龍城PYWM11:43 11.黃陂盤龍城PYZWM11:52 12.新幹大洋洲ADM:665 13.樟樹吳城1974QSWT3③: 337 14.廣漢三星堆K1:14-1、155-1 15.漳州鳥侖尾M16:5 16.漳州狗頭山M2:6 17.漳州虎林山M3:13

（三）“T”形玉環

“T”形環是指截面呈“T”形，内緣呈管狀凸起的玉環。商時期該類器較多，如殷墟大墓中多見 （圖八，1～4），也見于南方地區。目前該類器的最早形态見于中原地區龍山時代，夏至早商時期中原地區仍有發現 。晚商階段，中原地區的此類器主要見于殷墟及周邊的大型墓葬。長江流域“T”形玉環見于廣漢三星堆（圖八，5）、新幹大洋洲（圖八，7）、湖南甯鄉王家墳山、甯鄉三畝地（圖八，6）及衡陽杏花村 。嶺南地區主要見于福建福清東張 、光澤池湖 、廣東曲江石峽中層 、大浦斜背嶺（圖八，8）、大浦應頂湖 、香港南丫島大灣、東灣 ，廣西田東鍋蓋嶺 （圖八，10）、武鳴獨山岩洞 （圖八，11），在越南也有發現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中原和長江流域的“T”形玉環的年代較為明确，而嶺南地區某些材料的年代尚不明晰，珠江流域部分遺存的年代亦需進一步判斷。廣西的該類器明顯偏晚，越南出土此類器年代可能為晚商時期。中原地區無疑是該類器的起源地。晚商時期是該類器向外傳播的最重要時期，影響範圍不僅包括長江流域，還輻射嶺南及東南亞地區。依文化傳播路線來看，吳城文化是向閩江、九龍江流域及粵東地區的主要傳播源，湘江流域則對珠江流域有一定的影響。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中該類器物十分發達，其上述影響可能到達了西南地區。

圖八 夏商時期的“T”形玉環

1.大司空南地M25:8 2.花園莊東地M54:352 3.侯家莊M1002 4.殷墟西區M701 5.三星堆K2②:21 6.黃材三畝地銅铙内 7.新幹XDM:651 8.大浦斜背嶺M20:19 9.香港南丫島 10.廣西田東鍋蓋嶺M2 11.廣西武鳴獨山岩洞

總體上看，“T”形環與璋、戈等玉器似乎都是在商時期由中原地區對外輻射到周邊地區。長江流域則是向嶺南地區或東南亞地區傳播的中轉站。此類玉器的傳播空間上超出了陶器、銅器，影響更加廣泛。

四

中原地區對長江流域及鄰近地區的文化影響力十分強大，使用早商時期商式陶器的聚落分布于長江沿線地帶，部分因素對贛江、澧水等流域都有影響。早商第三期及之後随着商文化分布範圍的收縮，晚商時期與商文化中心區相近的陶器組合見于鄂東北地區，商文化在陶器層面對南方地區的影響力大大減弱。與之對應，長江流域流行的原始瓷、印紋硬陶等則對中原地區産生了一定影響。中原與南方地區在陶器層面體現了此消彼長的雙向互動方式。

早商時期商式銅器多見于商文化遺存甚至是商人墓葬，數量不是很多，分布範圍也比較有限。晚商時期商式或商文化風格銅器則在長江流域紛紛出現，其中商文化風格銅器分布更為廣泛。與陶器相比，銅器互動的持續性和單向性更明顯，也就是說，長江流域銅器的出現和發展與中原地區的影響息息相關，而長江中上遊地區的晚商階段青銅器形成的區域風格對中原地區的影響較小。晚商時期長江流域銅器的發展呈現突發性和複雜性，突發性表現在幾乎同一時期出現多處銅器集中分布區；複雜性則表現為器類組合及文化因素構成複雜，銅器組合往往與中原地區不同，未見嚴格配制，器形不僅有商式風格，亦有地域特色及融合特征。晚商時期長江流域多見商式銅器，少見商式陶器，說明不同器類的互動方式不一緻。推測銅器互動背後或有商王朝的有意推動，以達到更大範圍内的宗教、禮儀認同，邊緣地區也可能對銅器這種高等級或蘊含特殊含義的器物追求和仰慕。

中原玉器對南方的影響強度又超出了銅器。各類玉器最早見于中原地區，商時期繼續發展，南方地區玉器的出現晚于中原地區，且有明顯的文化傳播路線，伴随着玉器在南方地區傳播空間的擴大，器形演變存在一定滞後性。與銅器相比，商時期中原地區的典型玉器影響到了長江流域、嶺南及更廣大的範圍。因而，南方與中原在玉器層面的互動方式與銅器相近，都是強弱分明。銅器對南方地區的輻射力不如玉器強，可能與銅器制造技術和用玉傳統有關。制造銅器需要更多的工序協作和原料加工，而制造玉器相對簡單，嶺南等地也有制玉的傳統，由于嶺南地區文化發展程度較低，似乎更易接受有本地傳統的新器類。陶器制作簡單，但為日常生活用器，區域特征顯著，而玉器具有禮儀或宗教意義，對外影響和互動範圍更大。

商文化器物在中原與南方的互動模式，因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等表現出明顯差異。各類器物的互動範圍由中原逐漸向南，分布态勢呈“層層浪花”式，陶器的分布範圍居于最内，銅器的範圍較廣，玉器的向外影響最為廣泛。中原與南方地區的三類器物相互影響與吸收，不斷調适，這種調适在南方地區尤為突出。在有宗教、禮儀意義的銅器、玉器的互動中，中原地區發揮着主導作用，這種互動不斷進行，有效促進了中原與南方地區文化交融和區域文明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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