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已進入尾聲。為了豐富劇情，強化戲劇沖突，劇中對原型人物吳周氏的身世做了重大改動。朝廷命婦“安吳寡婦”吳周氏本是陝西泾陽破落戶周家的養女，以良人身份嫁入吳家，而劇中孫俪飾演的周瑩則是江湖藝人周老四的養女，被養父賣入沈家做婢女，從沈家出逃被吳家少爺容留，後又成了吳家的少奶奶。“奴婢”是這部七十多集女性傳奇故事的起點。

《那年花開月正圓》劇照

《那年花開月正圓》的時代背景設定在清朝末年。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仍舊延續前代的社會治理手段，将人以身份作良賤之分，賦予不同的法律地位，使之相殊有别，從而分割社會群體，制造一種明顯的身份等差的社會秩序，以便鞏固專制統治。依照清代律法，士農工商之外皆為賤民，奴婢則是賤民的代表。

清代奴婢的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入關前後被掠、被迫投充為奴婢者；二是因各種罪名被沒入“奴籍”的；三是價賣為奴者。奴婢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在屬性上人、物參半：一方面，奴婢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有行使部分民事行為的能力（比如婚姻、收養、财産繼承等）、在程序法上也有訴訟能力；而另一方面，奴婢可以被作價買賣，一切人身權利聽憑買主處置，且多數情況下“物”的特征較人的屬性更為明顯。

中國曆史上，為奴之曆史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三代盛時，惟罪犯為奴；周衰，始有鬻身一說；秦漢以後變本加厲。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前，存養奴婢是身份特權的一部分。清順治三年《大清律》第一次頒布時，照抄了明代戶律中“立嫡子違法”條關于庶民之家存養奴婢的相關規定，附加注釋變為“若庶民之家存養（良家男女為）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下放了存養奴婢的權利，其主要目的在于，依靠維系遊牧民族的奴隸制的遺存以維持滿洲旗人的特權。放權之餘，清政府通過條例的形式對法律進行變通，進一步為民間人口買賣打開法律缺口。

立契價賣奴婢的交易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加蓋有官印的契約，即紅契。官方規定的奴婢交易程序參見《大清律例·刑律·盜賊下·略人略賣人》相關條例：“凡買賣男婦人口，平官媒詢明來曆，定價立契，開載姓名、住址、男女、年庚，送官钤印……倘契中無官媒花押，及數過三人者，即究其略賣之罪。倘官媒同棍圖興販，及不送官印契者，俱照例治罪。”

然而民間最廣泛的奴婢流通形式仍然是有刑事風險的、無官方钤印的白契。依照法律，白契所買奴婢等同于雇工，但在康熙十一年到嘉慶六年，一百二十四年間清政府共計十三次頒布條例承認白契奴婢的合法性，将白契價買奴婢與“奴生奴仆、印契所賣奴仆”在法律地位上等同起來，統一“造冊報官存案”，隻在是否可贖身問題上加以區分。法律禁止性規定在實踐中被架空。

《那年花開月正圓》開篇時間大緻清道光年間，在這一時期，民間立契價賣奴婢的交易模式已經形成，賣家以官牙人、牙人為交易中介，與買方訂立契約。

通過《中國曆代契約彙編考釋》中收錄的道光年間奴婢買賣契約三份，可以一窺當時奴婢買賣情況：三份契約皆為白契，形式仿照紅契，記載出賣人身份，标的奴婢來源、年齡，買受人身份，合同金額，價款交付方式，标的奴婢健康狀況、生辰八字、出讓人身權利範圍，标的奴婢合法性聲明，出賣人責任。契約結尾标注定立日期，附出賣人、中介畫押，有時也有标的奴婢本人、代筆人、其他介紹人（稱“引領人”）畫押。

奴婢交易價上下浮動較大，最低的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安徽歙縣江長發林轉賣十三歲婢女榮娣，“三面言定的受身價洋銀拾叁兩五錢正”，最高的為道光二十四年福建閩清縣江清輝轉賣婢女十五歲雲鸾，“三面言議，賣斷出身價錢七十八千錢文正”，是榮娣身價的六倍多。安徽徽州錢邦貴出賣十四歲親生女領兒的文契中，“當日請憑引牙說合，賣得價處大錢貳萬文整”，按照一兩等于一千文的等價關系，《那年花開月正圓》中周瑩十五兩的身價顯然屬于偏低的。

