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秦之變的第二個變化，是人際關系和人的道德水平的變化。

周制是一個小共同體時代，當時的封國并不大，也就幾千人或幾萬人，裡面再分封，每個人具體生活的小社會可能就幾百人，就像今天一個大村子那樣的規模。

這樣的社會，誠信度往往比較高。為什麼呢？用秦晖先生的話來說，從“經濟人的理性”角度來考慮，在這樣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都有或遠或近的親戚關系，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長期地、反複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反複博弈”。人們當然不會選擇一錘子買賣，而是會将“誠信”作為處世的基本原則。所謂小共同體，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大村莊，民風自然很淳樸。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結論。

而變成了一個大共同體後，中國就從血緣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裡，人和人之間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錘子買賣”。舉個例子，開在小巷深處的小飯店的飯菜通常很可口，因為來吃的都是老主顧；但是火車站邊上的飯店就差勁多了，因為來吃的都是流動人口。因此在陌生人社會裡，人和人之間的欺詐行為越來越多，甚至親人之間也很冷漠。所以秦代建立之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種脈脈溫情就逐漸消失了，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冷冰冰的社會。賈誼說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意思是秦人分完了家，兒子到爹家借個鋤頭，當爹的都不願意；母親到兒子這兒拿個掃帚用，兒媳婦叉着腰就破口大罵。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二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頭再講講儒家。

孔子是古今中外最為特殊的一個思想家。為什麼這麼說呢？

孔子沒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老子、墨子、韓非子，他們都各寫了一本書。隻有孔子一個字也沒寫過。《論語》不是他寫的，是他的弟子們寫的。為什麼呢？是因為他文筆不好，怕露怯嗎？不是。因為他的主張就是全面回到過去，因此不需要創新。

西周之時，并沒有“儒家”這個詞。為什麼呢？因為儒家所主張的，其實在那個時代就是西周社會活生生的現實，是習以為常的具體生活。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西周的生活方式已經開始被抛棄，這時才出現了儒家。儒家其實沒有“學說”，它提倡的就是全面複古，恢複西周的一切。也因此，後世曆代儒生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回到“三代”，說白了其實就是回到西 周。

所以孔子說他“述而不作”。儒家已經有了系統化的經典，周代傳下來“五經”，因此不需要他勞神再去寫作。他需要做的，就是整理和傳授而已。

所以，孔子并沒有創新，他風塵仆仆到處遊說，是希望當權者能按他的意圖來“從周”；他廣收門徒，四處講學，也是為讓更多的人能傳承“周公之道”，散播更多的文化火種。所以，儒家這一學派真正的始祖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自己也說，周公就是他心目中神一樣的存在，他經常夢到周公。所以漢代儒生堅持認為，儒門的宗主是周公，周公才是“先聖”，是開創者。孔子不過是“先師”，是傳授者。這個想法孔子如果得知，肯定會舉雙手贊同。

三

孔子為什麼要回到過去呢？主要是他非常反感春秋戰國的時代變化，反感人心不古。

雖然孔子活着的時候，秦國還沒有統一天下，但是随着各國間的戰争日趨激烈，周秦之變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中國的血緣社會正在崩潰的過程中，孔子對“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禮壞樂崩”“世風日下”這些“陌生人社會”的苗頭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湧說：“從我們兩千多年後的人的角度看，在這方面，孔子可以說是最早看到專制将腐蝕了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的先 知。”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複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并立的狀态。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态，道理很簡單：隻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孔子反對社會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反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對民衆的壓迫加重。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故事——也許不是史實，但是很傳神地說明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到一位婦人在新墳前哀哀恸哭。孔子停下了車，詢問是怎麼回事。婦人說：“我是在哭三個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先後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驚：“虎患如此嚴重，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婦人說：“因為這裡雖然有老虎，卻沒有嚴酷的政治剝削啊！”

孔子聽罷，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歎：嚴酷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猛！

這隻老虎，就是越來越集權的國家。孔子雖然未見到商鞅變法，但是他經曆了春秋戰國之際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魯國的“初稅畝”。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 《春秋》譏焉。（《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上》）

“初稅畝”是國家增強稅收能力的一種改革。孔子對這種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對。

四

面對“集權國家”這隻新出現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曆史的車輪，回到過去，消滅這隻老虎；法家卻主張前進，主張更快地推動曆史的車輪，讓這隻老虎越來越兇猛。

那麼，我們反觀曆史的發展，孔子的主張顯然是脫離現實、不可能實現的。人類社會從小共同體社會進入大共同體社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中央集權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秦王朝統一了度量衡，為建立全國性統一市場奠定了基礎；廢除了封建等級制，讓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平民從底層向上奮鬥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别是終結了各國混戰，天下大部分地區歸複和平。這些都有利于大範圍内的物資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遙遙領先。歐洲一千多年後才結束了封建制，建立統一民族國家。而日本則直到明治維新後，才做到這幾點。

王夫之因而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毀而選舉行……勢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郡縣制比封建制有很多優勢，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說是一種天 意。

而且，儒學主張血緣關系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也是一個過于簡單化的方案——這在小共同體時代也許可以實現，到大共同體階段顯然就不行了。所以現在新儒學認為儒學包治百病，甚至認為“21世紀就是儒家的世紀”，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啟發作用。

是的，中國社會早晚要走出血緣紐帶，要走向大共同體，但是大共同體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國的方式？是否必然與小共同體不兼容？不見得。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系取代。正如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制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衆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事實證明，這不利于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可能通過“反向的周秦之變”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國寡民。但是，儒家反對權力過度擴張，強調家族自治，對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事實上，後來的大儒顧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來限制皇權，“無強宗是以無立國”，沒有強大的宗族就沒法立國。他說唐代“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複，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衛于一旦倉皇之際”，唐代的君主雖然知道不能恢複封建制，但是還是保留了魏晉時再度發展起來的大家族制度，這樣的話，天下蒼黃之時，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雖然他對唐史的這種解讀不見得正确，但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貫之的體現。

（來源丨《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國》 作者丨張宏傑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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