晚清婢女，蘇格蘭攝影師、探險家約翰·湯普森（John Thomson）攝于1868

無論價格高低，都不影響奴婢買賣的性質。由于外部法律環境的不确定性，奴婢買賣伴随着緻使買家受到法律懲罰和财産損失的雙重風險，法律雖然剝奪了奴婢的人格權利，但卻不能束縛住奴婢的雙腳，奴婢買賣風險再添一重。因此，奴婢買賣十分重視标的物（奴婢）來源的合法性，同時強調賣方提供足夠的擔保。

奴婢買賣中的賣方多半“錢糧無錯”、“衣食不周，難以度日”，急着用錢，為了促成交易，出賣方幾乎負擔全部的風險，“如有來曆不明以及走失拐逃，并一切等情，據系出筆人一面承當”，“身家不得私自擇許，亦不得引誘潛逃，以偷竊衣物等情。若有此情坐，身即行尋交歸償……抑若逃出疏虞，不幹東人之事”。更有甚者會在契約簽訂的同時，由出賣人與中介共同出具擔保文書（時稱“包字”），承諾對奴婢逃跑等情況承擔連帶責任。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歙縣江長發憑媒出賣婢女榮娣與黟邑（今安徽省黃山市黟縣）胡某。買賣雙方居住地相距三十裡，每年三月杏花極盛，觀者雲集，十分熱鬧，外來人口多，人口流動性大，買方“尤恐隔邑，人性不定，私竊物潛逃”，江長發同媒人王百弟、王黑塔立包字存據，約定“如有逃走等情坐，身及媒人等找尋送門。倘若不獲，甘陪身家無辭”，承諾若婢女私逃，出賣方及媒人負責尋人，尋人不得則賠償損失。

可當風險真正發生時，出賣人和保人根本無力履行合同，買受人的利益難以通過契約得到充分保障，往往隻能自行向官府尋求救濟。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安徽省黃山市休甯縣人汪松如出賣“一仆名喚登科”與“同都十圖汪名下為仆”，約定“如有偷竊逃走等情，盡是承當”，且有中介人程孔友出具包字。交易完成之後，“登科”被新東家更名為“進祿”，不到一年便逃走。新東家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向巢縣（今安徽省巢湖市）知縣禀狀告訴，“伏乞憲天太老爺殿準賞案，永杜禍害。”

滿清建國立法以滿洲為本位，極力維護奴隸制度，奴婢被視為主人的财産，奴婢私逃即是對主人财産權利的侵害，構成“盜人罪”，犯罪主體是私逃奴婢，客體是主人的财産權益，需要負刑事責任。康熙年間對逃奴問題進行改革後，對于私逃奴婢的處罰有所減輕。《大清律例·刑律·鬥毆下》規定：“有背主逃匿者，照滿洲家人逃走例，折責四十闆，面上刺字，交與本主，仍行存案。”

白契價買奴婢通常未經報官造冊，法律地位仍等同于雇傭工人，買受人權利并不當然地依據清朝律法進行保護，官府是否插手尋人幾乎全憑官員意志。進祿的新東家為了尋人，沒有強調自己所受的經濟損失，而是強調奴婢逃走後“恐入匪類”，對社會治安造成的潛在威脅。在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情況下，發生類似電視劇中沈家少爺自行尋人的情形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年花開月正圓》劇照

奴婢買賣是所有人口買賣類型中最為普遍的，每當國家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或是發生社會動亂，人口買賣，尤其是非法人口買賣難以避免。而這種買賣牽涉到身份轉換，奴婢由良入賤，直到獲贖、獲放，與主人始終存在隸屬關系。由良入賤易，由賤從良難，女性、兒童往往屈居于父權家長的掌控之下，難以自保，常常被物化、淪為被販賣的客體，迎接這些婦幼的通常不是傳奇的創富故事，更不是“五個男人愛上我”的愛情童話，而是被一紙契約束縛、被蹂躏、被壓迫的悲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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